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宋、南明,是三个都位于长江以北、且都主要由汉人组成、与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处在对峙状态的偏安政权。三者在历史上的境遇有着很大的相似度,那么从历史视角来看,将此三个政权放在所处的环境里平行对比,究竟哪一个是做得最好的?
国祚与疆域的比较
最为直观的可以从国祚和疆域说起。
东晋支持了一百零三年,在与前秦对峙时,东晋的边界由扬州向西,往荆州,再往泸州,即今日重庆一带延伸,淝水之战后又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故土;南宋支持了一百五十二年,北部疆界则是淮水——渭水,西至成都;南明前期曾控制了江淮、江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后来清军入侵,明军全程溃逃,仅仅四十年就在大陆无容身寸土。
这是三者的基本情况,尝试取个平均值来看,南宋和东晋其实不相上下,短命的南明虽然开始的疆域是最大的,但总体上根本不能与前两者相较。
但国祚与疆域的比较是果,以下四个维度的比较才是因。
东晋版图
政治体系方面的比较
政治情况上,首先东晋和后两个政权有着很大不同。
晋代承袭三国,虽然三国的时间持续不长,但基本能说明从三国起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特点:没有一个强力的统一的中央权力,皇帝还不是最高政治舞台上绝对的主角,世家大族才是——即后世所称的“士族”。
南宋和南明则不存在这种局面了,皇权在统治中的比重占绝对的主体地位。
内在体制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政治生态。东晋的士族政治类似西方的贵族政治,是在本就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里挑选官吏,所以出现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名门。东晋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发生在士族之间。而当时的名门子弟中,才貌双全、具有文韬武略的风流人物大有人在,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也是谢氏子弟的功业。所以即使东晋一百年换了十一个皇帝,平均下来几年就换一次代,士族也仍然能在皇室不济的时候维持国家运行。
南宋以后则不然,君主专制早已发展成熟,所以除去亡国的宋怀宗只在位七年以外,其他皇帝都统治了十年以上,基本都是几十年,这是南宋维持稳定的首要条件;在君主专制下,南宋的统治集团是由文官组成的,而这些文官的生杀予夺都取决于朝廷,绝无所谓有权有势的家族能够与朝廷硬抗;南宋的政治斗争则发生在士人形成的党派之间,党派虽然也是一个官僚与官僚形成的组织,但在培养人才、形成家学家风这方面,则远不可以与士族相较。
不过,士族政治终归是造成了权力的分散而非凝聚,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而言,是在根基上埋下了祸患,导致统治阶层其实是一个联盟而非一个整体。
东晋最终亡于用士族大将镇守重要地区,掌兵废除皇帝,基本归于内因;而南宋的文官体制虽然深受制于皇权,不适合创造人才,但却远比士族可靠。南宋的灭亡更主要是因为蒙元,其次是军事弊端,但政治体制上,南宋的政治体制比东晋更对维持国家运行有利。
南明的政治体制其实也很完善,与宋制相差不大,但南明诸王林立,诸王之上却没有掌权者,诸王之间甚至还自相残杀,政治上实在没什么建树。
南宋版图
经济方面的比较:
经济发展方式上,东晋与南宋也情况相异。
东晋时汉人南迁史尚处于早期,在孙吴时代的开发和北人携带农业技术南迁后,南方的土地才得到开发。即便如此,东晋时南方的经济情况也不能与北方相较。
南宋则相较之下十分优秀,不仅农业上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先进的农业技术下成为了产粮重地,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且商业发展异常繁荣。南宋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集市处处可见,像临安这样的大都市几乎全天都有商业活动:
“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梁录》)。
更可贵的是南宋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工商业发展,还促进了南宋的对外联系,对比起南明对外联系基本只限逃命以外,这是多么有利且明智的做法。总之,经济上,南宋可谓毫无争议地拔得头筹。
文化方面的比较
文化上东晋和南宋则难以分出高下,一方面是都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都有着审美价值。 东晋之前只经历过西晋短暂而黑暗的统一,西晋在文化上除了打压和抑制,并没有改变从汉末乱世以来的文化风气。总体上,东晋的文化风格是混乱、消极、但自由而且深刻的。
