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来自作者身边人的故事
我叫张风香,58年生人,出生在山东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没有儿子,只生了我们姐妹4个,我上边有3个姐姐,我是老小。
就因为母亲没生个儿子,父亲经常长吁短叹的,总说自己是未来的五保户,尤其是干活干累了的时候,就怨声载道的说,生些女儿有啥用,连个小车都推不了。
每当母亲听到这些话,就很生气,有时母亲不作声,假装没听见,有时侯就怼父亲一句,女儿怎么了,女儿也得有个人给你生。
那时我们这里的农作物主要就是种红薯,玉米和小麦种的很少,一年到头就是吃红薯和红薯干当家。
每到收红薯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挖个地窖,把留出的一部分红薯,放进地窖里,煮着吃、熬着吃,能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其余的红薯全部都切成红薯干,晒干以后,存起来,春天的时候就把红薯干用水洗一洗,到碾上去压碎,做粥喝,有时就直接煮红薯干吃。
我们村东边是一条大河,河边有一大片河沙滩,那些象眼镜片大小的溥溥的河沙石,是晒红薯干的好地方。
因为在河沙滩晒红薯干,既沾不上土,又肯干,而且晒出来的红薯干白还干净,吃的时候不用费劲洗,洗两遍就行了,所以每年我家都去河沙滩晒红薯干。
我20岁那年,3个姐姐都出嫁了,家里的活都是我和父母在干。
秋天,又到了晒红薯干的季节,那天队里分了红薯,我们就把红薯切成红薯干晒到河沙滩去了。
第3天的时候,我和母亲去翻了翻,本想着再晒上3天就干了,就可以拣回家了。
可到了第5天的那天下午,天上突然长云彩,看样子要下雨,全家人都出动去拣红薯干。
父亲推着从生产队里借来的独轮车先走了,母亲把用麦秸秆编好的草帘子拿上,我挑着两个筐也随后出了门。
到了河沙滩一看,就有不少人在拣红薯干了,那天老天还算是讲情面,红薯干拣完了,雨也没下下来,可天还一直阴着。
拣完了以后,父亲就用独轮车往家里推,把车子的前边,拴上一根绳子,我在前边拉着。
因为要经过一个上坡,而且上坡还很陡,虽然我在前面拉着,可父亲在后面推着车子也很吃力,刚爬到坡顶,父亲就累的停下休息。
这时刚好村后头的王大爷,拣完红薯干往家走,爬到坡顶看见父亲正在喘粗气,王大爷笑着说,怎么了老弟,推不动了?
父亲喘着粗气说,不服老不行了,拿到当年,推这点东西,不用人拉,我也能轻轻松松的爬上来。
王大爷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当年去山里推石头,山路不好走,没有人拉车,不也是照样一个人拱着往前走,现在不行了,快60岁的人了。
说话间,王大爷的儿子王建波推着一车子红薯干爬上了坡顶,而且两个篓子上边还摞着两个麻袋。
王建波也停下了,跟我父亲打了声招呼,叫了声叔,我父亲就羡慕的说,关键时候,还是男孩子顶杠。
然后又对王大爷说,王哥,还是你有福气,养了3个大儿子,啥重活累活也不愁。
王大爷说,你有4个女儿多好啊,那可是你的4把酒壶,我都羡慕你。
说了一顿笑话之后,王建波推起车子正要走,王大爷说,建波,把这趟推回家,帮你叔推两趟,王建波很痛快的答应了。
父亲客气的说,那怎么好意思,王大爷笑着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我们家的推完了,再说年轻人有力气,干点活累不着。
不大一会,王建波果然推着独轮车来了,还带来了两条麻袋,父母跟他客气了一阵子后,开始装车,装满两边的篓子,又装上了两麻袋。
父亲正要帮着他把麻袋抬到车上去,刚要下腰,只见王建波一个人轻轻松松的就把麻袋搬上去了。
推车走的时候,还跟父亲说,叔,你就不要推了,我看再有两车也就差不多推完了,你们在这里装着车,我马上就回来了。
就这样,王建波又来连着推了两趟,就全部推回家了。
那时天也快要黑了,父亲很客气的叫王建波留下来吃饭,可他说不用,然后推起小车走了。
母亲收拾了一下正要做饭。父亲说,叫母亲炒几个菜,把王大爷叫过来喝酒。
母亲为难的说,这家里啥菜也没有,拿什么炒,商量父亲过几天准备点菜再请王大爷过来,可父亲非要今天晚上喝。
母亲没办法,只好炒上了一盘花生米,自己家里的鸡蛋炒上了一盘,然后又拌上了两个凉菜,算是凑了4个菜。
然后父亲又分咐我去叫王大爷过来,还不忘嘱咐我说,把建波也叫上。
其实我只知道王大爷在后街住,具体住在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
因为我们村子很大,有七百多户人家,有16个生产队,我们是第15生产队,而王大爷家是第二生产队。
村子分为前街、中街和后街,我们家属于前街,王大爷家属于后街。
前街人和后街人不怎么打交道,所以,我们两家人没有来往,也就是见了面互相打个招呼。
父亲叫我去叫王大爷,我只好打听着去了,说明了来意后,王大爷倒是没客气,说让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
不多一会,王大爷来了,手里还提着两瓶老白干,进门就对母亲说,他婶子,我这给你添麻烦了,其实我早就想找我老弟喝顿酒了。
其实,王大爷和父亲也没有多么深的交情,只不过当年在镇上修水渠的时候,因为他俩都会瓦工,在一起干过一阵子活。
几杯酒下肚,老哥俩的话也就多了起来,就听父亲说,王哥,你怎么不把建波带来,我挺喜欢那孩子的。
王大爷说,一个小孩子,他又不会喝酒,和我们又说不上话,让他来干什么。
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聊了起来,可聊着聊着,父亲竟然又说到他没有儿子上边去了。
父亲说,你看你命多好,有3个儿子在身边,哪象我,女儿倒是有4个,可长大后,一个个的都飞走了。
