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苏的一位叫做陶秀华的姑娘正在修路,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有些疲惫,正准备找地方稍作休息之时,地面上一个金光闪闪的疙瘩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走过去将这个疙瘩捡了起来,仔细端详,这个疙瘩通体被泥土包裹着,看不清楚本来的面目。于是陶秀华将这个闪着金光的疙瘩揣进了兜里,她准备找一个小渠,将表面上的土清洗干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一番清洗之后,表面的泥土被冲洗干净,这个疙瘩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原来是一枚金色的印章,但是陶秀华并不认识印章下方刻着的字符,因此,也搞不清楚它的来历。
捡到金色印章的陶秀华非常高兴,她邀请工地上的工友们一起来观看,大家都啧啧称奇,经过一番传看过后,大家都确定,这枚金色印章的材质是金子!
陶秀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能明白一枚金子做成的印章的珍惜性,因此她决定上交国家。
在上交国家之后,这枚金印在各个地方展览,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邻国日本的耳朵里,并且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的各个博物馆都纷纷请求,想要在日本展示这枚印章。
据他们说,是因为解开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谜团,可江苏离日本,不止千里之遥,在江苏捡到的印章又与日本有什么关系呢?
这枚金印被陶秀华上交国家之后,组织迅速召集了专家,对这枚金印进行了鉴定,确定了这枚印章是真品。
在陶秀华修路附近有一座名为“甘泉山”的小山,而这座小山周围围绕着20多个小山包,这些小山包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们是古代贵族的葬墓群,在这些小山包的北部方向,有两座山连在一块,这两座山都是汉代的古墓。
虽然知道这两座山是古墓,但秉持着对于古墓“不主动发掘”的原则,考古队一直没有对这些古墓进行发掘,直到负责巡查这些古墓的安保人员,在两座山上都上发现了盗洞。他将这一发现上报了上去,考古队在收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对这两座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现场
考古队将这两座山命名为“甘泉一号”“甘泉二号”用来方便区分,但是这两座山实在被盗得太严重了,里面珍贵的文物几乎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在经过仔细整理后,虽然也发现几件珍贵的文物,但是这些文物上大多都没有什么这个墓主身份的标记,依靠着这些文物上的标记,专家们虽然都对墓主身份有些推测,但却无法确定。
其中,在“甘泉二号”墓室里出土了一件铜雁足灯,它的底部铸刻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铜雁足灯
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由这些字就能大致的推测出这座古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山阳王刘荆。但是在这次整理出的文物中,除了这件铜雁足灯,其他遗物上有效的信息太少,根本无法证明这座墓主人的身份。
而这枚印章的现世,使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主的身份。
原来这枚印章下方刻有四个大字,经专家辨认后,这四个字是“广陵王玺!”。由此专家确定,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刘荆,那枚金印便是他的。
但墓中出土的文物上篆刻的文字把刘荆称作山阳王,金印上刻的明明是“广陵王玺”。广陵在古代是扬州,而山阳在河南焦作,距离非常遥远,为何专家会断定“山阳王”与“广陵王”都是刘荆呢?
根据历史记载,山阳王刘荆虽然研究律法,非常有才能,但他为人刻薄,并且时常有造反的想法。
在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野心勃勃的他装作东海王刘彊的大舅给刘彊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煽动刘彊和他一起起兵造反,但刘彊对帝位并无野望,因此在收到信的第一时间,刘彊就把信连同信使一块交给了朝廷。
光武帝刘秀画像
刘秀驾崩后,继位的是与刘荆一母同胞的兄弟汉明帝刘庄,刘庄感觉自己的兄弟也没有造反的本事,更念在手足兄弟的情分上,也没有怎么处罚他,可刘荆并没有从这一次失败中吸取到教训,也没有领会到手足兄弟的一片苦心。
恰逢当时西羌造反,刘荆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来会看星象的术士,希望从他口中得到即将“天下惊变”的消息,但术士一离开王府,就立马去官府报了官。
消息再次传到汉明帝刘庄的耳朵里,他深感无奈,只好将刘荆从山阳王改封为了广陵王,封国就是现在的扬州,但是实际上,依旧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但是刘荆来到扬州之后,还是不老实,他依然想要坐上最高的那个位置,有一次,他走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算命的老者,他向这个老者说道:“我和先帝长得十分相似,先帝三十岁就已经得到了天下,如今我也三十了,你给我算算我何时能得到天下。”这一番话吓得老者不敢言语,在刘荆离开之后,赶紧跑去官府报了官。
不久之后,这个消息再次传到了汉明帝刘庄的耳朵里,对于这个不断蹦跶的兄弟,刘庄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才好,只好派郡相、中尉“护卫”他,不让他反复横跳,但刘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十分“识大体”地将自己关进了监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来。
