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开会800次，这种困局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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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为了让其他人能安心工作，专门指定了一个人负责参加各种会议培训，当时我觉得有点太荒谬。日前中央通报了三起整治形式主义典型案例，其中国家管网集团总部2022年要求下属企业参加会议达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看到这我才信了，仅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开会可能还不够啊。

形式主义是个老问题了，文山会海只是表现之一。比如此次中央通报的典型案例中，长春市教育局频繁开展各种“创建活动”，而且评价指标越来越繁琐，导致申报学校要准备近1000项评审材料；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长期从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甚至一调就是20年；江苏扬中市办了七届河豚节，就向机关单位、乡镇街道摊派了4200多万元经费。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三起案例特别有代表性，分别揭示了当下基层在形式主义折腾下，不但要出力，还要出钱、出人的现状。上级掌握着指挥棒和对下级的考核权，天然地就会形成压力向下的传递机制。但上面千条线，下面只有一根针，当工作难度和压力超过了基层的承受范围后，基层难免就会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

有一位基层干部“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应对上级的形式主义检查早就有一套成熟方法，核心一点就是“留痕”。一项工作干得好不好，上级往往也很难有量化考核标准，那么谁填的表多，谁拍下的视频多，谁在汇报的时候就有话说。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干活的过程记录下来、展示出去，至于事情的效果究竟如何，只要上级不真查，就都能糊弄过去。

所以治理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关键一点是“向上用力”，管住管好上级机关手中的指挥棒和考核权。近些年来，中央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多次下发文件，每次都强调的一点就是“从上着手”，减轻基层负担。比如2019年《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提出，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近期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也突出了“强化源头治理”。

既然基层负担过重的源头之一是上面的文件太多、会议太多、评比考核太多，《规定》中就明确提出切实精简文件、严格精简会议、严控对基层检查考核总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中提出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立健全职责清单。也就是说要让基层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该干的，哪些责任不该自己担，用制度把不属于基层职责的任务拦在门外。

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对上级部门的考核检查办法进行系统性改革。如果检查只是听汇报、看材料，那么基层就会在“留痕”上大做文章。如果检查是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那么就会倒逼基层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考核评价的指挥棒在谁手里，基层部门就会倾向于围着谁转，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而基层部门与广大群众的接触最为密切，本来最有资格评价基层工作好坏的应该是群众。在进行体制性改革时，将评价权更多地交给群众，或许那些上下级之间“互相糊弄”的形式主义就会减少很多。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顽症痼疾，有很复杂的成因机制，很难归于一两个因素，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重要的是，面对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多年来，我们持之以恒治理形式主义，露头就打、久久为功，在治标的同时探索治本之道，体现了责任和担当意识。把整治形式主义，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去理解，就更加能体会这种坚持的意义。

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接触最紧密，如果基层行政陷入形式主义的空转中，就会出现一种尴尬局面：群众觉得干部不干实事，而干部却又忙得分身乏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就是要把基层干部从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让他们能真正发挥基层工作者的作用，从最本源的地方接上“地气”。从这个角度上说，整治形式主义的确刻不容缓。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