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接见韩先楚，问到：我老了到福建去卖年糕好不好？

毛主席熟读中国历史，在湖南省立一中时，校长符定一就有感毛主席对中国历史独到见解，把自己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送给了毛主席。

对三国的历史，毛主席了如指掌。因为有《三国演义》，三国这段历史故事性特别强，毛主席和人谈起三国，有时会拿三国人物的秘辛来暖场。

毛主席和符定一

1973年5月，毛主席接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向毛主席提出，自己在福州军区呆得太久，最好能调动一下。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十多年，这个时候，中央已经有了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意思，韩先楚是在主动顺应中央的意图。

毛主席听后告诉韩先楚，福州军区是前线，他不能调动。严肃的事情毛主席举重若轻，提起了桃园三兄弟和赵子龙。

桃园结义前，刘备卖草鞋，张飞杀猪，关羽贩大枣，这些很多人都知道，而赵子龙干过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

韩先楚

毛主席对韩先楚说：“……赵子龙卖年糕。我老了就卖年糕，到福建去卖好不好？南京、武汉、长沙都热得要死。”

赵子龙真卖过年糕？没有。那是相声梗，用演义中赵子龙老迈（卖）年高（年糕）的描述，来给他编造简历。

毛主席玩笑之间，似乎把韩先楚与赵子龙相比，表现出对他的信任，让他心里不再有太多顾虑。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对韩先楚说到：“你对我的感情是深的，我们接触得多一些。”

韩先楚听懂了主席话中的意思，也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便不再谈这件事情了。

1973年，毛主席接见韩先楚

1958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了一批老友故旧，谈话中，毛主席问起关羽姓什么。

在座的有历史学家周谷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毛主席的问题很迷茫。

关羽不是姓关名羽吗，除了姓关还能姓什么？毛主席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同的答案。这个答案又是一个野史秘辛。

毛主席

红脸关公白脸曹操，在民间故事中，关羽是义薄云天的男神，曹操是奸诈无德的大反派，戏剧直接用脸谱化来给两人定性。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却一改几百年的定式，眉心点红成了正面人物的脸谱。

这是因为毛主席给曹操“平了反。”

用三国人物的秘辛开玩笑，只是毛主席在活跃气氛，毛主席更注重严肃评价三国人物，他经常用对三国人物的点评，来进行思想建设，指导实际工作。

戏曲里，曹操的脸谱

毛主席毫不掩饰对曹操的欣赏，1918年，毛主席和同学陈绍休、朋友罗章龙到河南许昌曹魏遗址参观，就和罗章龙合写了一首缅怀曹操的诗：“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伧落夕阳。”

罗章龙出奇句，毛主席出偶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毛主席和罗章龙，对曹操的诗文都充满敬佩。

三十六年后，1954年毛主席在北戴河看日出，红日浴海的壮丽景观，让毛主席又燃起了应和曹操的诗兴。一首《浪淘沙·北戴河》，气势已足以让曹操的“东临碣石”自愧不如：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4年，毛主席在北戴河

毛主席认为曹操政治、军事能力和文才都属一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而且曹操代表着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方，是正面人物。

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谈到历史人物，还把曹操归在孔子、秦始皇、朱元璋这档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中。

1952年，毛主席到河南安阳殷墟参观，和随行人员讲起，当年曹操在此处大搞扩建，实行屯田，为统一北方打下了物质基础，也为后来三家归晋创造了条件。

曹操军屯的经验，为我党提供了借鉴。

毛主席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陷入生存的危局。

在云南讲武堂就推崇曹操军屯的朱老总，和熟悉历史的毛主席不谋而合，都想到用军屯，推动大生产运动，扭转边区的困局。

1941年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军屯，到1942年边区的经济状况就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毛主席当时谈到以南泥湾为代表的大生产运动时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359旅在南泥湾垦荒

熟悉历史、借鉴历史，毛主席又带领我党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历史。

对曹操的正面认识，一直促使毛主席为曹操正名。1957年4月，毛主席和《人民日报》领导谈话，指出不能相信演义，把曹操当成奸雄。曹操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一方，没落的东汉是历史的发展的障碍。

毛主席的这个观点，和毛主席人民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论断相对应，如何评价曹操，关系到政权应该站在历史进步一方，还是仅仅站在维护统治者利益一方。

次年十一月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再次谈到：“不能把曹操当成坏人。”

几天之后，毛主席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专门座谈《三国志》，指出演义把曹操描绘成反面人物，而《三国志》中曹操得到的是正面史评。

毛主席

演义通俗影响大，旧戏以演义为蓝本传播，使得白脸曹操的反面形象深入人心，这是封建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应该为曹操翻案。

1959年8月，毛主席又提出：“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

1975年，毛主席又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赞扬曹操，说曹操是三国历史人物中，对统一贡献最大的一个。司马氏完成统一，靠的是曹操打下的基础。

毛主席最重视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在和干部讲到不要脱离群众的问题时，毛主席也借用了曹操的历史典故。

