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啥长征?仅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吗?真实原因令人后怕不已

1934年10月7日，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恶臭的乞丐，来到

瑞金中央苏区，点名要见周恩来。
一名干部模样的红军，上下打量着他，拦住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乞丐渐渐体力不支，瘫倒在地上，他的声音也微弱的几乎听不见：“我是地下党员，快带我去见周副主席，我有重要东西要交给他。”

红军干部见状，不敢耽搁，立即向上级请示，不久，这名乞丐就被带到了周恩来面前。
待看清来人的相貌，周恩来大吃了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乞丐来不及解释，赶紧将贴身藏护的4本字典交给周恩来，并说出了一个被敌人标记为“绝密”的情报。
九日后，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就开始了长达25000里的长征。

这名自称是“地下党”的乞丐是谁？
他传递的这个“绝密情报”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能促成红军长征呢？
这名乞丐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一、被寄予厚望的“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正当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之时，始终未能对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他召集了一众高级将领，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标只有一个：在6个月内彻底包围和剿灭中央红军。
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蒋介石集团制定了一个极其狠辣的“铁桶计划”。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在该计划中，准备投入150万国民党军队、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和1000辆军用卡车，规模可谓达到了空前。
为了防止红军突围出去，蒋介石计划采用“分进合击”和“铁壁合

围”的战术，在瑞金周围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然后，在包围圈内构建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部队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源，并逐步缩小包围圈。
为了隐蔽作战企图，该计划还要求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先头12个师的部队要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和摩擦，以给红军造成国民党军队无力或无意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假象。
在吸取了之前的作战经验后，蒋介石将这份计划做的细致入微，各部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甚至大炮架在哪个位置，在计划里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由于内容繁多，整份计划重达三四斤，为了防止泄密，蒋介石还给每份文件编排了序号，其上都加盖了“绝密”字样，所有参会将领必须依照编号才能签字领取文件。这样，计划一旦外泄，依据编号就能顺藤摸瓜，很快找到泄密者。
对这份“铁桶计划”，蒋介石信心满满，他当众夸下海口：“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然而，让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他引以为傲的“铁桶计划”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送出这一机密的竟是他任命不久的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是谁？他为什么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将这么机密的文件

，告诉共产党呢？
莫雄
二、克服万难，传送情报
说起来，莫雄也是一位老革命了。
在他20岁时，就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
此人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常被人尊称为“莫大哥”。
在北伐战争后，莫雄因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政策，被剥夺了军权，所率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的关系，在财政部谋了个差事，在赴上海公办时，意外结识了中共党员刘哑佛，后经其介绍，又认识了中共情报人员项与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等人。
在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莫雄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无能，决心为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贡献力量。
莫雄多次提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但经过讨论后，党组织一致认为莫雄继续留在党外工作，发挥的作用更大。
就这样，莫雄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共产党传递有价值

的情报。
1934年1月，莫雄在昔日好友杨永泰的大力推荐下，被蒋介石任命为“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正是有了这个头衔，莫雄才得以参与整个“铁桶计划”的制定。
意识到“铁桶计划”一旦实施，对中央红军来说，将是灭顶之灾，莫雄压根就来不及思索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回到住处后就叫来了项与年。
在莫雄的安排下，当时，项与年名义上的职务是“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
“你赶紧将这份计划交给你的上级，这对红军的未来来说非常重要！”
了解了大致内容后，项与年也知道军情危急，必须马上将情报送出去，在和刘哑佛等几位同志商量后，会说客家话的项与年，决定亲自护送情报，因为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多是客家人，他的口音会帮大忙。
确定了护送情报的人选后，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三人用特制药水，连夜将“铁桶计划”的要点，誊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
做好这一切之后，天已经蒙蒙亮了，三人来不及休息，又开始

商量进入中央苏区的最佳路线，从庐山到瑞金，这一路都是敌人的岗哨，为了安全起见，项与年最终决定扮成教书先生，先乘车从南昌到吉安，进入泰和后，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
刚开始，项与年在路上还算顺利，但进入泰和山区之后，情况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
敌人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剿匪”的岗哨，所有进入中央苏区的路都被封锁了，一旦有青壮年进入，都会被抓走盘问。
项与年
无奈之下，项与年只得改变原计划，在山林中穿梭行进，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只能昼伏夜出，由于不能进村补充给养，他带的干粮和水早就吃完了。
为了充饥和补充体力，他饿了就摘野果子吃，渴了就接着山泉水喝，不到两天的功夫，原来文质彬彬、衣着得体的项与年就变得骨瘦如柴、胡子拉碴，衣服也被树枝刮的残破不堪，俨然一副逃难者的形象。
凭着顽强的意志，项与年终于到达了兴国，然而，还没来得及