在经历过汉朝的文化一统和对儒家的过分信仰以后,汉末以来,读书人都不得不在战乱中重新思考人生和现实——“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即使是在“今日良宴会”时,乱世中人也如此悲观。所以,入世者重新钻研起百家学说,如用法家、兵家的建议适应割据阀族扩展征战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有出世者选择钻研道家学说来维持内心的宁静。
东晋时战乱减少,则高门之中尊尚道家之风盛行,一时隐逸、清谈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在不否认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高洁傲岸的隐士人格也逐渐被推崇。
而道家本身的重点就在于多以天的视角来观察万物,所以老子讲“道法自然”,庄子讲“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之间本就有无穷的哲学关系可供研讨,故出现了对老庄、《易》解说与研究的玄学,谢安、陶渊明皆对此有所造诣,竹林七贤都善于玄学清谈。
除了哲学上难得的发展,东晋的书法艺术可谓独树一帜,著名的琅琊王氏一项闻名的技能就是书法漂亮,可谓家传,王羲之、献之皆出于此。此外佛教讲经的兴起也是在东晋末年,对于佛教的传播与融入也十分重要。
南宋时,整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基本已经定型,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背景下,思想总体上是统一、中庸、精细、经世致用的。儒学作为官学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已经再度上升,所以思想上的集成主要是针对儒家,从而出现了朱熹这样对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分析、整理的大成者。但处于君主专制成熟环境下,思想失去了自由的土壤,也失去了避免往不自由方向发展的自由,儒学虽然变细致了但也变得刻板,且功利,因为东晋时文化和政治还没有科举制诞生后那样关系紧密。
而南宋的娱乐文化则是宋词,但宋词在本质上只能从属于诗歌,它诞生和发展的资历使它不足以达到诗的深度和高度,所以即便宋词在语言和韵律上工笔精巧,但其普世价值却不一定能和言语粗粝的晋诗相较,毕竟一个两个苏轼、辛弃疾,确实不能改变宋词的性质。
总之,南宋的文化虽然确实繁盛美丽一时,但许多只用于稳固一两个朝代的思想,如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却要我们花数十年、百年的时间去纠正和摆脱其桎梏。一定要判断价值的话,东晋在文化发展实质上的贡献胜于南宋。
军事方面的比较:
最后则是由前面几个因素所共同影响的军事情况。军事上若要比较,东晋却比南宋做的要好。
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祖狄、周访、周抚、陶侃等将领也打下过一系列胜仗,而且东晋比起南宋从无对外一让再让;南宋则一直处于守势,对外纳贡称臣,难得战胜一次也订下澶渊之盟妥协。南明则一败涂地,内部残杀,不提。
何以致斯?
政治和文化为两个主要原因。
政治原因上,两个朝代都承前制,而晋朝是世兵制为主,募兵制只补充兵力;世兵制是由于长年战乱出现专司作战的“军户”,子承父业,甚至祖孙三代都为兵;这样能保持很多势力稳定的作战力量;而且士族政治下,兵权外重内轻,地方将兵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军队战斗力强,且大头本就在地方上,作战应对及时。
而南宋承北宋,对于军事政策采取了强干弱枝的做法,在中央囤积大批禁军时削弱地方军,而且将领经常调任轮换,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北宋的做法又是承唐的,在全国改为以募兵制为主以后,带出了一大批骄兵悍卒,尽管宋朝在军队上的支出也相当大。
文化原因上,东晋距离频繁征战的汉末三国不远,秦汉尚武之风尚未散尽,而掌权者也大多是手握兵权的武将,所以当时武功仍然受人崇尚;东晋的武将得以凭借武功受人尊崇,谋得地位,自然有带领兵士不断尝试北伐的欲望,东晋由此在许多战事上占有主动地位。
而南宋在经历北宋的重文抑武以后,武将的地位已深受打击,民间尚武之风也基本不复,招募去的兵士大多只是以混饭吃为目的。全国不思武事,南宋武将如岳飞等人的下场也看到了,南宋整个怕战的习性不可转变;所以澶渊之盟虽然也不失为合理的决定,但意味着南宋放弃了主动反攻的意图。
总结: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维度比较下来,南明首先三振出局,而东晋和南宋各有可圈可点之处。
若再把东晋和南宋直接对峙一番,要么百年内东晋打下南宋,否则就大概要看着东晋自己玩完了。
若以现实的眼光来看,拥有成熟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南宋应当还是最强的;但以理想的视角而言,精神自由、尚未被文弱和教条束缚的东晋,可为三朝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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