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前我军俘虏国军一个师。对方师长说：我是党员，要见总理

“统统站住！不许动！”

“我不动，同志，我是自己人，是党员。麻烦找一下你们的首长好吗？周总理知道我是谁！”

1949年4月21日，正准备渡江的解放军三野88师包围了一股国民党溃兵。对方人数不少，但是没开几枪就缴械投降了。正当解放军战士要把他们统统带到战俘营的时候，他们的副师长却站了出来，神情兴奋地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就这样，这名叫李长亨的国军师长，被送入了战俘营。几天后，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来到战俘营，想要给战俘们做做工作，看看能不能挑走一些“解放战士”。他没走几步，便迎面碰到了李长亨。李长亨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紧走几步，拉住了钱申夫的手说，“老同学，我是李唯平啊！你还认识我吗？”

钱申夫看了看眼前人，突然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说道：“还真是你啊！当初咱俩一起在抗大学习，后来你去了华北前线，怎么现在变成了国民党的官儿了？你叛变了？”

钱申夫是个老同志，一听就知道这里边有设计隐秘战线的事情。他不敢怠慢，赶紧向中央报告了此事。也就在两天以后，他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上面赫然写着：“速送黎强同志来北平。”看着“同志”两个字，钱申夫激动异常。他明白，自己的老同学没有背叛革命，而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地下党。

那么，黎强到底是谁？为何他会有李唯平、李长亨等名字呢？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黎强是共和国情报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他早年间的记录并不详细，只知道他原名李碧光，也是一个有志于振兴民族的大好青年。抗战时期，他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他的性格坚毅，行动作风果断利落，很快被董必武相中，发展成为情报人员。由于他的能力很强，董必武便在党内给他起了个化名——黎强。董老还规定，只能在同自己同志联系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名字。

中统的“省特会”每周都要参加国民党内，各部门组织的联席会议，情报数量庞大。黎强借着自己主任干事的身份，往延安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黎强还有权调阅了大量中统的特务档案。借着这个便利，他几乎把在延安潜伏的中统特务、还有已经变质的叛徒一网打尽，为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联络员被捕。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黎强在四川只有一个单线联系人，这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可是在1946年8月，周俊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如果周俊烈这边出了事，黎强同样也会面临灭顶之灾。

黎强当初来四川，用的名义是谈恋爱。后来虽然和对象分开了，但是要想长期潜伏，还是应该有一个家庭做掩护。原本组织上对他的婚姻有安排，想让另一个地下党来和他结婚。但是黎强考虑到，如果两口子都是情报人员，暴露的风险就会提高一倍。相反，如果与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联姻，不仅不会提高暴露风险，还会多一层保护身份。

党组织同意了黎强的意见，帮他物色了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蜀芳。赵氏父女虽然是国民党高官，但是在立场上却是比较中性的，对政治并不敏感。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黎强和赵蜀芳邂逅了，并且互生好感，很快便结合了。

黎强为了做好情报工作，每天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婚姻。为了保护他，党内知道他的人少之又少，除了介绍他的董必武，和领导情报工作的周总理之外，就只有李克农、周俊烈等寥寥几人。所以在旁人眼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虽然他的手上没有任何的血债，但是仍然无法打消一些同志的愤怒。黎强，或者说李长亨，也因此上了党组织的黑名单。

抗战胜利后，黎强被调到南京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核心的机密，为党组织提供更加有价值的情报。他不断地往回传递敌人情报工作的情况，为党组织清除叛徒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始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此时早已开始了往台湾撤退的准备。黎强也接到命令，带领312师乘船撤往台湾。黎强很快和党中央进行了沟通，觉得这是一个打入台湾内部、长期潜伏的好机会。于是在4月21日这天，黎强带着部队赶赴码头集结。可没想到，中途遭遇了解放军三野88师，部队被很快击溃，黎强也只能亮明身份，回归了组织。直到这时，他的妻子赵蜀芳才得知，丈夫竟然是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为祖国的情报安全工作继续做着贡献。他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手稿和照片足有一大皮箱。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资料没能保存住，大部分都遗失了。但是黎强的历史贡献，却永远为人所敬仰。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部在内部发行的一份文件中，感谢了黎强的历史贡献，并号召所有党员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