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作为中央委员的孔石泉，没能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咋回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12位中央委员，13位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被允许参加。

在陈先瑞的回忆录曾写道：

在党的10次，11次路线斗争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他严重问题的，因而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三中全会。

在25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其中军队有9人，作为成都军区顾问的孔石泉便是其中之一。

说起孔石泉，在1930年入伍参加红军，被选拔进入交通队担任保卫工作，后成为一名参谋人员。红军抵达陕北后，又转为一名政工干部。

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新四军彭雪枫部工作，担任师11旅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43年回到延安学习，抗战结束后，因东北急需要干部，被派往东北开辟新工作。先后担任、吉林军区独立师政治委员，东野第10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41军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15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政治学院副院长、政委、广州军区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等职。

在党内，被选为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可以说是一位在大运动时期，提拔重用起来的干部。为何这样说呢？

九大是在1969年召开，原来八届很多老人很多都靠边站了。为了补充到一定人数，一些资历较浅的地方干部、军队将领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后，自然而然当选了。

在特殊的十年里，他从大军区副职提拔为正职，工作上难以避免受到影响，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可都是执行路线问题，更多是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下的结果。

把他归类到“有争议的人”，给他个人造成多大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但绝对等于宣判了一个人的政治生涯的结束，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在岗位上干工作，就不可能不办错一件事，不说一句错话。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遇事就得表态，难免说错话，办错事。应该属于思想认识和执行问题，没有另搞一套等等。对此，向上反映过，总政部也很重视。

1982年，新任总政部主任余秋里，曾经对孔石泉、陈先瑞说，十二大能选入中顾委员，很多问题自然就不攻自破，也证明了他们不是有争议的人。

中顾委员在经过初选、复选后，最终孔石泉当选中顾委员，此前的一切问题就不攻自破了。陈先瑞落选，主要因为在1981年1月就从顾问位置上离休了，而孔石泉并没有，直接从军区顾问选入中顾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