毛主席

在1958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干部和劳动者在一起好处多，不然感情起了变化，会影响到几千万干部子弟。

说到这个问题，毛主席拿曹操指责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做比，告诫大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害。

对曹操，毛主席也一分为二地看待，《三国志》对曹操有这样的记载：“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毛主席读后在书中旁批：“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对曹操重大失误造成三国鼎立多年，毛主席有追究历史责任的意思。

毛主席在读书

还有，毛主席认为曹操有时也优柔不决。1966年，毛主席在杭州谈到曹操时说：“打败张鲁后，有属下力主趁势拿下蜀地，曹操却犹豫不决，错失战机，不久之后又后悔起来。”

毛主席用利国利民、推动历史进步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让曹操的“白脸”变成了“红脸”。

而本身一直是红脸的关公，却被毛主席看“白”了。

毛主席早期对关羽观感还不错，1917年毛主席还在湖南一师读书，假期外出游历途经安化县，见到路边一幅赞美关公忠义的楹联，毛主席心怀感佩，把楹联抄在了笔记本上。

十年过后，井冈山张子清率领的一个营失散，有人怀疑张子清投敌。

毛主席用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归刘备的故事，告诉大家关公都能拒绝曹操的高官厚禄，坚定不弃实力单薄的刘备。张子清是党员，更不会率队投敌。

果然张子清失散后，辗转到湖南与朱德会师后，又重返井冈山。

张子清

随着队伍扩大，接纳五湖四海，毛主席开始认识到关公的局限性。

1932年，毛主席对程子华说：“关羽这人自负凌人，终至被骗丢掉荆州。”

这个时候毛主席更多感到，关羽的秉性不利于团结。到毛主席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关羽就越来越持否定态度。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又讲了几个故事来告诫我军。

毛主席说起关羽威名盖世，却对内不顾团结，封五虎上将时，侮辱黄忠，称“不愿与老卒为伍”。

对外关羽破坏统一战线，拒绝和孙权联姻不算，还要鄙视孙权，狂言“虎女焉能与犬子相配”，逼得孙权兵袭荆州，自己也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毛主席用这个故事提醒我军，即使发生皖南事变，对国民党的部队也要区别对待，不要一竿子把可能的同盟也打走。

新四军

对于刘备善于团结人，组织能力强，毛主席还是比较欣赏的。可是牵涉到关羽，毛主席就批评刘备用感情代替政策，分不清主次矛盾。

用拒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的关羽镇守荆州，就是一大失误，关羽被杀又抛弃联吴抗曹的根本，起兵复仇，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自己也在白帝城忧愤而亡。

毛主席用这个事例提醒我军，不要被皖南事变的仇恨冲昏头脑，忘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

1949年3月，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途经涿州时和身边的同志谈到，涿州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关羽自负大意失荆州，刘备感情用事放弃既定方针，对东吴用兵毁了孙刘联盟。

言谈之中，毛主席对桃园之情的负面作用保持着诫惕。在毛主席看来，桃园之情是小节，真正的忠义千秋，应该是利国利民，推动历史进步。

毛主席

这一年，毛主席在和薄一波谈到绥远问题时，又提到关羽拒绝联盟，化友为敌。

在我军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我党的政策仍然是尽力争取和平起义，能不使用武力就尽量不使用武力，这样既减轻了我方的损失，又能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

关羽的恃勇孤傲，被毛主席当成了我党政策的反面教材。

总之，毛主席不认为关羽是个可以做表率的人物，反而是个问题人物。1974年，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关公是封建统治者吹捧出来的偶像。”

一般都认为“说者容易做者难”，毛主席却说：“世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容易，四书五经批倒了，文圣人孔夫子打倒了，武圣人关公也打倒了。”

毛主席与周总理

这是那个时代的事件，不过以史实来看，关羽做武圣确实名不符实。要讲忠义，岳飞、袁崇焕的愚忠，也有舍身全大局的情怀，好过关羽自负傲慢，个人主义泛滥，完全没有大局观。

毛主席看“白”关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上的。除了对正史中的关羽毛主席有全面了解，野史杂谈中的关羽，毛主席也会注意到。

关羽姓什么，历史学家周谷城被问懵，只能等待毛主席给出答案。

毛主席在和老友故旧座谈时，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缓解周谷城的郁闷心情。

周谷城

当时中苏还处在蜜月期，周谷城在哲学有关逻辑的问题上，和苏联学者有不同意见，并把自己的观点公开发表，引起国内一片反对声浪。

周谷城到杭州参加座谈时，情绪还因此比较低落，毛主席提到他的发表的观点，在座的人又噤若寒蝉，让周谷城更感到孤独。

毛主席和周谷城都是湖南老乡，年龄相差不多，两人都在湖南省立一中读过书，有三个共同的老师。

因为这个关系，加上1921年两人又同在湖南一师教书，两人就建立起了友谊。

周谷城没有加入我党，不过也积极参与进步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主席投身到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周谷城从此醉心于学术，两人自此一别十八年，直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两人才再次相聚。

