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四杀手全都背叛，戴笠想杀两个汉奸，为啥枪毙的是追命太岁？

军统有四杀手、三剑客、八大金刚，三伙人加起来却不是十五个而是十三个，这是因为沈醉“身兼三职”：是四杀手中的老幺，三剑客的老大，八大金刚指的是军统局本部八个少将处长，像“郑耀先”那样的上校，是不可能跟戴笠称兄道弟的。

军统四杀手指的是辣手书生陈恭澍、三目王王天木、追命太岁赵理君，沈醉的绰号不止一个，他位列“四杀手”也有点名不副实——他在军统除了搞稽查就是管总务，基本相当于《庆余年》里那个洪四庠，或者是《雪中悍刀行》中的韩貂寺。

军统八大金刚的名单在不同时期不太一样，但沈醉却是军统唯一的总务处长——这个职位是戴笠为沈醉所设，沈醉之前管总务的是科长，军统变为保密局，各大处长基本被换了一茬，只有沈醉没动，直到郑介民辞任、毛人凤上位，沈醉才像《红楼梦》里那个“门子”一样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去云南当了站长。

军统三剑客在昆明先后落网，转运到重庆白公馆改造到1956年后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1980年被认定为起义将领，享受厅局级待遇，周养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去了美国，徐远举没熬到最后一批特赦——他在1973年把自己气死了。

在徐远举和周养浩看来，沈醉绝对是背叛了戴笠，这才得以第二批特赦，在重庆白公馆期间，沈醉写的交代材料里，也没少揭徐远举周养浩的老底。

跟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前后脚被逮捕的，还有保密局第二任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在另外四个少将特务眼里，沈醉就是背叛了“戴老板”的叛徒，沈醉自己也承认：“他们（云南起义领导层）很称赞我这一做法（指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
、周养浩
、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

沈醉没想到自己最后还是被关了起来，而且还跟那四个被他交出去的特务关在了一起：“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
‘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

沈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为自己“背叛戴笠”而郁闷，后来被徐远举周养浩骂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纠结，反正戴笠已经被封在水泥坟里，也不能对他展开追杀了，倒是毛人凤曾经派出杀手要干掉沈醉，结果那杀手也进了战犯管理所，还对沈醉和盘托出了毛人凤的暗杀计划：“有一次，我在狱中见到了一个刚从台湾派来昆明的特务郑世勋。他告诉我：毛人凤对我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我这个十八岁参加军统、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毛人凤认为太给他丢人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如果戴笠活着，沈醉就不会被发配云南，自然也就没了起义一事，而且戴笠也不知道沈醉“背叛”了自己，后来就是想杀也没有机会了。

在军统四杀手中，戴笠最想杀掉的其实是排名前两位的陈恭澍和王天木——这两个家伙被日伪抓捕后，没有受任何刑讯就叛变了，陈恭澍当了伪“苏浙皖赣四省行营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天木当了汪伪“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虽然他们在抗战胜利前夕又跟戴笠恢复了联络，表示呀改邪归正，但戴笠还是没想放过他们。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极力美化自己和王天木，在他的回忆录中，除了万里浪都是假叛变，这显然是为一大群叛徒洗白，就连李海丰（《潜伏》中被余则成击毙的那个叛变的军统电讯专家）的历史原型李开峰，陈恭澍说他也想“反正”，还没等跟戴笠建立联系，就被戴笠悬赏二十万大洋干掉了。

李开峰、万里浪都是军统叛徒，陈恭澍和王天木当然也是，这一点没有人比戴笠更清楚，所以抗战胜利后，戴笠亲自抓捕了陈恭澍，王天木事先得到消息畏罪潜逃，直到戴笠坠机也没落网。

戴笠最想杀的“军统杀手”就是陈恭澍和王天木，笔者手头上有陈恭澍写的一套四本回忆录，虽然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他出任汪伪特务高官，行动不受监视也没有出逃，都能证明他一开始是死心塌地变节投敌，后来是见风使舵才改弦更张，他们这些小把戏，根本就瞒不过戴笠，所以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说，戴笠和毛人凤都对他动了杀机，如果不是戴笠坠机，陈恭澍就越狱逃跑了。

陈恭澍回忆，戴笠将他逮捕后关进了牢房，而且没有给半点优待：“在一间能容两张单人床的监房里，不过，这仅是说明房间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床，都睡在地板上，数了数人头，一共躺了八个。我好不容易弄进来的香烟、打火机，竟被抄去了三次。”

