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聊到了儒家体系注重形而下之用,却欠缺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使得儒家在唐朝的三教争锋中,与佛道之辩往往落了下风。于是,武当传奇道长陈抟的徒孙周敦颐便开始以道家的太极理念来为儒家完善哲学体系。他将太极与无极并举,借以指出宇宙形成之初的状态及生长变化的源头,让儒家顺利与形而上哲学接轨。
而周敦颐教出的一对著名的兄弟,程颢和程颐则提出“天理”的概念,指出人们应该遵循的道理,以此证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性。最终由南宋的朱熹将北宋的理学思想进行融汇整合,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不过有趣的是,当年王安石变法受到了儒家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不胜其烦的王安石便借大老板神宗之手,将这群保守的大儒名宿统统送到了洛阳坐冷板凳。这一来包括程颢程颐在内的儒家大佬们没有了政事之扰,便开始专心研究儒家哲学体系。
或许是个性上的差异在学术切磋的过程中,兄弟俩居然产生了学术分歧。纯良敦厚的程颢相信人心本善,因此他承袭了孟子的观念认为天理本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因此修行只需向内下功夫即可。
但固执原则的程颐则认为仅仅挖掘内心是不够的,天理需向外求,必须通过学习去掌握天地法则,因此他认为,寻求天理需要“格物致知”。
这么一来,心学、理学的脉络便很清晰了。陆九渊承袭了程颐的理念,而后由王阳明承袭称为心学;而朱熹则承袭了程颐的理学理念。但实际上不管是心学还是理学其核心精神还是统一的:遵循合理正当的诉求为天理,并不断去除不合理或者过分的欲望“人欲”,借用黄宗羲黄老简单粗暴的概括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以朱子的原话则是:“饮食,天理也;夫妻,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而北宋五子中的张载著名《横渠四句》,便为我们概括了为何“存天理,灭人欲”:
为天地立心:为社会构建良好的精神价值观!
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方向!
为往圣续绝学:继承和发扬先贤们即将失传的学问!
为万世开太平:为千秋万代的开创和平富强的基业!
其实看到这里,似乎理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并且学术方向也相当的正。小君认为,从客观的角度说,此时程朱理学还是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并非都是糟粕。
不过遗憾的是,理学在宋朝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甚至朱熹还一度受到学术迫害,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一场“庆元党禁”让理学受到了重创。直到朱熹去世二十四年后,南宋积弊难返,宋理宗经过一番纠结后,还是选择了以朱子理学来凝聚人心。而朱熹也被追赠太师,册封国公,配享太庙,估摸着朱熹在世时也不敢想自己有这么一日吧。
而将理学进一步拔高为社会唯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则是在元明清时期。元朝的第四位皇帝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开始推行汉化活动,便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的官方教材。毕竟,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纯粹的儒学提倡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那个外族篡取华夏统治权的时代,并不利于元朝统治者。反而以理学来不断建立信仰体系对于读书人的个人思想和行为可以形成有利的限制,且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进一步限制人民的思想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
自此,元明清三代都将理学钦定为官学,理学自此独霸江湖,唯我独尊。常言道,物极必反,理学盛极巅峰独步江湖后,自然便走入了思想固化的不归路。且其最大的BUG也彻底暴露出来了,便是天理与人与之间如何界定?理学既然要灭人欲又没有一个界定的标准便很容易被扭曲,进而走向极端,而被有心人所利用。
因此,在理学成为正统后,在国家危难之际确实出现了一批有气节的忠义之士,如文天祥,陆秀夫;但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满口仁义道德,表面正人君子,背地里龌龊勾当的真小人。而对于小君来说,理学专制造就最多的则是读死书,无实用的书呆子。
但是,客观而言这何尝都是理学知错,这是学术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使得理学本身存在的瑕疵成为了社会的弊病。同时这也是学术工具化的结果,当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时,自然也免不了被阉割与歪曲的结果,而这点在清代尤其明显,这点从大儒吕留良的遭遇或许可见一斑,但篇幅所限就不再赘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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