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镇江崇实女中，那些教会学校“特色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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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圣诞节没有搞全校的活动，只是教徒们自己庆祝了。

教会学校里的老师一般都很和善，对学生如同对子女，同学们也都循规蹈矩，团结友爱，很有点家庭气氛。但若说到教会学校里的“特色教师”，就不能不跟“老小姐”联系起来。

首先，美国教会派驻崇实的罗克烈和盖梅月两位先生，就是被人们称为“小姐”的，而不是称她们“女士”或“夫人”，当时她们的年岁至少在50岁以上。

我们一般学生对她们总是敬而远之，没有跟她们说过话，也没有机会听到有关这两位小姐的经历，她们也不经常到教学楼来。

盖梅月看上去很和善，有时见到她来教学楼，用美国腔的汉语跟教师们说话，但跟姚菁粹、慕淑琴就常常是用英语交谈。曾有一年，记得好像是她过60岁生日的那一年，她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一位清寒学生，称为“盖梅月奖学金”，曹克慧申请并得到此奖学金。

罗克烈看上去却很严肃，几乎没有听她说过话。但是我曾听陈少瑛同学在教室里说过，罗克烈常邀请“青年团契”的学生在她家中聚会，有一次她迟到了，罗克烈很不高兴地对她说：“小姐，你的表慢了”，她们对罗克烈也有点惧怕。

校长姚菁粹也是位老处女。因为她教我们的课较多，差不多天天见面，所以感受最真切。上课时她常像老祖母一样唠唠叨叨说些课本以外的话，多次听到她对同学们的头发发表议论，什么“家秀，你的头发长了，为什么不梳成小辫儿？”、“这就对了，今天你梳上辫子了，多好看的小瓜子脸儿呀！”、“安娜，你的头发该剪了！”……

那时崇实女生绝大多数都是梳两条不很长的辫子，校方不许留披肩发。

而我对辫子却有一种逆反心理，我想，“孙中山革命成功民众才能剪去满清强令蓄留的发辫，如今怎么反过来又时兴留辫子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留过辫子，总是标准的短发，我的头发姚老太是挑不出毛病的。

1947年姚校长曾到台湾访问过，回来后在地理课上向我们介绍过台湾美丽的风光。1948年她就调走了，同时调来洪达瑛先生接任校长位置。关于姚菁粹为什么没有结婚，我似乎耳边曾听到过几个家庭跟教会有关系的同学私下议论过，说是姚菁粹年轻时曾想跟姚子清先生好，但后来姚子清跟姚师母结婚了。

慕淑琴也跟姚菁粹一样是个“老处女”，年岁比姚菁粹大些，据说她从小是个孤儿，是由教会抚养大的，她学成以后就一辈子献身于教会学校了，崇实女中就是她的家，这大概就是崇实历史上早期提倡的“施教报恩”吧。大概是因为从小缺少家庭的温暖，她脾气很古怪，喜怒无常，像个老小孩一样，单纯、天真、不通人情事故，但心地很善良。她教比我们高一年级（也就是陆际清所在的班）的英文，也教全校的音乐课。她钢琴弹得很好，每次一上课就先教大家练美声唱法，让大家跟着琴声“啊－啊－啊－”地吊嗓子，然后再教些“茶花女主题歌”之类的西洋名曲，当然都是用洋嗓子唱。此外就是教唱赞美诗，所以那时我们学会了不少首赞美诗歌曲。她经常弹起琴让我们唱那首欢快的赞美诗：

“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空飞鸟过，地阔野花香，教我勤劳动，天父有恩光。”

她的神情也好像陶醉在美好的童话里一样了。

陆际清似乎对慕淑琴师生情谊很深，她比我早一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并公派留苏，回后来就在清华任教，但我在北大时我们俩都互不知晓，直到1987年她才得到我的讯息，辗转把信寄到石家庄跟我联系上。

后来她曾来信说，她得到了慕先生的地址，她出差到上海时还特地去看望了慕先生，当时慕已是90高龄，随信还寄来她俩的合影，照片上的慕先生笑咪咪的显得乐观开朗。

据陆际清信上说，慕自己讲，她解放后因与同事不和，被排挤出崇实，后来就住在上海，靠教会的姐妹们帮助生活，她说，崇实后来给她寄过一次钱，她气得退回去了。她说现在唯一的就是祈祷上帝不要让自己的眼睛瞎了，她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想，她说的与同事不和受排挤的事大概是崇实1952年改成二中以后的事吧，因为此前崇实并无人事变动。不过可以想像得到，像她那种脾气，怎能受得了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若要她能把自己融入新社会，或是使党派来的干部谅解宽容她，又谈何容易。