陈恭澍与其他七个军统叛徒关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只够八个人躺下，连马桶都没地方搁，上厕所还要报告看守，看守还未必每次都答应，那就只能憋着了。

戴笠如此“绝情”，就是不想让陈恭澍再浪费粮食，因为他已经授意毛人凤在“拟判十二年”的公文上批示了“拟处死刑”，而且跟陈恭澍一起被关押的军统叛徒，已经一批又一批拉出去枪毙了，最多一次就毙了二十六个，可把陈恭澍吓坏了：“这件事刺激太大，我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

如果戴笠不死，陈恭澍肯定会被枪毙，王天木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戴笠的追杀，陈恭澍一直庆幸戴笠坠机后，最先接手军统局的是郑介民而不是毛人凤——熟悉那段历史的都知道，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和保密局首任局长都是郑介民，而陈恭澍和王天木，都曾是郑介民的直属部下，郑介民亲自指挥陈恭澍王天木执行了很多次对日伪人员的刺杀行动，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交情。

戴笠坠机，郑介民上位，陈恭澍和王天木逃过一死，而四杀手的老三追命太岁赵理君，要不是跟戴笠说了假话，也未必会被枪毙——戴笠这个人确实心狠手辣，但是为了救手下，是肯抱着老蒋大腿痛哭流涕求情的，他之所以没有尽全力跪求老蒋，也是因为赵理君没跟他说实话，后来又越级向老蒋“上书”，这在戴笠看来，就是背叛。

赵理君活埋军统大员韦孝儒的案件很多人都知道，笔者前一段时间也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咱们还是直入主题，看看赵理君是如何“背叛”戴笠的。

时任蒋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河南省政府参议的艾经武参与了赵理君绑架暗杀韦孝儒的“侦破”，他在回忆录中说，戴笠当时也被赵理君骗了，中统人员就是利用这一点，把赵理君推上了死路：“戴笠接见赵理君曹银屏二人，厉声说道，校长非常生气，决心惩处凶手，我这次来就是抓破案的，我问你们，这事是不是你们手下人干的！赵理君一听老板的开场白，知道事情严重，但自认为反正事情做得机密，一咬牙，干脆瞒吧。
‘报告局座，不是我们的人干的！’赵理君平时在戴笠面前很忠诚，有啥说啥，戴笠也就相信了。”

如果赵理君早一点跟戴笠说实话，那么戴笠就会事先想办法，给河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一战区游击第十一纵队司令韦孝儒戴上一顶“红帽子”，那就可以迁延时日，等到老蒋怒气消了，就可以想办法把赵理君弄到军统“内部处罚”一下也就过关了。

戴笠因为不知道是赵理君干的，所以也就认可了中统方面“韦孝儒不是共产党”的说法，等他知道真相，再反咬一口已经来不及了。

戴笠虽然恼火赵理君欺骗了自己，但还是先后找了蒋鼎文、汤恩伯，蒋汤二人向老蒋汇报，说赵理君暗杀韦孝儒“双方都有责任”，事情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没有意外，赵理君肯定就死不了了。

赵理君也是注定该死，在戴笠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又自己作死：“赵理君在狱中得知这些消息，又收到戴笠安慰的电报，自以为得意，在军事法庭上自恃曾为蒋介石立过大功，又有戴老板相助，拒不承认罪行，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历数他过去为蒋介石暗杀过杨杏佛、史量才等的经过，要求将功折罪。”

赵理君越过戴笠给老蒋发电报，这简直是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当老蒋把赵理君的电报摔在戴笠脸上的时候，读者诸君应该能想象到戴笠当时有多伤心、失望、尴尬、恼火、羞惭。

戴笠灰溜溜离开，老蒋的手谕电报传给了蒋鼎文，上面只有十二个字：
“杀人犯赵理君等人着即枪决。
”

赵理君被枪毙，完全是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陈恭澍说自己和王天木都没有叛变当汉奸，这种说法可信吗？如果戴笠还活着，陈恭澍和王天木、沈醉，能否逃过他的追杀？

这些问题，都随着戴笠不明不白的坠机而成为了难解之谜，如何评价戴笠手下这“四杀手”，读者诸君肯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了陈恭澍和沈醉以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您认为军统四大杀手，哪几个应该被戴笠“家法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