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大连大学也要拆了？

吕振羽和大连大学

吕振羽（1900~1980），湖南省武冈（今属邵阳）人，史学家、教育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大连人了解吕振羽主要是因为，1949年至1950年，他曾在最早的大连大学[①]做过校长。那所大连大学也是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建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堪称最早的正规化的红色大学。

其实，吕振羽在此之前就来过大连。1947年2月至1948年3月，他在大连驻留了一年多。期间，吕振羽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的编撰。

致信刘少奇剖析大连重要性

吕振羽1936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八一五”之后 ，他与妻子江明进入东北，到达冀热辽分局。奉中央电示，吕振羽与李运昌、欧阳钦组成“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李运昌为主任，欧阳钦、吕振羽为副主任）。1946年12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热河，吕振羽、江明撤退到林西，并从林西出发，途经林东、开鲁、通辽、突泉、洮南、白城子，于到达1947年1月抵达齐齐哈尔中共西满分局。吕振羽提出到湖南敌后进行隐蔽工作配合大军南下的想法，中共西满分局李富春书记表示赞同，并致信中共东北局。不久，吕振羽奉命从哈尔滨转经朝鲜赴大连。

路途坎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与离别。吕振羽亦感怀万千，途中曾撰诗《偕江明自哈尔滨经朝鲜至大连道中》五首。2月2日，刚刚来连不久的吕振羽应陈干侯[②]、陈继周[③]之邀，为他们合著的的《双碧诗集》作序《概论我国诗歌的发展》（未发表）。

吕振羽当时还做了什么呢？2月28日，他致信胡服，再度请求到湖南敌后开辟隐蔽工作。同时，就大连的政治局势及战略地位作分析，提出颇具前瞻性的建议。信中这样写到：“我认为大连对我们党的事业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能否把大连搞好，以及把它搞成一个怎样的城市，政治上对全国以致国际方面，尤其对于中等资产阶级的号召与争取，有莫大的关系，他们都在注视我们：共产党到底能否管理城市？共产党管理的城市会怎样的？经济上，对整个东北和山东，以致在某些方面对于全解放区，都可能起到支援作用。文化上，可能作为我们培养干部、供给解放区文化食量、吸引外面文化人，以致对外宣传的一个桥梁的大都市。……根据我们对旅大的要求和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它不仅应与国占区大城市有实质区别——即新民主主义大城市与封建买办性大城市的区别——也不宜照我解放区的大都市一样办。”

“胡服”是谁呢？“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说起来，刘少奇还是吕振羽的老领导。1942年初，刘少奇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吕振羽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他跟随刘少奇长途行军，历时10个月抵达延安。1943年1月，吕振羽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东北局决定吕振羽在大连等候，由冯铉、吴诚负责安排赴南方地下交通工作。3月2日，吕振羽接到刘少奇发来的密电，同意他到湖南敌后工作，称“开辟第二条战线工作，已十分重要“”，并嘱咐“善自珍重，谨慎将事，切忌急于求成”。

文化街写《简明中国通史》

吕振羽当时住在哪里呢？考《大连文化台宿舍玫瑰盛开》一诗可以确定，就是今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桃源疗养区[④]。诗曰：“老虎滩头文化台，小园玫瑰朵朵开。如何岁月催人老，无限春光不再来。学书未静又学剑，砺我戈矛奋迅雷。”那首诗写于1947年夏，彼时，吕振羽已经在大连休养了几个月。中共南满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萧华同志令吕振羽暂以南满分局代表帮助旅大地委工作，因为迟迟未能南下，他心中颇感焦急。

1947年1月至2月，吕振羽在哈尔滨完成了《中国民族简史》的创作。来连后，大连大众书店于当年4月首版发行。9月，大连光华书店经理邵公文找到吕振羽，希望能再度出版这本书。经过协商后，大连光华书店于当月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邵公文还计划出版《简明中国通史》，希望吕振羽能尽快完成写作。

