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鬼子”带白军闯进陕北，被红军抓获后，结下长达36年的友情

1936年6月初，北京城才刚刚换上了春季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庄重肃穆的松柏把紫荆城装饰成了一个迷人的仙境。

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外，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城上空也笼罩着那弥漫于全国的战斗气氛。日本的侵略铁蹄已经抵近了中华的象征——长城，并且还想着将魔爪跨过它伸向华北地区。

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也已经渡过了黄河，进入山西地界，试图开赴长城前线与日本人作战。这一举动引起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抗日红军。虽然前进的红军最终被蒋介石派出的精锐军队拦截了，但是这却阻挡不了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

成群结队的学生和爱国市民展开了盛大的示威活动。上万名学生不顾军警的棍棒，高声喊出那被禁止的口号：

“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救中国！”

埃德加·斯诺，一位正直勇敢的美国记者。

他爱好和平，支持正义，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他在中国居住已达7年之久，然而对于民众口中的共产党，他却一直抱有许许多多的疑问。

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南方的湘赣边境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外人能自告奋勇，穿过那危险的国共边界封锁线，再回来报道那边的经历。所有的相关报道都是南京政府的一面之词，民间对此也是众说纷纭。

就在一天午夜，一个身形高挑的高鼻梁洋鬼子登上了一列开往西安的破旧火车，这个人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疑问踏上了这次旅程。在通过宋庆龄的安排下，他决心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前线，成为第一个到达那个“国度“的外国记者，第一个向世人展示中华苏维埃地区的记者。

在离京的火车上，斯诺出于自己的职业习惯开始和同行的中国旅客们讨论起来。一位青年正打算重回他离开了七年的四川老家，但是他很担心路上的土匪活动会让他回不到家。

斯诺于是问他所说的土匪是不是红军？（以下对话摘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哦，不，（我说的）当然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但我说的，就是土匪。”青年人回答道。

“可是，（在政府语境下）红军难道不就是土匪吗？”斯诺出于好奇心继续问道：“报纸上可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者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肯定是不得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很简单，因为那是南京方面命令他们这样做的。南京这边要是对延安方面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青年人解释得很有道理。

斯诺继续问道：“请问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是不是与害怕土匪一样？”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青年不安地望了望旁边的老人，那老人一直坐在旁边很聚精会神地听着，偶尔转转脖子，却又刻意假装没在听的样子。

青年人接着说道：“你要知道，农民是个很无知的群体，他们可不懂红军是否在利用着他们，还以为红军说的话都是当真的。”

“那么，（红军）他们说的话，究竟是不是当真的？”斯诺继续追问。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都是土匪 。他们有自己信仰的主义，但是毕竟他们杀的人太多了，嗯，应该不是什么好人。”青年回答道。

就在这时，那花白胡子的倾听者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面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

“杀得还不够！”

青年人和斯诺顿时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老者。斯诺虽然很想继续采访一下这位一语惊人的白发老者，这时候火车进站了，而斯诺则需要换乘线路来继续他的这次旅程，只能下车。

斯诺辗转到达西安后不久，就去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

数年前，杨虎城在陕西这片土地上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和其他人分享他的权力了。1935年，中国东北的旧统治者少帅张学良带着他的东北军来到了陕西，在西安走马上任了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

在全国剿匪总部总司令蒋介石本人的要求下，张学良对长征后来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还有一位由蒋介石派来监视张学良的邵力子，这位邵先生是陕西省的省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邵力子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只觉得参加共产党是一件时髦的事，常年游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一直到1927年以后他才明白，当共产党是件有可能要脑袋搬家的事，于是他就选择了投靠蒋介石，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性命。

斯诺很清楚，即使是这位中共的曾经创始人，也无法解答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疑惑，他还是要到真正的红区之中去。

这三方势力在这黄土高原上的边区行省，已经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极富有戏剧性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少帅率领的军队同他身为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求清剿的“匪军”，令人诧异的结成了同盟关系。

证据之一就是，在北京时，联系斯诺的地下党同志甚至曾答应他，说可以搭乘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前往延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从其父亲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的地位继承而来的三十三岁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年轻的少帅不仅患病在身，没有经验，身边又充满了腐败无能的属下。无法独自应对这场危机的他只有依靠南京的“大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与日本人的战争，他建议张学良不抵抗、向后撤。

