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屠的崛起：伊阙之战

伊阙之战的过程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秦国进攻韩国，向寿攻取了武始，之后白起进攻新城，是为伊阙之战的开端。关于为何是白起指挥后来的战斗，《史记·穰侯列传》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可见白起其实是魏冉推举，以此来取代向寿继续完成攻韩的使命，后来又描述说：“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可见两人关系亦好，很可能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可见当时白起是秦国本地人，而且善于用兵，在秦昭襄王十三年时，已经到达左庶长的爵位，此前事迹并不可考。秦将分为三种，一种是因客卿为将，如甘茂、胡阳（伤）、蒙骜，一种是因家世为将，如蒙骜、蒙武、蒙恬；王翦、王贲、王离；以及各种王族子弟，如樗里子、成蟜，一种是因好兵由人推举或直接任命为将，如王翦“少而好兵”，因此被任用为将。白起当属于最后一种，至于为何让白起来主持此场战斗，从史书上暂时看不出太多线索，但是大体上应该是这样起来。

而这里介绍一下魏冉，穰侯魏冉是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上是楚人，姓羋氏。秦武王（就是攻占宜阳并且举鼎那位）死后，由于没有儿子，于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被立为秦王，是为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当时还在燕国作人质，在燕人送还的情况得以被拥立为君。秦昭襄王的母亲以前号称羋八子，等到秦昭襄王即位就成为宣太后了。宣太后又非秦武王的母亲，而秦武王的母亲号为惠文后，比秦武王先离去。而宣太后的两个弟弟，年长的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叫魏冉，同一个父亲的弟弟叫羋戎，是华阳君。而秦昭襄王的同母弟有两个，一为高陵君、一位泾阳君，而魏冉是从秦惠文王、秦武王的时候就开始用事，等到秦武王突然死去，诸弟争立，魏冉在其中力主拥立秦昭襄王，并且被秦昭襄王任用为将，保卫咸阳，从而诛灭了季君（季君应该就是“公子壮”，在《秦本纪》中记载：“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可见此次作乱规模颇大，以至于大臣、诸侯、公子都参与了，加上秦惠文王的王后不得善终，以及秦武王的王后被迫到魏国去，隐隐约约可见连这些人都参与其中），又将秦武王的王后逐走到魏国，还把秦昭襄王的一些有威胁关系不好的弟弟都杀了，由此“威振秦国”。由于秦昭襄王年少，宣太后自治，任用魏冉治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白起被推举为将，说明其多少也是和魏冉有关系。再有，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有言说：“昭王十三年（前294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击韩之新城”一事与伊阙之战相关，当后叙。后面那句“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是指魏冉在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担任秦国的“相”，推举“任鄙”为汉中守，魏冉为相与白起攻韩一事挂钩，更令人联想其关系。

秦简《编年记》记载说：“十三年，攻伊阙”，与诸处记载不同（攻新城），而据杨宽考证，其实十三年进攻之地为新城。其书《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写道：“伊阙在洛州南十九里,新城则在洛州南七十里。秦简《编年记》记秦昭襄王‘十三年攻伊阙’，‘十四年伊阙’‘伊阙’下当脱‘陷’字。盖新城为韩新建之城，用以防守与保卫伊阙之要害者，故此新城，既名新城，亦可统称为伊阙。”因此，秦昭襄王十三年（即前294年）时，白起首先进攻韩国的新城。上文杨宽已说新城为“韩新建之城”，据《吕氏春秋》记载：“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可见当时韩国的新城修筑时间大致为15~17日左右，可谓仓促，并不如那些老城一般坚固。

（蓝圈所示地点是伊阙，而红圈所示地点为新城）

从战争形态来看，这是白起攻占新城是秦国向东进军中原的重要一步，由于孟尝君合纵攻秦，秦国被迫求和，以至于秦国归还了重要的渡口，但是黄河南岸的宜阳一带仍为秦军所据。宜阳为当时封锁秦国东出的重要据点，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因此让甘茂进攻宜阳，而当时韩国的“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加上韩相公仲率领二十万大军在旁呼应，以至于秦国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而秦武王仍“不听群臣父兄之议而攻宜阳”，结果“秦死伤者众”、“三鼓之而卒不上”（可见秦军已经怯战），“五月而不能拔”，最终在秦武王“悉起兵，复使甘茂攻之”，才得到了“斩首六万”，攻克宜阳的成果。而在此阶段担心楚国进兵，为此还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楚国，韩国也讨好楚国。（秦拔宜阳，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为什么宜阳得到后非常有用呢？后来伊阙之战的战果其实就离不开宜阳方面的帮助。

