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跨学科沙龙：北大法学院科研新举措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推进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人类学、网络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

为搭建一级学科间的对话平台，开阔北大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推动有组织科研向纵深发展，自2023年秋起，在北京大学道·安法学基金的支持下， 北京大学法学院 策划组织 “法学+ ”跨学科系列沙龙 ，邀请校内非法学学科的知名学者为法学院教师分享研究主题和方法，以激发学术灵感，促进学科交融，提升法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截至2024年6月，北大法学院成功举办四场“法学+ ”跨学科系列沙龙，来自北大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学科的资深教授与法学院师生展开深入交流，就其他学科视野中的法学问题和法学研究引入其他学科方法等话题，产生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思想碰撞。

2023年11月16日，第一期“法学+ ”跨学科沙龙邀请到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李猛教授主讲“思想史与规范性：伦理政治研究的一些思考”，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车浩教授主持沙龙，60余名师生参加。

讲座中，李猛教授指出：思想史研究具有多种研究范式，其中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均与法学存在紧密关系，同样关心规范性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好”。关注学术史中核心观念的演变，这是思想史中的观念史研究范式。与此不同，概念史则研究特定词汇在不同文本中的演变。无论是观念还是概念研究，思想史研究中，文本主义和语境主义存在张力。

围绕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李猛教授以剑桥学派为例，认为该学派所批判的“文本中心的历史错谬”，反映了现代诸多学科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在理论体系构建时过度关注文本并以此构建学说体系与历史轨迹，反而因此忽略作者本身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真正意图，以至总是预先带有标准地去阅读、判断文本，无论是批评或是赞扬，都是按照当代的标准而展开，最终对文本产生误解与偏离。

因此，剑桥学派认为思想史研究的正确做法是跳出文本中心主义，转向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语境，根据作者当时的道德、政治的立场进行思想史解释。

李猛教授认为剑桥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洞见，揭示了文本主义的不足，但语境主义同样有其弊病，即在历史语境中解释核心文本时，忽视核心文本对语境的强有力的塑造和影响。

而这就涉及所谓思想的规范性，指那些历史中的文本、资料、成果具有对于当前社会有益的价值。规范性的理解事实上超越作者写作时的背景和意图，正因为文本具有超越语境的特性，所以对文本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囿于历史环境中，学者可以尝试从文本中找到超越时间、具备解释融贯性的内容、核心概念以及学说。

关于思想史研究，当代学者固然可以采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努力把文本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但也不妨就提炼某个学说的整体融贯性和解释力，并用现实去检验。

讲座最后，李猛教授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并不仅仅是历史性的，也同样是规范性和建构性的，提供了一个把历史研究和一个思想前后历史脉络进行联系，在历史纵深中重新理解一个规范性、政治理论的更大可能性。至于如何建构、建构什么，则是当代学者不应回避的任务。

进入交流环节，车浩、王锡锌、赵宏、左亦鲁、彭錞等老师先后发言，踊跃提问，就文本解释的历史性与规范性、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中西方规范体系的比较、宪法原旨主义方法与剑桥学派的异同等话题，同李猛教授进行探讨。

2023年12月28日，“法学+ ”跨学科沙龙第2期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贺桂梅教授主讲“当代中国文艺法律叙事的性别视角”。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车浩主持活动，法学院近60名师生参与活动。

讲座伊始，贺桂梅教授从文艺、法律、性别三个概念入手，阐释了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贺教授指出：文艺中的法律并非简单地用文艺宣传法律，而是如传统中国以“礼乐刑政”一体进行社会治理一般，当代文艺也应被视为与法律、政治并立的治理要素，一同促进法律实施。如今引起社会关注的法律议题往往关乎女性主义叙事，但法律的性别视角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视角，而是说普遍性的法律问题必须经过包括性别视角在内的多重视角的反思。

随后，贺桂梅教授选取当代文艺作品中三个典型的“告状女”叙事形象，采用性别视角分析其所呈现的不同时代的法律难题。三个告状女的文艺形象都是跨媒介的，不仅体现在小说中，还被拍成了电影。

四五十年代，《刘巧儿告状》与新中国婚姻法律变革和司法体制建立息息相关，将关注点从阶级斗争转向法律的正当性。这一基于真实原型改编的文艺作品，通过刻画一场婚姻法律纠纷的前因后果，彰显了婚姻自主的法律导向，也构成以法治化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典型案例。尤其是该作品所描绘的深入群众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体现了在当时的语境下，作为受压迫者的女性的主体意愿是否被实现，是人民司法是否实现的重要标准。

进入90年代，《秋菊打官司》的背景与《刘巧儿告状》不再相同，涉及乡村、法治和治理现代化。尤其是秋菊讨到说法时的茫然，展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科层制国家治理间的张力，苏力教授对此曾有深入分析。

本世纪一〇年代，《我不是潘金莲》虽没有秋菊和刘巧儿的社会影响大，但实际上更加深入展露了性别议题，与近期的电视剧《我不是受害人》类似，分别反映了乡村女性和都市女性面临法律问题的复杂性。

