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绝非徒有虚名！“十年”虽被彻底否定，可样板戏是无辜的

毛主席对京剧的看法得到了旗手的热烈响应。她曾多次在座谈会上谈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文艺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旗手插手现代京剧之后，对后来被誉为“样板戏”的一系列剧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整与雕琢。

以《海港》为例，剧中方海珍这一角色，是党和阶级的坚定代表，全剧贯穿着对青年工人进行传统教育的深刻主题。此剧巧妙地融合了反修防修和道德这两大思想精髓。

旗手曾两次对此剧的改编提出批评，一次是以“中间人物”论，另一次则是以“无冲突”论，她加入了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内容，进一步提升了主角的英雄形象，使其更加光辉照人。

再来看《智取威虎山》，经过无数次的精心打磨与修改，杨子荣的形象从内在境界到外在举止，都被赋予了纯洁化、道德化和理想化的特质。在修改过程中，为了凸显侦察员的独立性，更加强调了他的高度纪律性，将他原本富有个性的孤胆灵活，巧妙地转化为一种类型化的英勇战斗精神。

英雄被概念性地合成为：阶级出身、党的教育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处理使得个性化的英雄转变为典型的、具有共性的英雄形象。

例如，在“定计”一场中，通过参谋长的唱词来展现杨子荣的“小传”，赋予英雄一种类型化的经历：“出身雇农本质好”，“走上革命路一条”，“炸毁敌人的碉堡”等等。

最后，还强调“还要开支委会讨论决定，用集体智慧战胜敌人。”当杨子荣遇到困难时，他想到的是“党对我寄托着无限希望，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思想永放光芒。”

对于杨子荣上场后的表现，旗手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她认为杨子荣在审讯栾平时，缺乏军人的威严，表现得太嫩、太放不开。她强调对那样的匪徒要威严一些、严厉一些，口白也要更有力度。她还指出栾平这个演员的表演还可以再磨一磨，一定要表现出狡猾的一面，否则后面的杨子荣就托不出来了。

在谈到戏的整体表现时，旗手认为现在戏还不熟，还没有磨出来。她特别提到了少剑波唱到“……以智取为高……”缺乏表演过程的问题。

她还对“四个条件”的表述方式提出了建议，认为由杨子荣来说更好，但为了舞台效果更活泼一些，可以让少剑波分担一些。她还建议将“四个条件”改为唱词，因为说词不够有力，而唱词不一定上板，这样处理起来会更灵活一些。

她还指出了戏中一些具体的表演和唱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总的来说，她希望这场戏能够更加突出少剑波的形象，同时也让杨子荣有一定的表现空间。

经过打磨的《智取威虎山》饱受好评，童祥苓感叹:样板戏绝非徒有虚名！“十年”虽被彻底否定，可样板戏毕竟是无辜的。

《除了智取威虎山》，《白毛女》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佳作。

解放战争期间，《白毛女》这部剧作更是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它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天津解放后，某部队文工团将《白毛女》带进了这座城市进行演出。天津的一个评剧团更是将它移植为评剧进行公演。

尽管演员们对解放区的农村生活并不太熟悉，虚拟化的戏曲程式也未能与现代生活完美地结合，甚至出现了喜儿翘着兰花指翻腕摆头等略显夸张的动作，但演员们那种演新戏的热情却是空前的。当演到黄世仁奸污喜儿那一场时，爽直的天津观众在台下流着泪高喊：“太惨啦！”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无疑证明了《白毛女》这部剧作的深远影响力。

不仅如此，《白毛女》还被改编、移植为其它多种文艺形式。冀东长城皮影剧社将它改为皮影戏进行演出；冀中北进剧社的李国春更是将其改编为8万多字的中篇鼓词，被众多民间鼓书艺人传唱；

而冀中群众剧社的演员魏炳良演唱的西河大鼓《白毛女》（由杨庆奎伴奏）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解放后，他还在天津电台连续演播，受到了听众们的一致好评。此外，还有美术工作者将《白毛女》的故事画成幻灯片进行放映，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这部经典作品。

在导演王滨、水华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这部延安时期的经典新歌剧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他们没有简单地照搬舞台纪录片的形式，也没有拍成一部只选取其中人物、情节却完全摒弃歌唱、舞蹈等成分的通常的故事片。而是努力将歌剧的写意性与电影的写实性融合为一，创造了一种保留大量歌唱的故事片的独特样式。这种创新的尝试无疑为当时的电影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潮流。

电影《白毛女》对喜儿与大春爱情的描写更是别具一格。它将阶级斗争巧妙地包装进爱情片的模式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如在影片开头增加了一场收割庄稼的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喜儿与大春两家互相帮助、朴素亲密的关系以及一对年轻人的纯真爱情。

在结婚前夜又突出了喜儿贴“囍”字、剪鸳鸯、对镜戴花等动作以及害羞的表情，衬托着爱情民谣的旋律，生动细腻地揭示了此时此刻喜儿甜蜜幸福的内心世界。这些铺垫与后边黄家抢走喜儿、喜儿遭凌辱等情境形成了强烈的反衬和对比，使得影片的情节更加扣人心弦。

而影片最后还增加了一场大春与喜儿在一起劳动的镜头，而且此时喜儿的头发已经变黑，暗示着喜儿与大春已经结婚并走上了新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结局无疑为观众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

这样的故事不仅深受工农兵观众的喜爱，而且也吸引了一批深受传统爱情传奇故事熏陶的各个层次的城市观众。

可以说影片《白毛女》所借用来的市井传奇故事赢得了那些看惯了才子佳人型或“鸳鸯蝴蝶派”的多愁善感故事的观众的心。尤其是北方通俗戏曲和说唱形式中所特有的直白、开朗、豪爽的韵味所带来的新鲜感受更使他们陶醉其中。

由于影片《白毛女》比同名歌剧更加引人入胜，公映之际又正值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因此它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观影热潮，而且在海外也引起了轰动。据统计从1952年秋天到1955年6月在日本观看电影《白毛女》的观众达到了200万人之多！这无疑证明了这部电影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和深远意义。

日本著名学者安藤彦太郎在观看完这部电影后也深受打动。他认为：“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导演和演员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是一部中国人民现实生活写照的作品……这就是中国人的电影。”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白毛女》这部电影的最高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