此外，在南线作战中，秦国也有进展，在前295年，秦国名将司马错由穰进攻襄城，威胁到了韩、魏的南翼，使得韩、魏进一步感受到秦国威胁，而韩国的宜阳“名曰县，其实郡也。”按照《中国历代战争史》的说法：“（宜阳）包括新安渑池之崤函山地与其以东之伊洛地区也。在此地区中，西为崤函诸山，南有伊阙之山，东有嵩山山脉之辕辕诸山，北有黄河，形成一狭隘之险塞。其时韩都于新郑，魏都于大梁，故此地区实为韩魏两国西方之屏障，而为两国守御必争者也。”又说：“秦欲由中路以进人中原，必须控有崤函伊洛之区以出虎牢(今河南省氾水县)。在此时期，秦虽控有函谷关，但黄河北岸之封陵(今山西省永济县之风陵渡口)与安邑，尚为魏国所据。又伊水以东之新城(今河南省洛阳县南)，亦为韩国所控有。因之必须击破韩魏之军，占有上述诸地，始能达成进入中原之目的。伊阙之战，即为秦与韩魏争夺宜阳新城之要隘所引起之战斗也。”那么这一系列战役，都可以看作秦武王“车通三川，窥周室”战略的延续，至于为何不先攻占安邑一带，可能是由于安邑是魏国的柱国，防御力量较强（安邑者，魏之柱国也），也可能和齐国的干涉有关（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其实秦国战略的成功也离不开齐国的默许（下叙）

因此，韩国新城是必争之地，也就是其被秦军进攻，立刻引起魏、韩、周（估计也是不想秦国东出影响周室）的合纵，《史记·韩世家》记载：“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也就是韩釐王让公孙喜率领二十四万周、魏、韩军进攻秦军。上文的描述上任怀疑公孙喜是韩国将领，其实公孙喜为魏将，《史记·魏世家》云:“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又《史记·穰侯列传》云：“虏魏将公孙喜”可见当时联军的主帅是魏国将领，又有西周的军队参与，可谓一时劲敌，而据《战国策》记载范睢代秦昭襄王所言：“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可见当时白起所率领的军队不能到达韩魏联军数量的一半，但是最终取得了“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极大地打击了韩、魏两国的主力部队，此一战就令韩魏两国折服。

两军决战地点为伊阙，《水经注》云:“当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并谓‘今洛南犹谓之龙门也”可见当时伊阙的地点是左右傍着山地，而伊水从两山中间流出，是典型的峡谷地形，正和赵奢所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又据《中国历代战争史》记载说：“伊阙为山名，在洛阳之南，亦称阙塞山或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水流于中，望之若阙，故名。辕辕亦山名，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巩县与登封县三县之间，为嵩山山脉之西支，一名岭，山道峻险。《管子·地图篇》称:‘辕辕之险，谓路形若辕而又辕曲，缑氏东南有辕辕道是也。’《元和志》云:‘道路险阻，凡十二曲，将去复还，故曰辕辕。’本战役中，秦将白起即以宜阳西部山地为根据，压迫韩魏联军于伊阙与辕辕地区而歼灭之，即利用该区地形之险塞也。”可见当时地势狭隘，所以撤退颇为不利，军队只有向前推进，也就是“勇者胜”，加上秦国已经控制宜阳一带作为有利基地，比之韩魏联军更为有利，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推测来看，可能是秦国从宜阳一带派遣军队切断了韩魏联军的后路，加之韩魏联军正面战场作战不利，最终以至于全军进退不能，最终失败。如果此论断为真，那么宜阳的获取实为伊阙之战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那么联军既然人数较白起手上军队多，又是如何战败的呢？其实联军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却人心不齐，此为白起所乘。据白起后来回忆说：“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可见当时联军正为韩国是否为先锋而苦恼，魏军考虑到韩军的轻锐，想让韩军来作为前锋。据策士伪造的苏秦语录中有：“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簠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也就是韩国军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非常悍勇，凭借着韩国军队的悍勇甚至可以以一挡百，因此联军让韩军作为先锋的主张无疑是有其道理的，然而此主意被拒，致使双方貌合神离，为白起所乘。白起回忆说：“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也就是白起摆设疑兵来应对韩国的军阵，让其不敢轻举妄动，然后集中秦军的精锐部队一起向魏国军队进发，魏国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战败，等到魏军战败，依靠魏军的韩国军队自然崩溃，秦军乘机追亡逐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据各种记载是“斩首二十四万”。范睢代秦昭襄王称：“韩、魏以故（指伊阙之战）至今称东藩。”又《中国历代战争史》也提到：“是役斩杀韩魏联军二十四万，虏其将公孙喜，并即占领伊洛地区之韩地五城。韩魏精锐尽失，自此一蹶不振，各国因之震惧。秦之势力入侵中原，遂成为不可悍御之势。”可见此战之威力。