在贺桂梅教授看来，女性告状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本身就是一种传奇故事，比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而当代中国的三个告状故事，从法律的视角看，事实上是法律、法庭难以甚至无法处理的问题。

比如刘巧儿是要结婚，但是先退婚后再要求结婚，法院缺乏法律依据时如何处理？包办婚姻、抢婚等各种情形都在这个故事中出现了。案件的最终解决是基于马锡五审判方式，即沟通法庭内的判决和法庭外的群众路线。

在秋菊故事中，秋菊的难题是法制、法治和情理的难题。最后法院的判决虽然处罚了村长，但这不是秋菊想要的。法院只能解决法律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情理问题。

李雪莲的行为和法律的冲突在于，她要假离婚后再结婚。李雪莲想要的是一个法律支持的判决，体现她实质性的亲密关系和私密关系约定是被保护的，特别是她自己在性观念层面的“正当”形象。但这样的问题法律解决不了，从而使得问题本身越滚越大。可以看到，刘巧儿的问题最终是通过马锡五审判方式解决了，但秋菊和李雪莲的难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从性别视角观察，刘巧儿是为了自己告状，目的是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秋菊在为谁告状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小说中，秋菊并不是孕妇，但电影中秋菊是一位孕妇，其之所以打官司，是因为丈夫骂了没有儿子的村长“断子绝孙”，而村长踢了丈夫“要命的地方”。电影最后，是秋菊家男孩的出生解决了所有问题。很难想象如果出生的是女孩，矛盾是否能够化解。父权制的文化逻辑在这个叙事中非常明显。

李雪莲则是为了自己的清白告状，所以小说的题目是《我不是潘金莲》。李雪莲提出的问题是超前性的，是21世纪的性别议题，她认为被丈夫欺骗和被人们称为荡妇是不可接受的，但周围的人却认为这是很可笑的。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我们曾经不视为问题、权力、暴力的、由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造成的压迫，在今天成为一个需要自觉思考的对象。

三个典型女性形象反映出人民司法需要灵活应对时代变迁，理解当事人的困境，真正走入其内心世界。

在自由讨论阶段，马忆南教授结合自身参与女性议题立法的经验分享了关于法律与性别研究的体会。彭錞、王也等师生针对女性形象的典型性、忠诚协议、信访制度等话题踊跃提问，与贺桂梅教授展开交流。

2024年4月3日，第3期“法学+ ”跨学科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学者张帆教授主讲“从《元典章》谈元代司法变迁”。车浩副院长担任主持，学院三十余名师生参与讲座交流。

张帆教授首先介绍了《元典章》的概况与特点，其全名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作为元代汉文公文中最重要、最丰富的一部史料，《元典章》保存了大量反映社会基层状况的内容，能够为元代前中期的法制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元典章》全书分为十个部分，前四个部分是笼统的宏观文书（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后六个部分则是各类具体文件，并参照六部进行排列（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中内容量最大的是刑部，以刑事犯罪类文书为主；其次是户部，以民间户口、财产、婚姻等纠纷类文书为主。

全书的主要部分分为六十卷，涵盖了元代前期到中期七十多年的历史。不过《元典章》无法反映元代后期历史，因为后期《元典章》就基本不更新了。虽然《元典章》有新集，但新集补充的内容非常少。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元典章》所涵盖的是元代前期和中期的历史。

张帆教授认为，《元典章》的价值主要有四点：

一是史料价值。《元典章》基本属于一手资料，较大程度地保留了文书全貌。

二是《元典章》能够反映社会底层文化。我们现在学习元代历史时大多看的是正史，这主要是上层士大夫的生活体现，《元典章》的公文则反映了很多社会底层的情况，而且不少内容非常具体、详细。

三是《元典章》反映了元代官制和公务运作程序，如一项文书如何传递，交由哪个机构处理，最后发回哪个机构等内容。如果只看《元史百官志》则只能了解元代具体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设定，但这些公文能够反映出具体机构在特定事务中的重要性。

四是《元典章》中公文的原文保留了很多俗语、俗字，通过研究能够知道这些俗字是什么意思，这对于汉字发展史而言有特殊意义。张帆教授同时指出，民间书商汇集整理导致文本错漏较多，与汉语语法迥异的蒙文直译体增加了理解难度，处理具体问题的公文逐级嵌套结构复杂，元代特有的制度名词更是难以通晓，因此，使用《元典章》也需要注意分辨。

张帆教授将元代的司法变迁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260年到1271年，元代大量参照金朝的《泰和律》进行临时性的司法处理。

第二个阶段是1272年到1322年，忽必烈下令不再使用《泰和律》，开始适用单行法规。尽管此后元代的司法活动仍然会参考《泰和律》，但不会再使用《泰和律》中的表述，尤其是一些原则性的表述。

