深度好文：通过一生经历，看苏轼儒释道思想的转变！

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家庭的苏轼对于致君尧舜曾深以为然，也曾平步青云的他人到中年也不得不避世悟道。

波澜起伏、九死一生的仕途之路并没有使苏轼颓废，反而成就了他的超越、超脱，他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而超越佛老，最终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复杂人格。

本文意在对苏轼各个人生阶段创作诗词的解读，剖析苏轼的心路历程，进而分析苏轼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的复杂人格。

儒家思想

在文学艺术方面，苏轼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全才。

他七岁知诗书，十岁有“当时之志”，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引导，以修身为出发点，爱物仁人、济世救民为理想，最终以期实现平天下的伟业。

可以说，儒家思想为苏轼指引了一条十分明确的入世之道。没有辜负年华与才华，二十一岁同父兄进京应试的苏轼，一举创下了北宋科考最高分的惊人成绩，欧阳修也不禁赞叹：“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且看这首《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长于豪放，亦善婉约，这首伤春之作意蕴丰富，既有对暮春的感伤，又有含蓄婉转的情爱之思，词终又饱含了一份意欲奋发有所为却未能如愿的抑郁之情。

纵观全词，诗人用朦胧的笔触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表现的淋漓尽致，却又点到为止，令人回味无穷。其中，“天涯何处无芳草”与“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句也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再看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与妻子王弗鹣鲽情深，奈何王弗二十七岁便撒手人寰，苏轼的内心悲痛不已，十年后梦中相见，当年闺房种种又历历在目，不免潸然泪下，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字字句句皆情真意切，这样的肺腑之声，实在叫人过目难忘。

苏轼崇敬陶潜，早年为官时便已然了悟了陶潜“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宇宙观，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自嘲的“一肚子不合时宜”大概如此，人生一世，来来去去，不过如同飞鸿在雪地里留下的爪印，雪化了便什么都没有了。

看似有些消极的思想，深藏的是一颗淡泊的心和对于往事的眷恋。

凤翔赴任时与弟远别，他赋诗一首，说：“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苏轼情感丰富、怀揣天下，他是一个极单纯的政治者，将入世作为一种途径，从政是兼济天下的一种方式。

正所谓“寓于物而不居于物”，苏轼自入仕起便秉持着一种淡泊名利的品格，太过纯正的“爱物仁人”的儒家思想，使他从政的每一步都走的太过刚直。

眼看着北宋积贫积弱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局面，苏轼主张改革，却反对王安石过于激进盲目的措施，此般矛盾的政治态度，让苏轼夹在两党之间艰难生存，胸中的一股“浩然正气”让苏轼无法与结党营私的人为伍，在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见谅于旧党的情况下，苏轼愤然自请离京。

这其中自然有他的深思熟虑，也难免意气，此番离京终再难得一展宏图的机会不免有些遗憾。

但这样的经历对平步青云的苏轼而言是挫败的又是宝贵的，八任知州他积累无数功绩，人生到处又攀上了他文学造诣的高峰，政治悲剧酝酿文学成就是一个有理可循的模式，那些真正有才华的文人，政治的失意让他们清醒了悟，返璞归真，如陶公豁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醉翁畅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如此看来，儒道思想大有一种承接的意思，当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仕人陷入苦海时，佛老思想是他们救赎自己的一种很自然的选择，由入世到出世，最终选择遁世，若真如陶潜般“但使愿无违”，倒也不失为一种对人生的超脱。

而苏轼的不合时宜，又在于此，有人说儒家思想是加法，而道家是减法，儒家要求学者建功立业，不断进取，而道家要求为人淡泊名利，洁身自好。

看似矛盾的两种思想，对于此时的苏轼而言却是同一的，建功立业却淡泊名利，因为建功立业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而淡泊名利所要求的正是依托功业，却不能寄托于功业，迷失自我是人性使然，有太多人在尔虞我诈中忘记了自己最初是为了“平天下”而追求高官职，反而以儒家思想作为伪善的外衣，不择手段的谋求万人之上的至尊荣耀，最终落得万劫不复。

而苏轼将两者合二为一，既不加也不减，奉出本心、本我，以道家思想自守，以儒家思想进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直到自请离京之前，淡泊名利的道家思想时刻规正着苏轼积极入世的人生道路，虽无求仁得仁，但保初心不变。

道家思想

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兼济天下很难，独善其身却很简单。苏轼一生中最为重要复杂的也是这个阶段——自请离京到流落儋州，这漫长曲折而艰险的四十多年岁月中，儒道思想不断融合，道家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影响比重不断加大，他常常会以“道法自然”为精神基础去思考一些人生哲理。

同时可以发现，儒道思想相融的优势显而易见，苏轼没有像其他文人官员那般忧愁怨愤，反而在接连到来的人生困厄 中不断地思考人生、超脱自我。

时年苏轼三十四岁，他深恶痛绝官场的蝇营狗苟，深感壮志难酬，遂自请出京，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