大背景下的伊阙之战

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考察伊阙之战，他的胜利是和当时的国际背景分不开的。之前孟尝君合纵（前298年时），齐国名将匡章率领齐、魏、韩联军进攻函谷关，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最终破关，深入秦国腹地，秦国被迫求和，被迫归还韩、魏两国武遂、封陵以及附近的土地，从此让秦国失去了黄河渡口，东进道路受阻。同时之前齐、魏、韩联军曾于垂沙之战暴打楚国（前301年），杀楚相唐昧，加之秦国不断打击，楚国也衰落，而韩、魏国燕国得到楚国北部的宛、叶以北的土地，实力又所壮大。之后齐于权之战中覆灭了燕国的三军十万之众，杀二将，以至于燕国被东胡继续袭扰（“覆三军，杀二将”，“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一时可谓风光。

然而齐闵王看不到这些措施在战略上的积极意义，反而认为齐国空劳师旅没有获取一分土地（所谓“宋不残，淮北不得”，又拉拢赵国失败），同时期赵武灵王乘着齐国忙于对外战争灭亡了中山国，而宋国也夺取了楚国淮北的土地，加上田甲劫王事件，孟尝君就出走了。前295年时，赵国赵武灵王被饿死，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和李兑专政，赵国失去了一代雄主。而就在当年，秦国罢免了赵惠文王所信任的楼缓（其实是赵人认为与秦连横不利，于是主动想办法的），改用外戚魏冉为相，而在前294年，齐闵也驱逐亲魏大臣周最，改用秦国的五大夫吕礼为相（杨宽在其书《战国史》写道：“‘魏冉相秦，欲诛吕礼，礼出奔齐。’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秦五大夫吕礼并非出奔到齐国，是由于齐国要和秦结交而起用吕礼为相国的。”）而之前奔走合纵的孟尝君出走到魏，之后成为魏昭王的相。如此，东方合纵局面瓦解，齐、秦反而走到了一起，秦国是为了能够排除齐国的干扰攻略韩、魏的土地，而齐国则是把目光投向了宋国。在双方表面合纵的基础上，实际上还有一些貌合神离的因素限制着齐国对宋地的攻略以及秦国对韩魏两国的攻略，所谓“齐将攻宋，而秦阴禁之”，“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可见在这次双方进攻上都有所保留，秦国没有攻克近在咫尺的魏国旧都安邑，而齐闵王也没有立刻吞灭宋国（只是夺取了淮北之地），都是担心对方干扰之故。假设齐国也干预秦国进攻韩、魏的战争，三国合纵，恐怕当年破函谷关的故事就会重演，白起即使军神无敌，也未必能够战胜合纵之师（观其邯郸之战的言论自可知道），所以白起的胜利也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

双方将帅之比较

梁朝史学家周兴嗣在《千字文》里写道：“起翦颇牧，用军最精。”这句话里面包含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四个人，也被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大名将”而白起在这里放到了首位，可见其地位之重要，“用兵如韩白”是对将领指挥水平的最高评价。白起不仅在伊阙之战中对韩魏联军采取分别击破的方针，而且在华阳之战中采取突击战术，八日赶到救援韩国，大破赵魏联军，斩首十三万，又击败赵将贾偃，将其士卒二万沉入黄河（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之后又能够在长平之战中，采取奇兵和骑兵绕后来切断赵军的后路和粮道，将赵军牢牢围住，最终将其全部消灭。因此，指挥作战的白起实在是当时战国名将中最为顶尖的存在，可以“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公孙喜遇到如此对手，可谓不幸。

相比于战果四大名将的后三者，白起携带有一种杀气。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可见白起进攻楚国时就因为采取水攻一口气淹死了数十万楚国无辜百姓。后来华阳之战时，白起击败赵军，“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也就是将赵国二万士卒捆住手脚沉入黄河。以及后来长平之战赵卒投降，白起又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意思是如果不把这些不乐意为秦民的上党民众和赵国降卒杀掉，恐怕他们会作乱，于是“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也就是将四十万赵卒（或许包括上党地区的民众）都坑杀了，《战国策》记载策士伪为苏代之言称白起“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可见白起的手段残忍。然而白起死前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可见白起死前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因此华阳之战中公孙喜最终死亡，虽然史书称其被虏，但是或许被俘虏后遭到虐待或者被杀俘是相当可能的，但是仍存在争议。