洪达瑛校长也是个老处女，1948年从南京调到崇实时，看起来大约30多岁，她沉稳、干练、说话不多。她教我们的生物课，十分敬业。她当校长时间不长镇江就解放了。

随着洪达瑛调来后不久，又调来一位年岁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教师方令完先生，方先生教国文，也是单身女性，她们俩似乎原来就是好朋友，但方令完不是教徒。她没有教过我们的课，所以跟她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看上去她性格豁达、豪放，很是热情。我弟弟协远是1952年改为二中后第一届初中生，他们的国文老师一直是方令完先生，协远对她十分崇敬。

02

为什么崇实女中有这么多教师是老处女？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男权社会里，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一些有志要独立自主作一番事业的女性，或是看破世间不幸的婚姻，或是自己命运多舛，便决心选择独身的道路，而教会女中便是最好的避风港。

但是教会女中并不是为培养老处女而设立的。相反，早期的女中是希望培养出高雅的有教养的贵夫人，所以那时设有一门外界社会很看重的课程，那就是“家政”课。

但1946年复校以后，毕竟时代又前进了一步，学生成份比过去更广泛了，学生们来崇实读书，是希望能在这里受到优良的普通中等教育，所以校方一直没有再开设家政课。

但是我还是听到姚校长及个别对崇实过去情况有所了解同学闲时对家政课津津乐道，很感兴趣。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崇实是贵族化学校，大概也是有这种历史原因的。其实，即使我们那时学生成份已经比较平民化了，但由于民不聊生、教育不普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还残存在小市民脑中，所以能够让女孩子上中学的家庭一般都还是小康以上的比较开明的家庭。

当然，崇实女中比起其它中学来可能出身于富商官宦家庭的比重更大些。那时，在崇实女中，看一个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看她的穿着打扮就可以分辨出来，尤其是初中，有的还保持着小女孩的丑小鸭形象，有的却已是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打扮。

崇实女中没有校服，但一些家中有钱的学生却在服饰上“引领时代新潮流”，逐渐形成“准校服”。那时的女学生通常是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但她们也能穿出特别的风格。

冬季，在裁剪合体、长及腿肚的蓝旗袍罩衫里面，穿的是驼绒或丝棉袍（而不是臃肿的棉袍），并在底边处微微露出几分里面旗袍的彩色织锦缎面料。腿上也不是穿棉裤，而是穿时兴的浅灰色毛呢西装裤，笔直的裤筒从旗袍下面露出，长及脚面，脚上穿一双黑色低筒皮靴，脖子上围一条鲜红色纯羊毛围巾，衬托着两条乌黑的发辫。

这全套行头，除了蓝布罩衫外，都是一般人家穿不起的。而从审美的角度看，应该说，这种服饰还是很好看的。

一时间，几乎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也跟着这样穿戴，当然也有不少人因经济条件所限不能卷入此潮流，像欧阳美珠、武安娜这几个清贫的教徒以及我和曹克慧等这些坐在前排的小丫头们。

在夏季，姑娘们除了穿花式素雅的旗袍外，也流行一种朴素的洋装：白衬衫配天蓝色棉布的“中裤”（长及腿肚，比现在的七分裤略长一些），既凉快，看上去也很得体。总之，崇实女生的服饰是女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我班同学中，最俱崇实女生特色形象的，要数陈少瑛同学和袁曾怡同学了。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是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但至今仍对她们印象很深，不知她们现在何处？她们俩都是住城东，而且家境富裕，所以都是住校生，她们的仪表都是温文而雅，显得有点矜持、高傲。

陈少瑛的家长是基督徒，她本人也参加了“团契”，又是唱诗班成员。她嗓音很好，慕老师很欣赏她。每逢有什么文娱活动，我们班也少不了推她上台，表演美声女高音独唱。她读了不少西方文艺作品，并且很会讲故事。那时我们每天下午都有自习课，在自习课上同学们很自由，有的一边做作业一边和同桌聊天，也有的就干脆看小说。

我常听到陈少瑛跟周围同学讲小说里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譬如，《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最后眼睛瞎了，简爱心灵感应，听到了他的呼声，来到了他身边；譬如，《飘》中郝斯嘉如何跟白瑞德结婚、又如何始终痴心地深爱着希礼；还有《亚森罗宾探案》中大盗罗宾如何一次次乔妆打扮愚弄警察的故事等等。虽然我的坐位跟她还隔着两行课桌，但她讲的故事还是吸引了我，使我想法子借来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