《简明中国通史》是吕振羽的代表作。国共合作期间，为了反对复古主义，周恩来建议吕振羽写一本通俗版的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吕振羽当时正复旦大学（彼时在重庆亲）[⑤]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任教之余，他开始通宵达旦地创作。在江明的协助下，吕振羽于1941年2月完成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学习和普通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当年5月，生活书店在香港出版。因为正处于战乱，其余部分一直未写，这也成了吕振羽的遗憾。此际，一时还不能南下，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却多年的心愿。1947年9月，吕振羽在江明协助下，开始编写《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的后八章。《简明中国通史》文艺部分的材料基本都是江明帮助搜集的。 时任关东行署委员兼文管会主任廖华（陈继周）也帮着寻找资料，并提出合理建议。因为大连当时的中文资料很少，找不到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籍，便参考了较多的日文资料。1948年2月6日，吕振羽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并撰写了《完稿序》。

1948年4月，《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5月，大连光华书店又首版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而吕振羽此时已经离开了大连。

赠诗张爱萍将军

当时，文化街疗养区还住着张爱萍将军。

1945年12月，为躲避支前群众，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乘坐的汽车在行军途中发生车祸，造成颅脑部损伤和脑震荡。但他苏醒后，仍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陈毅知道后，命令张爱萍停止一切工作，马上住院治疗和休养。1946年6月，张爱萍在妻子李又兰的陪伴下，从淮安出发，穿越敌占区，跨过山东，来到当时环境比较安定，医疗条件较好的大连治疗。

张爱萍在大连虽然得到较好的医治，却始终未见起色。他每天除了昏睡就是抱着收音机不放。那台收音机使用干电池，就像军用收发报机一样。张爱萍一天到晚收听有关战事的进展。发脾气、情绪异常焦躁和暴烈是脑外伤的特征，张爱萍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烈，经常拒绝吃饭，有时甚至一天不说一句话。疼痛难忍时，他使劲往墙上撞，整夜整夜没法入睡。李又兰为此难过地痛哭。

吕振羽、张爱萍因为住在一起养病，而且是新四军时期的旧相识，所以经常过来探望他。两家交契甚好，江明与李又兰也情逾姊妹。因为正写《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吕振羽经常为张爱萍夫妇讲授中国历史。他们朝夕过从，论史议政，相互印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会。细心的李又兰作了细致的记录。

1947年年底，中央决定送张爱萍到苏联治疗。张爱萍便只身前往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城，直至1948年年底康复回国。在张爱萍出发之前，吕振羽赋诗《大连送张爱萍同志去苏疗伤》：“相契双双我与君，气味相同阶级魂。跃马淮盐桴鼓威，穷经辽海马列文。杀贼英名寒敌胆，过人毅力壮三军。海疆送别情难胜，康复明春过国门。”

1948年4月，已经离开大连的吕振羽收到了张爱萍的来信。张爱萍在信中告诉他，“苏联同志国际友谊甚好，脑伤比在大连时好转”，并叮嘱“你们到湖南敌后工作一事慎重考虑。”

吕振羽在安东（丹东）市委工作后，曾邀请伤愈归来的张爱萍到安东疗养。1948年12月30日，他收到张爱萍自大连的回信，感谢来安东疗养邀请。

（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摄）

君子之交淡如水，吕振羽和张爱萍的友情非常纯洁真挚。1980年，张爱萍在外地听说吕振羽去世，动情地写下了悼诗：“华中抗战同疆场，海湾养病情难忘。探求史学聆听教益，纵谈时事须眉扬，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人民历史人民写，夫子坦荡气轩昂。颂君乘鹤从容去，立学高风世馨香。”1993年8月30日，吕振羽纪念室揭幕暨吕振羽史学研讨会在京举行，张爱萍亲笔题写“吕振羽纪念室”，并在现场深情地诵读悼诗。

短暂的丹东时光

1948年3月，吕振羽奉命到哈尔滨东北局开会。因为当时石河驿以北由国民党军队控制，只能借道朝鲜。途中，吕振羽撰诗《偕马辉之由哈尔滨赴安东道中》两首。

6月12日，吕振羽来到安东，受到安东省委江华、刘澜波等人的欢迎。7月，吕振羽抵达哈尔滨，参加了东北局关于旅大工作座谈会。

当时，江明因胃病尚未痊愈，便留在大连。吕振羽非常牵挂妻子的身体，每隔几日便给她写信问候。1948年8月25日，吕振羽写信给江明，不厌其烦地叮嘱到：“你独自一人留连，胃痛时如何办？这里一些患过胃下垂同志的经验，说一面只有用抱肚托起来（日本曾制有这种专用的橡皮抱肚，大连大概还能买到，否则就自制两个），从外面去支撑；一面只有使身体吃胖，从内而去支撑和解决问题。你一定要这样做。”