周谷城

那次一见面，毛主席就说出分别的时间，让周谷城又意外又亲切，他没想到毛主席成了我党领袖，还能记得和他遥远的交往。

建国后，毛主席依然关怀着微末之时的故旧，见到周谷城尴尬，毛主席提起关羽姓什么，还有一层用意是要说明，看似有定论的事，未必就不能讨论，以此表示对周谷城学术探讨的支持。

毛主席说，关羽本来不姓关，因行侠仗义在家乡杀了人，一路逃避官府追捕到潼关，过关时遇到盘查，问他姓名。

他不敢报真名，抬头看见城门上“潼关”两个字，随口就说出姓关，又有飞鸟的羽毛飘落身上，就报出单名一个“羽”字。

这个典故，毛主席是在清朝梁章巨所著的《归田琐记》中读到，演义的色彩很重不足为凭，毛主席只是借题发挥活跃气氛，开启讨论。

毛主席在读书

至于关羽的真实姓名，毛主席说关羽姓冯。清朝的戏剧《清音小集》，说关羽原本姓冯名贤。真假倒是不得而知。不过用野史趣闻来为故旧的聚会助兴，再合适不过。

对桃园三兄弟和如同兄弟的赵子龙四人，毛主席对赵子龙评价颇高，还曾用赵子龙的名号，来为新四军立威。

1944年，《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四军的社论，毛主席在华中伪军叫新四军为“四老爷”这一句后面，加上了“比之为赵子龙。”

民间素有刘关张赵四兄弟之说，赵子龙排行为四弟，伪军称新四军为“四爷”，正好对应赵子龙的威名。

毛主席阅读历史书籍时的批注

、赵子龙恪尽职守，勇武本分，胆识、为人深得毛主席认可。

杨成武在长征时，是开路先锋红二师四团的政委，一路上率领红四团，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勇下娄山关，为中央红军杀开血路，被称作红军中赵子龙。

1967年毛主席外出视察，点名让杨成武随行，对其他人说出行一定要带上“子龙”。

赵子龙很长时间都是刘备的侍卫长，毛主席出行带杨成武，是认可杨成武如赵子龙一样的忠勇。

杨成武

1976年4月，毛主席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吉林出现罕见陨石雨，毛主席提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赵子龙离世时，都出现过陨石。“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

只是这次真的天降大石，震动比诸葛亮、赵子龙去世不知大多少。7月、9月，朱老总和毛主席相继去世。

毛主席对张飞的评价也高于关羽。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就号召要学习张飞“粗中有细”。

毛主席最欣赏张飞的原则性，关羽千里走单骑，冲过重重关隘，好不容易在古城见到三弟张飞。张飞却没有被兄弟情所左右，直到见到关羽杀掉追来的敌将蔡阳，才和他相认。

1949年底，毛主席提到“古城会”这个故事，称赞张飞不感情用事的原则性。

毛主席与朱老总

对三国人物，毛主席除了曹操，最关注的就是诸葛亮。毛主席对诸葛亮的视角独特，广受推崇的《隆中对》，在毛主席眼里却有瑕疵。

1959年，毛主席读到苏洵评诸葛亮，有“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句，批注了一段话：“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取荆州没有错，错在让荆州成了孤悬之地。

毛主席

我军进入东北后，和关内解放区的联络并没有阻断，然而中央仍然对布局做了调整，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统归东北中央局和东北军区领导，这样关内、关外整体性更强，避免东北出现孤悬状态。

有了这种布局，各解放区的配合更为密切。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关内解放军积极配合，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就是晋察冀野战军，主动进攻增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的战役。

冀察热辽我军，直接受我军东北指挥部辖制，和华北军区晋察冀野战军无缝对接，各解放区形成整体，不再有孤单的“荆州”，也许这种布局就有三国的殷鉴。

清风店战役示意图

不过毛主席总体上还是十分推崇诸葛亮，推崇他德才兼备、善于做思想工作，更推崇他能够掌握民族政策。

毛主席说诸葛亮的和戎政策，在封建时代很难得，对诸葛亮“七擒孟获”，毛主席很欣赏，认为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我党始终重视民族政策，并且不是和戎，而是把各民族视为一家。

在我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在藏区也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

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身边站着的董必武和林伯渠，既是同盟会元老，又是我党元老，而还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新疆代表赛福鼎。

赛福鼎是临时被毛主席拉到身旁，可见毛主席对民族团结的重视。

赛福鼎在毛主席背后

民族政策的有力贯彻，让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在民族问题上，毛主席对诸葛亮有着历史的呼应，又有比诸葛亮更大的情怀和格局。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就称赞诸葛亮是办事的人。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毛主席不仅倡导，还身体力行。

1950年，毛主席对国民党起义将领董其武说，我党就是按照诸葛亮“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的方式办事，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好国家。

董其武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毛主席不会有个人的好恶，总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客观看待。

不管是否定关羽，还是为曹操正名，都是基于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

古今多少事，并非都付笑谈中，毛主席对我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是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基础。

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先进思想相结合，让我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