再看公孙喜是何人？《韩非子·说林》中有公孙喜的故事，“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公孙喜使人绝之曰：‘吾不与子为昆弟矣。’公孙弘曰：‘我断发，子断颈而为人用兵，我将谓之何？’周南之战，公孙喜死焉。”因为越地区的人“断发文身”，而公孙弘要去成为越王的骑士，自然要效仿越人“断发”，而被公孙喜鄙视，派人告知断绝关系，而公孙弘则反唇相讥说：“我断发去做越王的骑士，但是你断他人的颈来为别人用兵，我又应该这么评价呢？”后来周南之战，公孙喜果然死了。由此可见，虽然各处都说公孙喜是被活抓了，但是这场战役下来，公孙喜可能还是死亡了。但是确实如此吗？其实《史记·魏世家》还有一段记载，“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魏太子增质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齐、韩。’秦乃止增。”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前247年，信陵君五国攻秦，击败秦将蒙骜，这时候秦国想要把在魏国做人质的太子增杀掉，然后有人替太子说话，提到公孙喜当时劝说魏相要继续进攻，以此来惹怒秦国囚禁太子增，从而让魏王继续下定决心攻秦。那么公孙喜还是存在于魏安釐王年间，那么公孙喜又似乎没有死在伊阙之战，今已不可考。

而公孙喜又非赵括之纸上谈兵之辈，而是有实际战绩的，根据史书记载，“（秦昭襄王）八年（前299年，其实当为六年，即前301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眛。”所谓齐、韩、魏三国联军，其中都是各国的优秀将领（匡章有击败秦军、五十天灭燕、攻破函谷关的战绩；而是暴鸢后被韩国派去救援魏国，因此战败逃走，但也可以看出是韩国重将），公孙衍在垂沙之战中有过作战经验，而且战胜，但是其主要的军队谋划却是匡章所为，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篾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篾。章子可谓知将分矣。”可见当时军队指挥、实际的关键都和公孙喜无关，因此，很难说公孙喜在其中有多大作为，如此将领确实难以与白起匹敌。

伊阙之战的后续

白起取得了伊阙之战的胜利后，连拔五城，白起迁为国尉，之后又“涉河取韩安邑以东至乾河”一带地方，之后并没有停止征伐的步伐。而同时与魏、韩合纵的东周王朝颇为害怕。《战国策》记载：“犀武败于伊阙，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党之急辞之。”可见当时周君甚至亲自入魏求救，而周君回来时，看到“梁囿”（池苑）非常喜欢，在綦母恢的建议下，魏昭王出于担心周“以国事秦”，于是许诺派遣三万人帮助周师戍守，而且把“梁囿”送给了周君，此外，周君还派遣周足前往秦国求好，同时魏王也派公孙衍前往议和，而綦母恢又教他说：“不要多割地”，无论议和成不成都对他自己有利。不过从结果来看，最终秦国还是继续进攻韩、魏两国。白起因功升为大良造，前292年，白起攻取魏国的垣，之后又归还，同年又攻克“魏”（山西芮城北），而次年灭蜀名将左更司马错攻取魏国的“轵”和“邓”，又攻克韩国的宛，前290年秦攻取魏国的垣、蒲阪，又克河雍，并且魏国割让河东四百里的土地，韩国进献武遂到平阳两旁的二百里地，就此损失惨重。

这场战役也影响了楚国的外交策略，之前由于秦国囚禁楚怀王，并且让楚怀王死在秦国，“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可见楚怀王这件事，使得楚人怜悯楚怀王，很可能痛恨秦国，又是使得诸侯对秦观感非常差，秦楚也从此断绝外交关系，如果秦、楚敌对，是不利于秦国继续东出的，也不利于当时宣太后、魏冉等人作为楚人争取外援。然而，伊阙之战改变了这一切，秦昭襄王给当时的楚顷襄王写了一封信，提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书信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楚顷襄王对此非常担心，最终竟然决定又和秦国交好，于是在次年，楚顷襄王从秦国方面迎接新妇，秦楚两国又重归于好。司马光对此评论道：“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呜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可见这件事意外结局对人的冲击之大。

此外，韩、魏两国也有其他主意，在前288年，魏昭王将葛孽、阴成献给赵惠文王作为养邑，而把河阳、故密两地献给了奉阳君的儿子作为封邑，魏国投入了赵国阵营，此外，韩魏两国国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杨宽指出：“当是赵相李兑会同魏相田文率领魏昭王、韩成阳君在邯郸朝见赵惠文王，并献河阳、姑密作为李兑之子的封邑。”为后来局势的演化做好伏笔（也即是秦国谋划齐、秦二帝并立，一起裹挟诸侯讨伐赵国）。而同时期进攻宋国的齐闵王则顺利地获得了宋国新攻占的淮北之地，愈发靠近燕昭王和苏秦给他谋划好的那条灭亡道路。但是在当时的战国背景下，我们还看不到未来的胜利者，看起来赵国胡服骑射，灭了中山国，然后又得到韩、魏的认可，隐隐有成为合纵主力的前景，秦国东出之势如旭日东升，不可阻拦，而齐国又是老牌强国，赢得了燕国的归附，之前合纵对付各方无往不利，又有吞灭宋国的野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历史的奥秘正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