1948年9月，东北局决定吕振羽任安东省常委，主管城市工作。9月23日，吕振羽来到安东省委。因为工作繁忙，吕振羽与江明仍两地分居，江明一个人住在大连。10月14日，吕振羽再次写信给江明，表达思念之情：“我本想去大连接你，因来此还没作什么工作，加之江（华）、刘（澜波）两同志去东北局开会，不便前去。”在大连市长毛达恂的帮助下，吕振羽、江明终于在丹东得以相聚。

1949年6月，东北局决定吕振羽率安东干部大队5000人南下。吕振羽一行经沈阳入山海关至南京，过九江至南昌。同年8月，中南局电召至武汉。在武汉期间，吕振羽忽然脑痛病发作，彻夜难眠，医生诊断须异地治疗。当时，大连大学首任校长李一氓刚刚调离，东北局遂命他返回东北，负责大连大学工作，边工作边作治疗。

9月，吕振羽离开武汉，经北京赴大连。路过山海关时，吕振羽又是一番感慨，遂撰诗《偕江明回东北过山海关》：“缠人脑病苦天炎，又出榆关向大连。黑水白山极可爱，辽东子弟唤子回。”

难忘的大连大学

10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签署任命，吕振羽任大连大学校长。受命后，吕振羽于10月30日来到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

据《俞伯同志在大连电台的三事》记载，旅大行政公署秘书长任仲夷[⑥]到车站迎接，大连广播电台副台长俞伯、戴清海等陪同。吕振羽下榻在大连饭店，戴清海抽空还采访了吕振羽。任仲夷扼要的介绍吕振羽的学术成就。之后，戴清海完成了一条重要的人物新闻。此后，吕振羽还应大连广播电台之邀，来电台播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0月30日，中共旅大区党委通知，吕振羽任旅大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大学部党委书记，并担任大连大学党委书记。第二天，他便走马上任，来到大连大学校部（今大连理工大学东院）主持大连大学党委扩大会议。11月2日上午，吕振羽在与大连大学秘书长段子俊、教务长罗若遐等人的陪同下，视察大连大学俄专（已拆，（老化物所西侧位置，原大连妇产医院，今电信大楼））、工学院（今理工南院）、医学院（旧址在今五四路26号），与各单位负责人见面。11月3日下午，吕振羽在大连大学全体师生欢迎会上作《如何办好人民的大学》报告，提出“大连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大家都来当校长”的号召。随后，又撰写了“大连大学的性质、任务、目前主要工作及明年计划”书面报告。

吕振羽还亲自参与修订了《大连大学暂行校章》，其中规定“本大学为正规的人民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所需要之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高等文化水平、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与实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宗旨”。学校逐渐形成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新型的大学一整套办学方针，使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不久，大连大学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美好前景。1949年秋，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在屈伯川和张大煜的领导下，开展皮粉制造，用苞米发酵制造丙酮和丁酮、水煤气合成燃料等十多项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吕振羽特地赋诗一首：“科学教研互相依，同扶生产添翼飞。制就丙酮挂钩好，提成颜料废亦奇。集体勋劳新路向，个人名利旧袈衣。翘首天安红旗闪，尧天四望海底低。”

但学校很快又遇到了颇为棘手的问题。因俄专部分学生有过激言行及错误思想，在校内造成了不良影响。1950年1月7日，新年假期刚刚结束，吕振羽便主持大连大学党委会，讨论这一问题。会上，有人提出对错误言行严重者予以开除。吕振羽坚决不同意，主张以座谈会形式发扬民主，打通学生思想，进行说服教育。1月9日，他亲自接见了俄专学生代表周明德等4人，后又分别在17日、19日、 21 日、23日、 25日、 26日在俄专开民主座谈会。会上，吕振羽对大部分学生摆事实进行说理，个别有错误言行的学生受到教育，纷纷均表示要改正。当时，轻易给他人扣帽子、打闷棍的人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不在少数，这一事件的处理恰恰体现了吕振羽的美好人格。2月2日，吕振羽就“大连大学俄专三期学生思想情况及处理俄文班三期学员闹事经过”向中共旅大区党委、东北局作书面报告。东北局宣传部非常赞赏吕振羽的处理方式，来电说要向各校推广解决大连俄专思想问题的经验，并将报告印发各校参考。