初到杭州时，苏轼偷得浮生半日闲，过了一段比较清闲的日子。

不必再理会党派纷争，有时间体悟山水之情。他与客同游杭州，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不胜酒力的客人还未完全领略西湖的美景便入醉乡，他为免客人遗憾，便赋诗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庄子主张“妙不可言，言不尽意”，恰如陶潜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道家的文学是这样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精神感悟，它会留给读者以无限遐想的空间，恰如苏轼笔下的西湖，不同于白居易写千山、写碧水、写“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花，他直言西湖很美，像西子一般如何都美，这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而不拘泥于一山一水了。

道家所谓大象无形，真正美的事物，是无法用言语描绘出来的。

离京以后，道家思想对于苏轼的影响逐渐加强，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人生深入浅出的体悟。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送别老友钱穆父时，作《临江仙·送钱穆父》一词时，一改以往送别之词的感伤忧愁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直抒性情，矿大洒脱。

结尾时，苏轼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虽多少寄托了些仕途缥缈之感，但更多的是对友人的慰勉，人人都是世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的聚散和江南江北呢？

这恰是“无为”精神的体现，表现出一种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在密州时，苏轼作《水调歌头·丙中秋》，词中句句饱含人生哲理与其对自由的向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道家超然世外的生活态度，使苏轼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如他在赤壁赋中说“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但这种出世的思想此时在苏轼的心中还比较淡泊，所以他立刻就否定了之前的想法，天宫虽富丽堂皇，却高寒难耐，不如在月下起舞与自己的清影为伴。

不论佛老思想如何助苏轼超脱，但他始终是一个“务实”的儒家君子，因为胸怀天下大志，便无法追求那个虚无的精神境界，羽化登仙对于苏轼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宽慰。

至此，苏轼豁然开朗，心中的波澜也平息了。紧接着，苏轼望月又生伤情，中秋佳节不能与弟团圆，无限忧愁。苏轼对于弟弟苏辙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故地重游，举头望月之时，这份思念之情越发深刻，以致于他甚至无理的埋怨明月，为何总要离别时才圆呢？

但笔锋一转，他宽慰自己又为明月开脱，事实如此，向来难全。

他向天下离散人寄出美好的祝福，希望时空不要成为他们团聚的阻碍。

这表现出诗人对时空、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是如此，尽管天各一方，但如果能够精神相通便如同在一处了。

词中苏轼心绪辗转曲折，波澜起伏，在现实和期愿中挣扎，好在最终悟出的人生哲理让苏轼超脱。他并不完全超然的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出能够让他“随缘自娱”的生活方式。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仍主导着苏轼的抉择以及生活态度，尽管他已经开始对“入世”和“出世”有所纠结，但从《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仁人爱物”的儒家君子风度让苏轼深受百姓爱戴，“千骑卷平岗”和“倾城随太守”的盛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曾慨言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虽才行高世，却温和待人，胸无城府，故为人所喜。而词中的酒后真言更是句句透露着自己作为儒学君子的志向：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阙还在自嘲自己已生白发，下阙却反问两鬓微霜那有何妨？我仍旧可以为国效力。之于天下大志，此时的苏轼仍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相信朝廷，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尽管自己不得意，他仍向朝廷竭力保举五十八岁高龄的的刘景文，使刘得到小小升迁。他勉励友人的同时也在勉励自己：

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诗的前两句写景，“荷尽”、“残菊”的萧瑟之景暗喻两人已近暮年，紧接着突出一个“犹”字，强调菊花犹能傲霜斗寒，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年迈就对仕途失去信心呢？

即使冬景萧瑟冷落，但不要忘了，来年秋时硕果累累的时刻。可见，苏轼对仕途和朝廷一如既往的满怀期望。他自请离京是厌倦党派之争，认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一展宏图，但他认为只有入世——积极进取，才能实现他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尽管现在失意，但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见，儒家思想之于苏轼的根深蒂固，以致于道家思想在政途上也成为它的依托，陶公所谓“心远地自偏”的遁世思想之于苏轼则是“山头斜照却相迎”。

可以说，因为名利已经远去，儒道思想对苏轼而言就更加的融洽，他不再需要借助功名地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独善其身让他没有束缚，自然旷达洒脱的多，也是因此促成了他豪放词风的形成。

佛家思想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时，例行公事上表一封，却被有心人做了文章，说他“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皇帝不衷，因而被御史台逮捕，历经险境，九死一生，终是王安石“一言而决”，使苏轼从轻发落，贬谪黄州。