再过几年,艳梅(我名字叫艳梅)再找个婆家走了,就剩下我和艳梅她娘,大眼瞪小眼的,想想就没有意思。
王大爷看父亲有些伤感,就劝父亲说,老弟,生女儿有生女儿的好处,生儿子有生儿子的烦恼。
你不知道我这3个儿子得操多少心,老大、老二好歹的给他们娶上媳妇、盖上房子,分家另过了,算是完成任务了。
可建波今年也22岁了,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这不又得操心给他娶媳妇了。
说到这里,王大爷好象想到了什么,看着我父亲说,你家艳梅今年多大了?父亲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说,20岁了,在家里待不了几年了。
王大爷说,老弟,你看我们两家做亲家怎么样,父亲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一拍大腿,笑着说,好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王大爷说,如果你们家艳梅嫁给我们家建波,那是多好的一对啊,再说,以后你们家里再有啥重活累活的,建波全保了。
父亲听后高兴的说,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然后两个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当时两个人都喝的不少了,话都有点说不太清楚了。
父亲和王大爷坐在炕上喝酒,我和母亲就在炕下边,可他俩就象没看见我们似的,只是自顾自的说着话。
我听到这里后,不满的跟母亲说,你听我爹和王大爷在说啥呢?怎么还扯到我和王建波身上去了?
其实母亲也听到了,母亲就过去跟王大爷说话。想把话题给岔开,可根本就岔不开,三言两语之后,又绕到我和王建波的婚事上去了。
没办法,母亲跟我说,他们两个都喝的不少,说醉话呢,说不定今晚上说的话,明天就不记得了,全都忘了。
我想想觉得也是,说不定就是说的醉话,这事我也就没往心里去。
那晚,王大爷走的时候,走路都有点走不稳了,母亲一个劲的嘱咐他,慢点走,由于天太黑,母亲还把我家的手电筒给了他。
第二天,父亲一直没提昨晚上说的那件事,我觉得肯定是忘记了,不记得了,我的心也放下了。
晚上吃完晚饭,王建波来了,说是来还手电简,还带来了两包茶叶,说是给我父亲喝。
母亲说啥也不要,让他拿回去,王建波不拿,说什么也要留下,两个人就推来让去的。
这时就听父亲说,既然建波拿来了,就留下,还这么客气干吗,这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我和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互相看了一眼,碍于王建波还在这里,没说什么,等王建波走了以后,我问父亲说,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
父亲点上了一袋烟,抽了两口,慢条斯理的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和你王大爷说的话,你没听见吗?我们把你和建波的婚事定下了。
我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原以为昨晚上他俩说的是醉话,没想到父亲是来真的。
我说,我不同意啊,你这也太草率了,王建波就给咱家推了两趟红薯干,你就让我嫁给他。
父亲一听我说不同意,说,建波哪里不好了?哪里配不上你?要模样有模样,一米七八的大高个,我看配你还绰绰有余。
我说父亲不讲道理,包办婚姻,父亲说,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些洋词,我只知道建波是个好孩子,你嫁给他,亏不了。
后来,王建波就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因为前两年也学了些日子的木工,也算是个半吊子木匠,看见我们家的圈门坏了,他就给修修,这里订订那里补补的。
我们家有什么重活累活,他也是帮着干,整天大叔大婶的叫的那叫一个甜。
久而久之,母亲也喜欢上了他,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我也觉得他人不错,说话做事有分寸,人也勤快稳重,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两年后,我们结婚了,我们相处的很好,他对待我父母也很孝顺,经常去我父母那边坐坐,父母也很喜欢这个女婿。
后来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建波头脑灵活,承包了村里的苹果园。
建波勤劳能干,有技术,果树管理的也好,每到秋天,看到硕果累累的果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每年的收入都很客观。
几年以后,我们翻盖了新房子,日子过的一年比一年好,村里的人都很羡慕我们。
后来父母的年纪大了,身体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毛病,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建波也是跟儿子一样的在床前照顾着。
现在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父亲当时的选择没有错,建波的确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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