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联盟现有55个成员,其前身是成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2015年,非盟通过《2063年议程》,目标是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与和平繁荣的新非洲。去年9月9月非盟的“生日”当天,非盟获邀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正式成员。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在北京召开。非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默罕默德·奥斯曼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是管理中非关系的机制,双方需要在中国探讨很多重要议题。“一带一路”提升了非洲的连通性,这对非洲自贸区建设意义重大。
论坛可助非洲处理很多问题
北京日报客户端: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作为非盟首位驻华代表,您对峰会有何期待?
奥斯曼: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建立中非合作论坛的想法本身。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和关系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但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管理中国和非洲之间关系的机制,旨在提升中非关系。
这是一个帮助我们处理许多问题的论坛,除了中非关系,我们还与中国讨论和分享对全球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在疫情期间,利用这一机制,我们成功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困难,中国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们。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可以提供很多帮助的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回顾过去24年,论坛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时间推移,论坛的优先事项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有新的问题要讨论,全球性冲突也将影响非洲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像俄乌冲突、加沙战争。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需要有机会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
非中贸易额仍有提升空间
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2821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19年至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已举办四届。您如何评价中非贸易的进展?
奥斯曼:2021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期间,各方一致同意,非中贸易额应在未来3年增加到3000亿美元,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目标。近年来,非洲在向中国出口产品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肯尼亚花卉是一个例子,牛油果也是肯尼亚非常重要的产品之一,已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咖啡不仅来自埃塞俄比亚,也来自卢旺达,乌干达也在寻找市场。目前非中28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仍有提升空间,我们对中国有巨大期待。
非盟《2063年议程》已在实施的最大项目之一是非洲自由贸易区,这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为了促进非洲的贸易,我们需要中国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融资领域提供援助,这些领域对非洲至关重要。
北京日报客户端:您谈到了非洲自贸区,这是近年引人注目的话题,它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
“一带一路”将提升非洲联通性
北京日报客户端:中非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有机对接。已有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奥斯曼:“一带一路”毫无疑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一带一路”机制来融资。“一带一路”的理念和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将促进非洲连通性的提升。非洲从殖民时代继承了极度贫乏的基础设施,导致了非洲大陆的分割。《2063年议程》的重点是连接非洲,“一带一路”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互联互通理念。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以过去20年的基础设施为例,非洲约有10000公里的铁路是由中国建造的,有10万公里的公路是由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分布在不同的非洲国家。
北京日报客户端:现阶段,您如何评价《2063年议程》的实施进展和关键所在?
中国帮助非洲三领域联系密切
北京日报客户端:去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中方又提出了《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等倡议。
奥斯曼:非洲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原材料出口,我们的产品没有附加值。而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无法增加产品的价值。去年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宣布,中国将在这三个领域帮助非洲,三者有着密切联系。我认为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将讨论这三个领域的具体举措。
如果我们将其中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将增加非洲产品的附加值,也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例如人才培养是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非洲60%的人口是年轻人,他们都在找工作,我们必须创造就业机会。工业化则是我们希望能提供就业机会的领域之一。但是,如果你推进工业化,却没有人才来领导工业化甚至农业,这将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的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许多非洲国家也建立了鲁班工坊。为了提高人口素质,我们必须在人才方面做很多工作,这是公认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实现《2063年议程》目标的关键途径。
北京日报客户端: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中非如何携手应对这些挑战?
奥斯曼:事实上,我们需要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非洲正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例如联合国系统的资产和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资金,这是我们在非洲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们感到全球金融体系完全不利于我们,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也与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期待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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