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谈晚年鲁迅：创作衰竭、精神空虚

本文来源：《中国现代小说史》

转自：跨界文本

本科的时候一本本地读鲁迅杂文，感觉这真是一个精神旺盛的好战者。因为好战而且激烈，鲁迅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批评，甚至有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所谓警言。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有着破除禁锢的作用，神坛上的鲁迅自然也在这“被破除”之列。五十年前的作品今天看来毫不过时。只是，他行文的过于主观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作为一个读过鲁迅大多数作品的人，有一点我很确信：如果真正读懂了鲁迅，就不会再崇拜人间的任何神了，包括鲁迅自己。

关于鲁迅在20 年代后期与共产作家的斗争，我们仍会在另一章中提及，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在他投共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

创作力衰竭

鲁迅一定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法再写早期式的小说，而且在好几个场合中，他曾对一个年轻的朋友——后来中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冯雪峰——坦白地说，他很愿意再回老家绍兴去看看。

冯雪峰与鲁迅两家合影

虽然他有许多远大的计划，包括写一部讽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下笔。他反而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

他成了左翼作家的名义领袖（虽然他很谨慎，并没有加入共产党），攻击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作家，也攻击反苏、反左翼文艺的评论家，从左翼阵营反叛者，英美集团的作家，以及所有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的爱好者。惟有在少数场合中——譬如他写文纪念被军法处决的共产党青年作家——他才又真情流露地说话。

精神生活空虚

在鲁迅一生的最后两三年，肺病已深。卧病在床的日子不算，他每天都花了不少时间看报章杂志，从里面找寻文艺界和政界愚昧的事。从读报当中他就可以找到写一篇短文所需要的材料（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每天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

为弥补他因创作力枯竭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也勤于翻译（他共计译了二十余本日本、俄国及其他欧洲作家的作品，除了他晚年完工的果戈理名著《死魂灵》外，其他的都是二三流作品）。

晚年时期的鲁迅

他的日常消遣是到他最喜欢的内山书店去看书，或是收集和印行木刻画集。当我们重温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不禁会感到，他扮演不少角色——新闻评论者、辛勤的翻译家，或是业余的艺术鉴赏家——原想填满他精神生活上的空虚。

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唆唆。

不够格的讽刺家

我们对鲁迅更基本的一个批评是：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且不说他晚年的杂文（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苏联阿谀的态度，破坏了他爱国的忠诚），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

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他较差的作品都受到这种精神的浸染，譬如在小说《孤独者》里，主人翁就沉溺在这种有代表性的梦想中：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这个比喻，代表一种真理。作为达尔文主义者和讽刺家的鲁迅，对它是接受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却故意压抑这种真理。他的一般态度，总结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话：“救救孩子。”

他在1928 年所写的一封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他感觉到自己这种思想的不一贯：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煞一切。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

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

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这是一段很动人的自白：鲁迅违背自己的良知，故意希望下等阶级和年轻的一代会更好、更不自私。他对青年的维护使他成为青年的偶像。

就长远的眼光看来，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本•琼森到赫胥黎——之列。

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

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李欧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