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龚澎是一位极优秀的女性，没有谁可以替代她。”

龚澎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一开始称情报司）司长，前后达十五年时间，是历任新闻司长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也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龚澎天生丽质，目光敏锐，思维缜密，“静若处子”（周恩来语），才华横溢。用现在的话可谓是颜值和才华兼备，能力与魅力齐飞。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曾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我发现龚澎对她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驯服功能。”

国外媒体曾赞誉她是“环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周恩来说：“龚澎是一位极优秀的女性，没有谁可以替代她。”

龚澎

龚澎家世不凡，名人辈出。父亲龚镇洲是老同盟会员，母亲徐文系黄兴夫人徐宗汉堂妹；其第二任丈夫乔冠华，上世纪70年代任外交部长，其子乔宗淮200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姐姐龚普生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龚普生丈夫章汉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龚澎（1914年10月—1970年9月），原名龚维航，祖籍安徽合肥，长丰县岗集镇人，出生于日本横滨。

父亲龚镇洲，早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袁世凯死后，龚镇洲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

母亲徐文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龚澎和姐姐龚普生均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都考入北平燕京大学。

1943年龚澎在重庆和乔冠华结为连理，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乔冠华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首任团长，后任外交部长。

龚普生和章汉夫成为伉俪，龚普生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而章汉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龚澎、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先后任驻瑞典、朝鲜等国大使、外交部纪委书记，200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在中国外交史上，一门外交人才之盛，级别之高，影响之大，可以说无出其右。

龚普生和章汉夫

抗战时期，龚澎到重庆见周恩来，周公突然考问龚澎，龚回答后，周恩来笑着说：“你的观察力很敏锐”

龚澎抗战期间来到重庆，受命来到周公馆，到周的办公室，周人不在，过了一会才进来，见面后，周恩来先龚澎寒暄了几句，接着开始了一段对龚澎来讲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问话。

周：“在我进来之前，你在这间屋子都看到了什么”。

龚：“看到了三张地图。”

周：“那你具体说说看！”

龚：“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

周：“你的观察很敏锐。”

周恩来对龚澎的敏锐和细心非常满意，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后，周恩来任命龚澎为他的外事秘书兼翻译，龚澎目光敏锐，逻辑缜密，很快成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当时重庆是陪都，有很多外国使馆还有几十个上百个国外新闻媒体驻在那里，龚澎广泛接触，游刃有余。她很善于做人的工作，长于沟通，她不喜欢讲大道理，真诚坦率，总能让对话者如沐春风。

左二、周恩来，中、龚澎

费正清这样评价重庆时期的龚澎：“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在周恩来外交秘书这个重要岗位上，年轻的龚澎展露出超脱美丽外表的魅力，她周旋在外国记者中间，机智应变，对答如流。

龚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将她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连一些对中共态度冷漠者也不得不对她的工作能力表示钦佩。费正清称赞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爱泼斯坦说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它往往实际上是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

还有一部分“老外”被她的魅力倾倒，陷入深深的爱慕而不能自拔。费正清后来回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因她的魅力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赛瓦赖法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向她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

乔冠华和龚澎

一次，龚澎患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主动把她送到海军医院治疗。一天，龚澎对费正清说：她听说“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的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费正清几乎不假思索地对她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你”。

对待这一切，龚澎一方面落落大方，尽可能不让对方尴尬，避免伤人情面，另方面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

当时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这样评价：“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龚澎工作认真负责，效率极高。据张颖（章文晋夫人）回忆：

在1940年至1941年间，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还给我煮鸡蛋吃。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打字机旁了。

龚澎和乔宗淮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曾几次伏在她桌边看一看，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幺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有时她却顶我一句：你拿笔写文章比我打字还快呢。这时我就满心不高兴而惭愧了，于是她又向我道歉：不都是玩笑话吗？你受委屈啦……。那时候，我们都多幺年轻啊，那是多幺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