1950年3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周年校庆，吕振羽亲笔手书9页《连大一周年》讲话稿。4月15日，《连大一周年》发表在《大连大学校庆一周年特刊》上。

（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

在连履职期间，吕振羽先后接到李达、翦伯赞、胡风等友人来信的来信，他们分别介绍亲属、朋友、子女来大连大学任教或读书。

1950年1月25日，吕振羽还接到张爱萍发来的信函。原来，张爱萍在1949年初时已经南下，并于当年4月23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奉命组建人民海军。因为绝大多数官兵不懂海军，他便组建南京海军学校培训舰员。张爱萍告诉吕振羽，华东舰队已经组成，请求他将大连工学院课程授课情况函告，作为军校的参考。

因为大连大学是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受到国家的重视。

5月14日至20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来连视察，期间曾特地来大连大学考察。5月19日，竺可桢约吕振羽商谈参观大连事宜。第二天，他亲率中科院考察团到大连大学参观。5月21日下午，竺可桢离开大连，吕振羽亲往送行，并合影留念。

就在大连大学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之际，却迎来了分校的命运。按照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吸收苏联专家的意见，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6日发布第5144号令，取消大连大学名义，分别成立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俄文专科学校。7月23日，大连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吕振羽作报告，公布东北人民政府分校命令。7月24日，大连大学正式分为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俄文专科学校。虽然，大连大学只存在1年4个月22天，吕振羽只作了274天大连大学的校长，仍为大连高等教育事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医科大学至今仍把4月15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

10月26日，吕振羽离开大连，解除旅大区党委委员、大连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拟任吕为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即日赴任沈阳。

回大连考察文博

虽然离开了大连，吕振羽与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俄文专科学校依旧保持着友谊。大连工学院两周年校庆时，吕振羽于1951年4月9日曾致信屈伯川祝贺。

那年夏天，他还再次来连作短暂停留。1951年7月29日，奉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吕振羽对大连图书馆、东北资源馆（大连自然博物馆前身）旅顺东文化历史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进行检查。大连解放前，这三个馆均属“满铁”，苏军进驻大连后，改满铁中央试验所为科学研究所，派当地白俄耶郭罗夫为管理官、廖华为副管理官，同时管理大连图书馆、东北资源馆、旅顺东文化历史博物馆。1951年初由旅大市政府接管，图书馆、资源馆由大连文化宫管理，博物馆由旅顺市政府管理。

吕振羽经过细致调查，发现大连各馆损坏与散失相当严重：“8.15”前后，日本人的焚烧及偷窃，损失最大；耶郭罗夫等偷窃了一部分；波波夫为首的苏联调查团运走一部分，共三十箱，内有非常珍贵的《永乐大典》55册，询问《实话报》，推说不知道其人；党内部分同志私自拉走了一些；以及零碎散失与被窃等。

8月25日，吕振羽作《视察大连旅大图书馆、东北资源馆、旅顺东方文化历史博物馆给东北人民政府请示报告》，详细描述检查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

（1）该三馆暂归旅大负责管理，对东北文化部负责，所有文物、图书、资料等须负绝对保管责任，不得再有损失和损坏，任何方面前去调拨，均须经东北文教委员会批准或同意。

（2）立即将发明公报、调查资料、资源馆所有陈列未陈列品等等对我目前建设有现实价值的东西以及革命史料等，加以清理登记，负责保存，并于两月内分别报告宣部和文教委员会。