喘口气，项与年就发现兴国的情况更糟糕，敌人不仅在每个村口设了岗哨，还建了碉堡，每个出入村口的人都会遭到盘问。
项与年只得再次躲进山区，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的心里焦急如焚，怎么才能从兴国这个必经之路过去呢？
项与年审视了一下目前的样子，又看了看脚下的石头，他心一横，拿起一块石头就朝自己的牙齿敲去。
一下，两下，三下……
当项与年忍着剧痛，终于把四颗门牙全敲下来后，他的身上已经被汗水、血水浸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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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第二天，项与年的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再看他身上，肮脏破烂、污秽满身，就连头发里都塞满了枯树叶和树枝。
为了避开敌人的检查，项与年还往装字典的袋子里，倒了许多已经馊臭的果子和食物，确认自己已经“面目全非”后，项与年光着脚，拄着一根树枝下了山。
在经过敌人的关卡时，一个国民党士兵正要盘问，一张嘴就被项与年浑身散发的恶臭气味，熏得捂了鼻子：“臭要饭的，快给我滚远点！”
即便有士兵能克制住反胃的冲动，想对他多问几句，结果项与年因为缺了四颗门牙，说话也说不说清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士兵，只得挥挥手，好尽快赶走这个“臭要饭的”。
就这样，项与年历时六天，一路历尽艰辛，终于把情报送到了

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见到项与年后，立即命人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并交给了李德、博古传阅。
当时，红军刚刚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蒋介石的“铁桶计划”一旦成功实施，红军压根就没有实力与之对抗，只能被动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这之后的结果，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中央苏区的几位负责人意识到了形势已经极其危急，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在敌人的“铁桶”合围之前，跳出包围圈，只有这样，才能谋得一线生机。
之后，军委便发布了“让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 军，先行北上西征”和“猛烈扩大红军 3 万，充实主力部队”的命令。
在与西线国民党将领陈济棠达成秘密借路的协议后，这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开始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长征之路。
在长征路上，被确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曾感慨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假扮乞丐传递绝密情报，“立了大功”的项与年，在之后发展的如何呢？
三、项与年的结局如何？
圆满完成任务的项与年，只稍作休养，便又接受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带两名爆破手，赴江西南浔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蒋介石的围堵计划。
然而，这次任务进行的并不顺利，项与年一行刚到达南京，就落到了国民党的密探手中，好在他随身带着“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的各种证件，才暂时让审讯他的特务放松了警惕，但狡猾的敌人还是不肯放他，就先将他关进了看守所。
一个月后，项与年趁着看守松懈的时候，悄悄从看守所逃了出来，意识到敌人已经识破了项与年的地下党身份，再继续让他在上海工作，已经十分危险，党组织便将他派去了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
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进行了重大的组织和政策调整，上海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到了天津，就在这时，项与年也化名“梁明德”，回到了天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军进入东北，并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 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
然而，在那段特殊时期，项与年这位为我党立过大功，积极营救过彭湃 、方志敏等革命者的“大英雄”，却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已经70岁高龄的他被打成“特务”，下放到农场劳动，以致全身瘫痪。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项与年才被允许进京治病，令人无比惋惜的是，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还未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了。
好在，项与年的孩子都继承了他的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项与年的儿子项南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先后担任安徽省青年团书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
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则成为了优秀作家，写出了《英雄无语》等广为人熟知的作品。
总结：
由于项与年传递的绝密情报，只有少数中央苏区的领导知道，之后红军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所以，项与年的这一贡献很少为人熟知，即便是毛主席，也是在事后才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
值得一提的是，对冒死泄露敌人机密的莫雄，我党在建国后也没有忘记他。
蒋介石败逃台湾时，莫雄留在广东没有随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特别叮嘱叶剑英，“要安排好莫雄的工作”，1956年，李克农还专门派项与年，邀请时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也在家里设宴款待了两人，以赞扬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