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用来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地方。
能进入功德林改造的战犯最起码也是个将军或省级大员。在毛主席“一个不杀”的感化教育思想下，这些人受到了宽大处理，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
然而想让这些曾经心高气傲的“党国军政大员”，坦然面对自身的错误，绝非一件易事。
在改造之初，这些战犯中不乏有要保持“气节”杀身成仁的，有逃避改造怒目冷对的。其中最为顽冥不化的，当属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黄维秉承所谓的儒家之道，虽然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但也有着“书呆子”般的迂腐顽固。
他因受蒋氏知遇之恩，在改造初期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还经常在学习中大放厥词。
1952年，管理所组织了一场关于民国四大家族的座谈会。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刚将一本相关书籍读完，黄维便为四大家族辩解了起来，还发表了一通针对毛主席的攻击诽谤言论。
如此反动荒谬的话语，令同小组成员群情激愤，董益三更是气得直接动手扇了黄维两耳光。黄维不甘示弱，挥手迎战。
由此，爆发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第一次打架事件。
功德林内的“内卷”
其实除了黄维及少部分顽固分子外，其他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十分顺利的。作为曾经的对手，共产党人对这些俘虏不辱不杀，真正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身在看守所中的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外界，但光从官兵平等、行事公平公正的看守所，他们就足以见识到这个新生政权的不凡之处。
平静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也让他们逐渐褪去了暴烈如火的心性，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错误的过往。
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非是王侯将相、富商巨贾，而是饱受苦难的穷苦百姓。
这些过去他们看不上的平民们，却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展现出了令他们惊讶的凝聚力、勇气与智慧，最终建立起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充满活力的新生政权。
程潜、章士钊、傅作义、郑洞国，这些被他们所深深敬仰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先后到达功德林来看望他们，苦口婆心地对战犯们进行思想教育。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新中国春风般的感化教育下，这些战犯深受感动。
以杜聿明、王耀武、董益三、沈醉等人为代表，这些战犯逐渐在思想改造上内卷了起来。
“救火将军”杜聿明，在功德林中备受战犯们敬重，一开始也是持顽抗态度被转入功德林的。
他在棉裤中藏了60多粒安眠药，企图等待时机自绝以“明志”。然而管理人员的谆谆教导，同为重要战犯的傅作义立功赎罪的事实，都让他清晰地认识到新政权的包容性。
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将立功赎罪视为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他病重之时，管教领导姚处长彻夜陪伴在他的床头，使得杜聿明深受感动。
他在病愈之后紧紧握住姚处长手，动情地说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随后在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
1954年，作为功德林监狱战俘们公认的“老大哥”，杜聿明还默许了一场狱中的“中日大战”。
这场“煤山战役”是由抗日名将刘镇湘所主动发起的，战场就是他们日常劳作的烧锅炉所用的煤山。
当时刘镇湘正与郑庭笈一同抬煤，因为郑庭笈临时尿急，于是刘镇湘便站在原地等他。刘镇湘四处观望，竟然发现不远处有三个日本战俘在打网球，这使得他恼怒万分。
正在刘镇湘拼命压抑自身怒火时，一枚白色的网球突然飞到了煤山之前，一名日本战俘拎着球拍大摇大摆地前来要球。
这一傲慢姿态激怒了刘镇湘，他立即地将其推倒在地，让日本战俘摔了个狗吃屎。
眼见自己人受了欺负，其他两名日本战俘也骂骂咧咧地前来帮忙，刘镇湘顿时陷入了以一敌三的劣势。
正在这时，上厕所归来的郑庭笈发现了这一幕，急忙跳脚呼叫支援。
国军一改往日作壁上观的恶习，爆发了有史以来最迅速的救援行动，宋希濂、杨波涛、邱行湘等人火速赶来助拳。
双方在烟尘四起的煤山上展开了一场大战，国军一位兵团司令、五位军长展现出了他们优良的作战水平：
郑庭笈作为先锋，使用了“箩筐套脑袋”，成功阻断了日军的后路。
猛将宋希濂先是一招猛虎掮猪，将一名日军摔了下去，随后用扁担将日军纷纷打落下来。
而杨伯涛、邱行湘两位少壮将领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依靠铁锹、扁担的火力优势痛击日军。
如此声势浩大的战斗，惊动了隔壁扫地的“老大哥”杜聿明，急忙让文强前去打探消息。
文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番之后，才重新跑回杜聿明身边汇报：“我部大获全胜！”
杜聿明听罢，满意地眯着眼说道：“嗯，告诉弟兄们注意分寸。”
文强了然，随后立即回到战场放起了哨。此次煤山大捷过后，虽然参战者都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却比战场上打了胜仗还要痛快。
在对外时他们保持团结一致，但在私下的日常改造中的竞争却愈演愈烈。
这其中以董益三最为突出，军统出身的董益三在国军中的时候就爱好打小报告，后来堪称功德林战犯中的“内卷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