第三个阶段是1323年以后，元朝政府根据长期保留下来的具体案例、公文，通过汇总和整理，开始颁行具有法典性质的法令汇编以指导司法工作。在1323年，元代颁布《大元通制》，分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1346年，元代根据过往二十年的一些新的积累，颁行《至正条格》，分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至正条格》对《大元通制》进行了比较多的增补和修订，条文比《大元通制》也多出50%的体例，被称为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汇编。

张帆教授基于《元典章》及后续史料中“收继婚”相关案例，梳理了元代司法实践的变化。收继婚是游牧民族早期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习俗。比如哥哥去世后，嫂子嫁给弟弟，父亲去世后，庶母嫁给非亲生儿子（当时蒙古是多妻制，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游牧民族这种习俗是为了保障财产不外流，包括帐篷、牲畜等。这种习俗传到中原后，也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原农民也认为收继婚制度最省事。不过受到中原汉族伦理影响，隔辈的收继婚是不被认可的，只有同辈的收继婚是流行的。

元朝政府在最早的阶段不认可这一行为，即1270年前认为这是犯罪，官府按照旧例《泰和律》“汉儿、渤海不再接续有服兄弟之限”进行判决。但是在1271年底，元代对收继婚制度的适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忽必烈要求不再适用《泰和律》而适用自己的制定法，并亲自处理了一起收继婚的案子，认定其合法。又过了60年左右，1330年时，元朝向汉族传统靠拢的色彩明显加强，《至正条格》禁止收继婚。

互动环节中，北大法学院李启成、葛云松、赵宏、彭錞等老师与张帆教授就元代政治观念与公文文风、古代法典化经验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玲教授专程参与本次讲座，并与张帆教授就《元典章》的编纂主体和目的进行交流。

2024年6月6日，第4期“法学+ ”跨学科沙龙成功举行。本期沙龙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主讲“法律专家知识的形式化与数字化”。学院四十余名师生参与，活动由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彭錞主持。

邱泽奇教授从大众熟知的AlphaGo引入，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拟人仿生与遵循自有逻辑规则。人脑在有限元计算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后一种人工智能，典型如围棋竞赛。法律不同于围棋，其数量不断增加、内部高度互联，是非有限元的复杂系统，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文本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二是法律所要处理的事件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

法律文本的内容并不一定是规则明确、状态有限的，其中包含了许多知识的表述和表达，是否有可能借助机器来构建一个不同于当前法律文本解读和应用的新体系？这就涉及作为转化桥梁的专家知识的形式化与数字化，将法律系统的专家知识转化为可以计量的、计算机可以识别存储和计算的数字编码。

这一路径涉及两个关键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专家知识的含量。在评价知识含量时，可将其分为低含量和高含量两种。低含量指的是与系统内置知识库没有明显差异的知识，而高含量则指的是与系统类似知识库有明显差异的知识。

第二个维度是机器表达的难易程度。正则表达是机器表达的一种主要形态，它易于表达且方便处理。当知识可以通过一套清晰且完备的处理规则来提取和处理时，这是容易表达的。然而，当无法仅依靠一套规则，而需要使用多套甚至交互式的规则来提取或处理专家知识时，这就增加了表达的难度。

随后，邱泽奇教授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例，介绍了法律专家知识形式化和数字化的具体路径。识别法律文本包含的两类知识：阐释学的和非阐释学的。阐释学的知识，主要是关系类知识，可以通过关系结构来表达，并且能被机器计算。而非阐释学的知识则需要通过其他专家知识的补充，转化为阐释学的知识。

首先，如果法律以假定条件与法律后果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典型的“如果……就……”结构，这与计算机编程语言中的“if then”结构完全一致；其次，关于主体行为，单一规则的主要内容与主体行为紧密相关，例如规定主体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应当如何行事，对这些概念进行类别化和类型化，以便机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应用；第三是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如序列关系、层级关系、引用关系和套用关系等，也可以通过机器来识别和记录。

经过处理，得到的结果是利用图数据结构来模型化法律知识。图结构模型作为一个立体且网格化的模型，其数据库结构能够展现复杂的专家知识结构。

总结阶段，邱泽奇教授指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创造和生产，未来都离不开机器智能的介入和参与。这是因为现在的数据和法律文本一样庞大，已经超出了人类大脑的处理能力。因此，必须借助机器智能，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打破学科界限，促进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交互。

进入互动环节，在场师生与邱泽奇教授展开交流。郭雳院长分享了法学院在推动有组织科研方面的新举措，王锡锌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分享了法学数字化的挑战，葛云松教授表达了对法学知识图谱数据库未来成果的期待，张翔、贺剑等老师则提出在机器转译法律数据时尤其需要区分法律文本和法学知识。

2024年适逢北京大学法学学科建立120周年。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正式把法律列为京师大学堂的十种“专学”之一，同时明确以“造就通才为宗旨”。百廿年来，全球风云变幻，科技日新月异，突破学科界限、促进知识融通已成为下一阶段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北大法学院将通过举办“法学+ ”跨学科系列沙龙等多种举措，扎实推进有组织科研，着力提升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持续践行北大法学学科“造就通才”之初心。

• 转载自中国法律评论，供稿：北大法学院科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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