这一事件对苏轼打击巨大，成为他人生与人格的重要转折点。

初到黄州时的苏轼是心有不甘的，他抬头望月时再无“乘风归去”的雅趣，明月已是缺月，起舞再无清影，变作一缕“缥缈孤鸿影”。回首匆匆，他心中有恨却无人能懂，只余无限幽独孤寂，叹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佛老思想与“入世”的斗争，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苏轼渴望入世，但朝野上下他都无法一展宏图。

诗人此时是苦闷的，他“夜饮东坡醒复醉”，百般思索也无法如同从前一般借助佛老排解优思，因为此时“出世”与“入世”成为苏轼心中一个巨大的矛盾，他犹豫不决，向前已无路可走，而自小树立的当时之志又教他不可退缩，该如何呢？

诗人心中烦躁，愤愤然道：“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许是想起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肆意，苏轼心中已隐有抉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终于，苏轼看破了人生真理，选择了出世，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一个胸怀大志却无城府的学者是无法在北宋那样矛盾纷繁的官场生存的，加之苏轼不愿违背本心，他没有遇到康熙盛世那样好的时代，无法一展宏图抱负，却也是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成就了他文坛巨匠的地位。

所谓得失，大抵如此。

苏轼并非自小信佛，事实上，佛教的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在他的人格表现中渐趋明朗的。苏轼有一个叫佛印的好朋友，传闻佛印的前世是明悟和尚，而苏轼的前世是五戒和尚，佛印为度化苏轼转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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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以前的苏轼，或许只以佛印为友，而此时谪居黄州的苏轼，则已然相信佛印是前来度化自己的人了。

他在《南华寺》一诗中如是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生死总是能够让人看明白很多事情，庙堂之高处也许真的不适合苏轼。

佛家因果轮回的思想让苏轼看破“营营”：“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这里所说的“事”便代表便指名利得失之事，此事自有因缘，得者必强，而失者必弱，无需再过分介怀了。此时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在苏轼的心中已然泯灭了，“水利万物而不争”成为了他这个时期的自处信条。

苏轼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此时的苏轼，也真正攀升到了“静”与“达”的境界。且看他醉归遇雨的抒怀之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是逆旅行人，由风雨联想到自己的人生起落，但苏轼并不悲愁落寞，他搏击风雨、笑傲人生，回首来路萧瑟、人生起落，无非是晴雨般寻常而已，那些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佛家认为“世间万物本不可得”，拿起什么就把它放下，爱不释手是烦恼，难舍难离是痛苦，所以执着什么就把它看破，苏轼已然看破了他从前所执着的“橙黄橘绿时”。

不过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在这个时期可以集中以一首《赤壁赋》来分析，在这篇赋中，苏轼谈及了他参悟的许多人生哲理。有他对自然的崇拜，“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有对自由的向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有他对个体生命的思考，“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儒家君子的风度融入对生命的思考，已然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

有对宇宙的探索，“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爱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无穷尽也”，宇宙是无穷的，个体便渺小至极，而生命短暂，时间时空无尽，用有限感受无限，便可知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世间有如此浩渺的事物又何必为名利荣辱蝇营狗苟。

苏轼胸中长存浩然之气，而又利万物不争，超脱之后的他以达天地境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尽管已经出世，但消沉过后的他仍秉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曾说“诗酒趁年华”，而如今年华老去却并不服老，他的不屈不挠此时变作了与时间的赛跑，仿佛又回到了曾今倾城出猎时“聊发少年狂”的他，而显然，如今的苏轼已然超越了那时的自我，赋予了自己人生新的意义。

萧瑟一生

苏轼的思想始终是以儒家的“仁人爱物”为根本的。

直至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人生理想都是致君尧舜，不独独善其身，更兼兼济天下。

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自己的仁政思想，极受梅尧臣与欧阳修的赏识，此后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本以为如此便可“平天下”的时候，王安石震动朝野的变法让守孝归来的苏轼发现，此时的朝廷再也不是他二十岁时所期望的实现理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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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没有了，理想却不会变。远在密州的苏轼常常借酒抒怀，他仍怀着一腔热血，期望报效朝廷。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例常的奏书被大做文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苏轼，终于泯灭了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从此真正淡泊名利，但“仁人爱物”的思想教他始终亲政爱民，任一方官员，便造福一方百姓。

之于自己，苏轼开始参禅悟道，去体会人生，感受无限。苏轼曾在《答李之仪书》中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

盖如此，在屡遭贬谪，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佳作频出。

起初，苏轼追求的是远大志向，平步青云使他满怀信心；

后来，苏轼追求的是旷达，人生起落，“利万物而不争”使他超脱、超越。

苏轼的一生虽未求仁得仁，但好在舒畅总是多于愁苦的。事实上，一件事情之于自己的喜乐，在于你怎么看待它。而苏轼最为擅长的一点便是“化解矛盾”。

人生中充斥着无数的矛盾和选择，苏轼对于儒释道思想的灵活转变，使他上至人生大事，下到望月愁思都使自己得到了解脱。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天道酬勤。

这就是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