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到底关系如何？

抗战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到底关系如何？众说纷纭，他们的“矛盾”是导致新四军皖南蒙难的原因吗？

关于叶挺与项英的关系，一些文章认为：项英大权独揽，排挤和不尊重叶挺，从而几次使叶挺想辞去新四军军长，并在后来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辅一，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项叶关系做了专题研究。

王辅一认为，项英和叶挺两人在一起工作，是从1937年12月开始，到1941年1月止，共三年多一点时间，因开会、巡视离开，两人实际在一起有一年多时间。

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由于叶挺曾长期离开党，并以非党员身份出任军长，这在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当然会有种种不便。尽管如此，项英还是从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叶挺工作。

项英一是注意通报情况。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项英注意及时通告叶挺，以便统一行动。二是注意多做实事。新四军组建之初，工作千头万绪，项英与叶挺相商，由叶挺利用与顾祝同、陈诚这两个老同学的关系，催促早日公布领导干部任命，落实经费和被装，争取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由项英和陈毅、张云逸、周子昆一起，先到南昌安排驻地，领导军部开展工作，然后赴各游击区动员集中部队，待各项工作就绪后，再请叶挺到南昌主持工作。

当时，叶挺招收了不少故旧，带来了一些亲属，项英对这些非党人士作了妥善的安排，有些担任了上层干部。如沈其震是叶挺的老朋友，曾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到新四军后参加军医处的筹建，项英同意让他担任首任军医处长，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津贴费每月达到150元，是当时皖南新四军津贴费最高的一个，是项英津贴费的30多倍。对一系列安排，叶挺是满意的。

1938年7月，项英接到中央通知他去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电报，他立即告诉了叶挺，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应该去参加，叶挺也表示赞同。可是当项英参加9月29日开幕的六届六中全会才一两天，就收到了叶挺9月30日发出的“汉口转项”的电报，讲道：“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的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即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视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从电报中觉察叶挺的情绪，立即向党中央请假，风尘仆仆赶回云岭。

返回的第二天，项英就去叶挺住处看望，并介绍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叶挺告诉项英，时下华南战局紧张，日军于10月12日在他的家乡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了粤东大片地区。他想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就近照顾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希望项英及军部支持他的想法，并给予一些帮助。项英同叶挺进行了恳切的交谈，一再挽留，说明新四军离不开他。但叶挺坚持要去广东，很快就离开了云岭。

同年12月16日，项英得知叶挺难以在粤东开展抗日活动后立即电报党中央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称“希夷在广东既不能取得名义，最好劝他回新四军工作。因他受此刺激，若能加以解释，转变观念，仍有回新四军继续工作可能如何，盼复。”

后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与职权……”

项英对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表示完全拥护，并迅速召开会议，传达精神。后来当周恩来视察新四军期间，项英详细汇报了他与叶挺的关系。对于项英所谈情况，周恩来表示理解。

1940年10月12日，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之际，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举行大会。叶挺在会上发表了《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的演讲，他特别讲道：在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在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虽然，中间还不无许多折冲、周旋、别扭，但是依赖共产党中央诚恳的决定与提示，和八个省区的分散的游击部队的忠实于中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项英同志，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

历史事实证明，项英与叶挺相处过程中，是从革命大局出发的，正派公道，尽管他们有某些误会，但他们还是坚持党性原则。特别是到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总指挥之职，如果叶挺和项英的关系真的十分紧张的话，那叶挺肯定会尽早离开，但他却偏偏留下与项英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中，项英突围后在蜜蜂洞牺牲，而叶挺在被扣押五年后因飞机失事遇难。项叶双雄，功勋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