于是不抵抗的东北军几乎没有开一枪，就将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张学良也被民间扣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张学良不得不承担起不抵抗的责任，离开了中国去欧洲“考察”了。

一直到1934年，张学良才重掌东北军，虽然他曾经犯过错误，可他的部下依旧欢迎他回来，他在军中依旧有很高的人望，于是他打出了收复东北老家的口号来巩固人心。

为了围剿红军，东北军也被调遣至华北、西北和红军作战，但东北军官兵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东北老家，对于到西北打不受欢迎的内战和对日本人不开一枪甚为不满。

与红军交手数月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一些重要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一群抗日爱国的出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样的事有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又要抗日是不可能的。

另外，最关键的是：东北军是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不断的消耗自己的兵力。

1935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时吃了场大败仗，东北军整整损失了2个师，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官兵投向了主张抗日救国的红军，还有许多东北军军官被俘，他们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教育后被红军放回西安。

回到西安的这些军官，纷纷赞扬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全军的士兵都掀起了反对与红军继续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深深影响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开始受到强烈的收复失地的思想影响。在陕西，群众和学生们的抗日爱国宣传受到了张学良的鼓励和保护，而在其他地方，这种说法是被南京当局所严令禁止的。

随着军民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成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在通过中共地下党线人和中央红军领导层取得联系后，双方达成了秘密的和平协议，并互派了代表。双方在前线不仅停了火，人员还可以互相往来并展开贸易，部队偶尔对着天空放枪来迷惑在其他战线的南京部队。

形势的发展还导致了之后在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将来到西安督战“剿匪“的蒋介石扣押，并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正因如此，埃德加·斯诺才能在一日早晨乘坐东北军的卡车顺利的来到了前线，顺利的通过白区前线前往延安。

在穿过东北军的前线后，斯诺与一个从延安雇佣而来的骡夫向导一起进入了红区边界。在遇到第一个红区农民后，骡夫向导便丢下了斯诺回延安去了。斯诺只好另找一个本地向导带他去当时的红都-安塞。而就是他们在前往安塞的路途之中时，向导发现一队白匪正尾随着他们。（白匪就是国民党所说的民团，各地的土豪乡绅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利用保甲制组建的民团。）

于是他们只好匆忙赶路，在数小时后他们抵达了安塞城下时，一队红军骑兵直奔他们而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孩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的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了安塞县境！而领头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正是斯诺自己！而现在红军骑兵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场遭遇战回来。

在收到报告后，红军赤卫队队长亲自率领骑兵上山抄了近路，发现了尾随着斯诺的白匪，赤卫队在一个山谷里包围了白匪并将他们击溃。赤卫队长带着斯诺进入了安塞县城，正在斯诺担心着红军会不会真的把他当做带领民团的头子想着怎么解释之时，一个年轻的留着大胡子的清瘦军官走了上来，温和文雅的用英语对斯诺打了个招呼：“哈喽，你想找什么人吗？”

这是他在遥远的中国内陆上听到的第一句母语，斯诺马上就知道了这位年轻的军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周恩来。

这下，斯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进入了这个”异世界“。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的时间里，斯诺在陕甘宁边区不断的走访调查得到了热情款待。他拜访了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且与毛泽东进行了持续数日的探讨对话，得到了许多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这远离中国中心的遥远边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与外面白色中国与众不同的红色的中国。

他看到在这里，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希望；人人都看似平等与充满尊严；没有鸦片、苛捐杂税和贪污腐败；人们对于民族、国家、民主等概念也都有了与外面看似愚昧无知的中国平民不同的理解。

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斯诺的内心，他已经明白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正在这里萌发。

十月底，斯诺回到北平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把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向北平的青年学生作了展示和介绍，一同被展示的还有他拍摄的大量反映红区生活的影片、照片等，它们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红色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根据他数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并于当年10月正式发表，在世界各地的进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动。

1938年2月，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审查，中译本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然后在上海顺利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面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斯诺获得三次被邀请来华访问的机会，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情。斯诺在1972年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他一部分骨灰就被葬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