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民间百姓“一年各表”的传统文化拉锯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元日》，除了反映了宋代时人们是怎样过年的，还证明那时候春节并不叫春节，而是叫做元日。

除了元日，还被叫做元旦，从汉武帝时期把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岁首”之后，不管它叫做什么，老百姓都按照这一天来过年。

辛亥革命后，远在重洋的孙中山先生迅速赶回国内，接下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重任，宣布从1912年1月1日起，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式进入了中华民国时代，1月1日就是“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不仅仅是经年累月在海外忙着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先生认同国际通用的公历，就连各省派来的代表也一致认为，初生的民国要坚决与旧帝国决裂，放弃传统纪年方式（夏历、农历），该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

我们这个崭新的国家，已不再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国家，而是一个属于全体民众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摒弃原有的陈旧秩序、腐朽思想，我们要建起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段路程一定是荆棘丛生，但只要有着决心与毅力，就应该披荆斩棘负重前行。别的东西不好改，可以慢慢地改正，但改元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事，必须与旧传统划清界限，与国际相接轨，移风易俗，给国家带来一股新鲜气象。

从这一天起，元旦的光环被公历的1月1日给抢到了头上，再也没还给人家旧历大年初一。

元旦的名头没有了，但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过年还是过的原来的旧历年，你新的元旦放假，固然很好，但我过年的时候，也是该贴春联就贴春联，该放爆竹就放爆竹，凭空多出一个热闹日子。

新的民国临时政府连自己的位置都普遍难保，自然也顾不上民间的反应，风俗难易，这也可以理解，慢慢来吧。

袁世凯当政后，他的心态远远没有革命党人激进，对中华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他热衷尊儒、复辟也不难得出这个结论。1913年初，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呈送上来一份报告，报告里“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每个季节都设置一个公休日，所谓“春节”一词，即来源于此，至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古代没有“春节”这个词，但这个词是指的立春那一天，跟过年那一天毫无关系。

打那时候起，原来民间的“元日”、“元旦”改叫做“春节”。在袁氏当政时期，春节时期政府机关都可以放假三天。后来的黎元洪当政时，一度为了革命党人的面子，表面上强力推行了一阵子新历，命令春节不放假，继续上班，他的政策只是苦了有公休日的公务人员，民间百姓没有人搭理这茬。

官府和民间各过各的年，并行不悖，和谐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趣的是，自从过年被命名为“春节”，似乎这过年时的人气就更加旺盛了，民间兴起了春节庙会，比之前的“元旦”还要热闹的多。

与北洋政府的“不阴不阳”、“一年各表”、“官民同乐”相比，南方的革命政府却始终如鲠在喉，在北伐成功之前的南方就大力查禁“春节”，推行元旦，甚至专门成立了单项运动办公室机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专门监督机关单位学校厂矿甚至民间，不准放假、不准庆祝、禁放爆竹、禁贴春联，意欲打好这场移风易俗攻坚战，争夺“过年”的解释权。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下决心不再在不新不旧之中“蒙羞”，让国际友人看笑话，从1928年开始查禁春节，但与民间百姓的拉锯战苦苦坚持二十年，始终没有见到大的成效。套用胡适的一句话：“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便可体味国民政府“只过元旦、不让过年”政策难以推行的尴尬。

事实上，就连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的延安，在1943年元旦过后的春节，也坚决放了七天假，让大家享受新年乘以二的开心。

即便在经济凋敝的战争年代，即使是平日里精打细算的贫民家庭，也都难以抵抗过年的传统诱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不就是图个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盼个明年的好彩头嘛。你取消了春节，腊八喝粥不？小年儿辞灶不？初二送财神不？十五闹花灯不？二月二龙抬头不？一系列的传统庆典，完全串联不起来啦不是！

行政命令什么都可以阻断，唯一不能、也不该阻断人们对寒冬过去、煦春将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