（3）已经散失之图籍文物等，尽可能查明失散的经过情况、品类及去处，并尽可能收还，查明中宣部及东宣部所取革命史料的经过情况。

（4）立即清查三馆人事，有政治嫌疑而有专长者送文化部处理，有政治问题而无特长者商同公安局清洗。

（5）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及一般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并尽可能结合现实，启发观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提高其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为三馆的共同方针，凡属日寇侮辱中国人民的东西不得再行陈列，图书馆供一般读者阅览的书籍，须经过清查，不得掺入反动的、有毒素的东西；供干部、教师及技术人员等专门参考研究的书籍，须经过审查。

（6）防止木乃伊及标本的损坏 由大连科研 、卫研在技术方面予以协助。

（7）尽可能找一二政治上可靠的专家前去负责此项工作，由旅大配置其他干部

吕振羽来连这次考察意义深远，对大连当前的文博事业仍然有重要影响。8月27日，高岗亲笔批示，同意吕振羽的建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方努力，苏联列宁图书馆于1954年送还了我外交部52册《永乐大典》（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考察期间，吕振羽还曾访问金县及关向应家乡，撰诗《金县探关向应同志遗族》：“金县城边蓬舍间，白头遗烈喜开颜。老爹为道先年事，‘个个工人听小关’。”当然，这些都属于滨城轶事了。

1954年2月5日，吕振羽第四次来连。这一次他是因为旧病未愈，来大连医学院检查病情。

《图说大连~名人与大连》草稿~50篇~20万字~两部，谢谢支持原创。

余作《图说大连老房子》《图说名人与大连》，涉及120多栋大连老建筑及时代地标历史人文。不因袭任何前作及谬传，均亲自考证，尽可能还原真实历史。没有任何大连官方文史机构参与、支持及帮助，涉及史学成果认定具有唯一性，任何媒体及个人引用须按照国家著作权法规注明出处。仅供大连的朋友及喜欢大连的朋友欣赏。谨答谢大连理工大学及朋友！

[①]大连大学以“关东工专”、“关东电专”为基础组成工学院，以关东医学院为基础组成医学院，以俄专为基础组成俄语专修科，另接收原中长铁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和卫生研究所，于1949年4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1950年7月23日，根据国家指示，大连大学的名义即于当天取消。7月24日，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和俄文专科学校（已撤销）宣告成立。

[②]陈干侯(1898~949)，名国桢，福建省莆田县西天尾镇人。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联络员，通过统战关系秘密采购武器弹药、军事地图和各种物资，运送各地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6月在龙岩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③]陈国柱（1898~1969），曾用名王晓林、陈继周、廖华，福建省莆田县西天尾镇人。1945年秋调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旅大行政公署民政委员会主任、关东行署委员兼文管会主任、大连地委文物委员会主任。1948年底调第三野战军工作，1949年随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1951年调中央文史馆任办公室主任兼参事。1954年任国务院参事。1969年在北京病世。

[④] 1946年，辽南军区在大连辟有疗养院，对外挂牌第一疗养院。1946年下半年，各解放区撤退大批干部陆续来连，其中包括一些病员、伤员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为了接待他们，旅大地委（对外称公安总局训练处）利用教育学院附近的一片房子，办了招待处。为了更好地照顾伤病员，经旅大地委请示上级，并与第一疗养院区别，成立了旅大公安总局训练处第二疗养院。1947年4月关东公署成立，更名关东公安局第二疗养院。1949年4月更名旅大干部疗养院。建国后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大连疗养院。1947年4月，第二疗养院利用大批日侨遣返回国空闲出一批房屋，搬迁到文化街一带（今八七疗养院）。1949年11月，第二疗养院迁至沙河口区日伪时期的望洋墅、对山墅。文化街作为岭前疗养区，时称中央干部疗养院。解放后，全国各地军政领导来大连疗养院休养，住院休养人员条件规定：党地委级、行政专员级、中央十五级以上干部。大连第一疗养院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大连疗养院。1952年8月1日，洪学智在文化街辟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连疗养院。先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七疗养院、沈阳军区大连第一疗养院。该疗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正师级疗养所之一。2004年12月改为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下辖桃源疗养区、小平岛疗养区、傅家庄疗养区。

[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部分师生在吴南轩校长带领下，辗转内迁重庆北碚（渝校）。

[⑥]任仲夷(1914~2005)，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河北邢台威县西小庄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广东改革开放起步发展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6至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1977至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至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