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国旧金山港,一艘满载500多名旅客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缓缓驶出港口,驶向太平洋,驶向新生的中国。
船上有2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位叫做梁思礼。他刚刚拿下了美国的博士学位,拒绝了一份诱人的高薪,更是与自己的好友大吵了一架。对于此行他只有期望,没有留念。
而他的好友,曾经清华大学的“天才”,则选择留在了美国。
自此以后,两人都将投身“导弹快递”业务,不同的是,一人为了保卫祖国,一人将把武器对准他曾经的祖国。
选择不同,最终的结果也将不同: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梁思礼曾回忆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国学功底属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24年,梁思礼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他是戊戌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近代著名大学问家梁启超的第九个孩子。出生时,体重8斤,哭声响亮,仿佛有石破天惊之感。信奉“趣味主义”的父亲,为他取名“老白鼻”。
5岁时,父亲意外去世,少小的梁思礼便在山河破碎、外敌入侵、家道中落的环境中逐渐长大。
1941年,17岁的他随着三姐梁思懿,拿着母亲东拼西凑的400美元,远渡重洋,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临行前,他一遍遍回想起,父亲梁启超在大哥大姐出国前说的话: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1943年,梁思礼放弃了原有的学校和全额奖学金,转入了被誉为“工程师揺篮”和“美国航天航空之母”的普渡大学,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习了自动控制。
在那里,由于只有微薄的生活津贴,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去洗盘子、当服务员,甚至担任游泳馆的救生员等,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对于勤工俭学的生活,他十分满足,因为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一心想要:“学一门工业技术,为中国的建设出力”。
刻苦的学习,让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三年的学业课程,顺利拿到学士学位。随后四年,他又前往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研究成果,十分出色,并被运用到了美国的军用飞机上。因此,1949年刚毕业,美国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就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并开出了诱人的高新。
此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美国。梁思礼听闻后,非常兴奋,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他开始四处联系一起留学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并号召他们一起回国,为祖国建设出力。
他第一个想到了同在辛辛那提大学学习过的好友林烨。
林烨曾是清华大学的“天才”,被公派赴美留学,学术造诣很高,且受到了美国波音公司的青睐。
然而,当他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告诉林烨时,却得到了不冷不热的回答。
梁思礼满心憧憬着回国效力的景象,林烨却认为回国没有什么机会。
实际上,他是被美国的繁华和优渥生活蒙蔽了良知。
梁思礼痛斥他:愧对祖国的培养,是一个贪图享受的叛徒。林烨则理直气壮地辩解道:我留在美国怎么了?谁不想过更好的生活。就这样,两人大吵了一架,分道扬镳。
就这样,梁思礼和20余名留学生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曾在自述中写道: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
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梁思礼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中国,搭建国际广播电台的天线,他花了一年时间,让世界各国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也让我们听到了世界的声音。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返回中国,当时他是中国唯一见过和了解导弹的专家。很多元师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他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1956年11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老五院”组建成立,梁思礼受邀被调入其中,正式投入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