袁曾怡同学的坐位在后边几排，印象中她家也跟教会有关系，她的文学知识较丰富，很会演戏，有一次班上排演田汉的独幕话剧《苏州夜话》，她扮一个卖花姑娘，演得很出色。她出场时用吴越软语喊了两声“栀枝花――白兰花――”真是扣人心弦。不知她后来是否从事文艺工作，1990年前后，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阮玲玉》，是浙江电视台拍的，屏幕上显出几个鲜红的大字“导演袁曾怡”，使我立刻想起她当年的形象。希望这个导演就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袁曾怡。

初中同学中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几个同窗六年朝夕相处的玩伴，那就是曹克慧、于锡珍和黄镇。

曹克慧一直是跟我同桌，两人相处很默契。她学习很用功，不多说话，是个大老实人，班里有调皮的学生跟她开玩笑，她也不回嘴。她的家、于锡珍的家都离我家很近，我们每天放学一同回家，有时中午吃饭后还约了一同上学。但是在放假的日子里，曹克慧却很少和我们一同出去玩，这或许是她不太爱玩，或许是她家管得较严不同意她出来玩的缘故。

于锡珍家住薛家巷，是典型的三间两厢江南民居，还有个大院子跟她家侧门毗邻，据说那是日本人来镇江时烧掉房子后留下的废墟，多年来也长出了一些杂树、野花，还有两棵桑树。每当放学后我们一同走到她家门口时，她常常会邀请我到她家大院子里去玩。我们在那里开出了一小块地，种些草花，还练习爬树。

大约在初二年级时，一到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了，于锡珍、黄镇和我三人就约好到郊外去玩。

有时我们到学校周围的宝盖山“探险”，从风车山西校门出发，越过火车隧道顶上的山头，再下山就到了京畿路，对面就是伯先公园，从伯先公园大门进去，翻过公园后山从云台山下来，就到了观音洞，再从五十三坡回到大西路迎山门，然后分头回家。

有时我们沿着河滨公园对面的河岸一直向南走，可以走到南郊鹤林寺附近。我们在田间小路上无目的地漫游，或是在田埂边挖野菜，或是在小溪里抓蝌蚪。回家后，将自己挖来的“马狼头”用开水烫一烫做成凉拌菜，吃起来格外有滋味。

我们还到过象山脚下的长江边，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遥看对面矗立在江心的焦山，享受被江风吹打的惬意。尽兴后才走上岸来，信步穿过一块块稻田，寻路回家。

除了郊游，我们还一同练习骑自行车，往往是黄镇先在她家附近的自行车铺子里租好了车子，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到宝盖路体育场。轮流着，一人骑车、两人在后面扶护，歪歪扭扭地在操场上转圈子。我摔了不少跤终于还是学会了骑车，到现在我右小腿上还留下一条三厘米长的伤疤。

黄镇是个独生女，家住在宝盖路一个小铺子的楼上，外表看上去房子很破旧，而内部陈设却比较阔气。我从未见过她的父亲，据说是军队里的军需官。母亲是阔太太的打扮，成天只顾自己打牌，也经常不在家。黄镇天真、任性，如果她想约我们跟她一起玩个什么，她总是死缠白赖地恳求，叫你不好意思不答应，我考虑到她一个人在家很孤单，也常常牵就她。她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非常用功。有一年冬天大考前，她拉着我和于锡珍到她家“开夜车”，要睡在她家。我向来学习很轻松，考试根本不当回事，从来不用花很多时间复习功课，但是抗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便也只好同意到她家去开夜车。那一晚，屋里生了个炭火盆，我们边看书边说闲话，书看得不多，零食倒吃得不少，过了十二点钟，悃得不行了，先是轮着睡，后来就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都睡着了，被子一角掉在炭火盆上，差点儿烧起来。

初三的暑假，她和于锡珍都决定直升崇实的高中，不用考试。

暑假中，黄镇经常来我家，约我到她家去玩。有一阵子，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在她家，我们坐在她家屋顶晒台上乘凉，她拿出许多做衣服剩下的碎花布，要我教她剪成大小、形状相同的小块，然后拼成大块布做书包。

1947初至1948年底，我们就是那样浑浑噩噩地在风车山顶上“静享天赐安宁”。

而这期间，解放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我却根本不知道战争是何物。

看这些镇江记忆，却已淹没光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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