一位美国友人回忆，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正是通过她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说，龚澎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婚，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誉：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中）与美国士兵埃德尔曼·杰克（左）、龚澎（右）在红岩村。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乔冠华、龚澎伉俪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同时也在外交界赢得较高声誉。

龚澎出访非洲

龚澎在新闻司一份讲话记录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

当时龚澎作为外交部情报司（后称新闻司）司长，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工作，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

龚澎通过研判认为，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

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

龚澎在分析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万无一失可行性很强的工作方案。经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龚澎很快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龚澎通过她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

由于这份情报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并表扬了龚澎，而且专题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相关同志。

关于这件事，龚澎后来对他的儿子乔宗淮说，整件事情上我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她还谦虚地说，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

左一、龚澎

她告诉乔宗淮，这份情报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龚澎在新闻司内部一份讲话记录中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显然龚澎对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还是满意的。

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建国初，龚澎受命担任情报司司长并筹组新闻司。当时外交工作刚起步，工作千头万绪，干部奇缺，新闻司拢共就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原来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经验全无。龚澎不急不躁，和大家耐心交流，群策群力，一面学习，一面在实践中摸索。

那时新闻司奉命编印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不间断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阅读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并即时译出，半夜付排，清晨印刷。她要求这些材料要快、要及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不能遗漏，工作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有新华社，那是国家通讯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充足人力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住自己特点。

龚澎认为，外国记者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的报道，在国外更有说服力。于是她常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约见外国记者并交谈，和记者交朋友。她常常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分不同情况，要十分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要平等待人。

时间稍长，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新闻司的青年外交官交上朋友了。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龚澎和乔宗淮

那时候除了驻京记者外，还有一些短期采访的人士，龚澎对他们都热情接待，给予他们采访上的方便，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比如英国著名记者格林、美国记者李普曼，他们到中国采访时，感到工作上得到外交部的协助，心情舒畅，回去后写出了很有影响的文章。格林先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前还和新闻司的同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在燕京时的老同学，数十年来与龚澎的关系很密切。她写作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龚澎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此后曾作长文，深情地怀念她，称龚澎是她的良师益友。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年仅35岁的龚澎接受党中央的任命，担任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也是当时拥有正司级干部头衔的唯一一位女性。而她在这个职位上一任就长达15年之久，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后来对中国外交历史进程影响重大的访问和事件，几乎都能见到龚澎的身影。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面临着国内国际多方面压力，那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艰难的一个时刻，龚澎作为新闻司司长用她特有的智慧和真诚向世界递出了一张张友好的名片！

龚澎跟随周恩来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在第二次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让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后来她还多次随周恩来出访，通常她都作为访问团发言人，在这个岗位上，她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全力协助周恩来；她参与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国情的外事举措，从而推动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一步一步走入正轨。

1964年，龚澎随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反驳：“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龚澎（左一）与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乔松都曾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和周总理很熟，龚澎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

周恩来去医院见龚澎身上布满了输液管，当场就落泪，对大家说：“一个曾那么美的女性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再来看了。”

“文革”开始，龚澎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并且逐步升级。1967年初，所谓的“一月风暴”中“造反派夺权”，龚澎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龚澎长期熬夜并抽烟，再加上文革对她身心的摧残，刚到五十岁的龚澎身体就垮了下来。

1970年5月的一天，龚澎突然在卫生间跌倒，经诊断为大面积脑溢血，此后几个月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大家都很震惊和惋惜，周恩来在第一时间来到医院看望，见龚澎身上布满了输液管，当场就落了泪，他对大家说：“一个曾那么美的女性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再来看了。”

尽管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终究没能挽回龚澎的生命，1970年9月20日，一代才女外交家龚澎逝世，终年56岁。

龚澎

龚澎在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中的美貌和魅力是有口皆碑的，不仅如此，她勤奋敬业的精神，真诚待人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胸襟，豁达坚定的性格，善解人意的为人都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