出来之后的刘荆没有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他又找来了一个巫师,要求他诅咒朝廷,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举动被跟随在刘荆身边“护卫”他的人发现,并且再次上报了朝廷,汉明帝刘庄对这个兄弟深感麻烦,好在刘荆再次“识大体”的自杀了,这才避免了兄弟相残的局面发生。
即使刘荆如此大逆不道,鉴于刘荆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效果,刘庄依然没有下狠手,毕竟这是自己的亲生哥哥,在处理刘荆的身后事上,给了个平谥:“思王”(追悔前愆曰思)。并且在刘荆死后还继续封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
根据历史,汉朝的皇帝非常喜欢赏赐金印给诸侯王,可是从汉代到现代已经过去了两千余年,并没有发现一枚,虽然不管哪个朝代都曾发掘过汉墓,但是正统的汉朝金印却是没有发现一枚。
刘荆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生平滑稽”而闻名于世的他,死了近两千年后竟然能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1981年,日本的“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当他们来到了南京博物馆,看到了眼前这枚金印时,对这枚做工精良,外形精美的金印赞叹不已,口中不停的赞叹“真是惊人”。
当他们在参观期间拍摄的照片传回日本国内后,这枚金印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的各个媒体都争相刊登这个照片,有很多日本的博物馆都纷纷向中国请求,希望能把这个金印在日本展览一段时间。
但是汉代的金印虽然十分珍贵,但在近代,也并不是第一次出土,为何这枚“广陵王印”能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呢?原来,日本人认为这枚金印能解开日本争论了二百年之久的一个谜团。
1784年,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上,一名叫做甚卫兵的农民在外出拓宽水路时,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枚金子做的印玺,印玺呈方形,上面缀着蛇纽,印面上阴刻着5个篆文。
但甚卫兵并不认识这几个字,不过通过询问,他知道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甚卫兵自认为守不住这么珍贵的宝物,于是他主动上交给了当地最大的潘主黑田,并且获得了五个银币的赏赐。
金印在落到了黑田手里后,他找来了附近最有学问的儒学家龟井南溟来辨认,儒学家龟井南溟认出这枚金印下方的五个字是“汉委奴国王”,因此他认为这枚金印是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国的印玺。
汉委奴国王印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立即在日本的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因为这枚印章的出现可以证明很多历史,在金印被发现没过多长时间,日本的史学界就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金印的论文,在当时,日本史学界普遍认同了龟井南溟的看法。
但这个消息从日本史学界传出后,日本内部又传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枚印章是伪造的,或者是一枚私印,并且列举出了许多依据。
理由如下:
1.在“汉委奴国王”的印章之上字的末尾少了“印”或者“章”字。
2.在印上的字中出现了“国”字,这种在汉代出土的印章中是没有先例的。
3.按照记载,汉朝皇室赏给诸侯的是“龟钮”不是“蛇钮”。
4.“汉委奴国王”的雕刻手法与历史上记载得很不相似。
这几种说法有理有据,因此当时的日本大多数人都偏向于甚卫兵发现的这枚金色印章,是伪造的,或者是当时日本皇帝刻的“私章”。
但随着我国考古进度的进展,在1957年时,在云南发现了一枚“滇王之印”,这让日本研究历史的学者们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印章上面的形状同样也是蛇形。
而滇王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日本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皇帝只会将蛇钮的印章赏赐给比较偏远的地方,随着中国骆驼钮印章,羊钮印章的相继出世,日本人才明白,只有中国比较繁华地方的王者,用的才是龟钮,所以对于“龟钮”与“蛇钮”的讨论,就停止了。
而这枚“广陵王玺”在日本媒体将照片传回国内之后,日本的专家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分析,他们发现两枚印章的形制十分相似,长宽高都相同,甚至连印上的花纹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汉委奴国王”金印用的是一种名字叫做“药研雕”的雕刻手法,而“广陵王玺”用的是另外一种雕法,但在雕刻的手法却是十分的相似,雕刻的力度,角度甚至基本相同。
于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大胆推测,这两枚印章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虽然这个推测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有些站不住脚。但是两枚印章之间花纹,包括形制的相似还是让曾经许多不相信这枚印章是真的学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广陵王印”和“汉委奴国王”印的相似之处中,可以判断得出,中日两国从汉代就开始有了往来,至今已经有两千余年了。不但扬州出土的“广陵王玺”,证实了两国交往的时间长久,而且当初东渡传教的和尚鉴真家乡也是扬州的。
可以说扬州与日本是非常有缘分了,所以在不久之后,扬州和日本的一个城市结成了“中日友好城市”。可以说这枚金印的发现,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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