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门阀的百年博弈

本文转载自《东晋：皇权与门阀的百年博弈》

作者：张岩

此书为2024年9月刚发行的书籍，现节录《小时代的大人物》一章供大家阅读

接到陶侃的信函，王导赶快回信，说我对郭默包涵隐忍，并非姑息养奸，而是欲擒故纵。实际上我在暗中筹备讨贼大计，只要足下大军出动，我自然会继之而起。陶侃接信哑然失笑——哪里是欲擒故纵，韬光养贼还差不多。

听闻江州有变，陶侃顺流而下。豫州的庾亮急于吞并江州，上书请求讨伐郭默，奏议被批准后，他率军两万，风急火燎地直奔江州而去。

郭默本打算放弃寻阳，撤退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可刚出城就被陶侃当头打了一棒，只好退回城里。

咸和五年（330年）三月，庾亮与陶侃会师，把寻阳围得水泄不通。

郭默是祖逖的老战友，当年在江北抗胡的时候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人骁勇好斗，但是怕死，一到关键时刻就左摇右摆，拿不定主意。陶侃怜惜他的勇武，派人入城劝降，他也有开城投降的打算，可是他的部将不答应。

五月十九日，郭默的部将见破围无望，发动兵变，将郭默生擒，开城投降。陶侃下令将郭默斩首，并处死了他的四十多个部将。

郭默死了，江州该交给谁呢？陶侃，还是庾亮？经过一番秘密商议，江州落到了陶侃手里，条件是陶侃交出广州和交州。广州很荒凉，交州更是蛮荒之地，用这两个穷地方交换富庶的江州，陶侃很乐意。

得知朝廷把江州交给了陶侃，庾亮表示自己不愿接受任何封赏。

同样平乱有功，一人得赏，另一人高风亮节，这算怎么一回事！陶侃有些尴尬，劝说庾亮接受赏赐，庾亮却义正词严地说自己为朝廷办事是理所应当，不敢求赏。当然，这只是目的未能得逞的一种变相发泄。

那么，把江州交给陶侃是谁的主意呢？应该是王导的决策。他同意让陶侃接管江州，是因为怕陶侃；他怕陶侃，是因为陶侃有废掉他的意图。陶侃是个做事一板一眼的人，凡事都得归置得条条有理，很少打马虎眼。王导相反，凡事面子上过得去就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的打理下，建康的朝廷表面上一片祥和，实际上藏污纳垢。到处都是王导的党羽，与其说那是司马氏的朝廷，不如说是琅琊王家的朝廷。因此，江州动乱平息之后，陶侃计划顺势而为，一鼓作气，利用郭默事件废除王导的执政之位。

这么大的事，陶侃一个人说了不算，必须征询庾亮和郗鉴的意见。王导垮台，庾亮求之不得，但因为没有得到江州，他正跟陶侃闹别扭，而且他所在的豫州是江州的近邻，位居上游的陶侃固然使王导芒刺在背，但同时也使他如坐针毡，所以这一次他站到了王导这边。我们此前说过，王敦、苏峻败亡之后，他们麾下的一部分武将被王导吸收了。不过，这些人只是朝廷内部的爪牙，王导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藩镇为外援，这个外援就是京口的郗鉴。早在王敦败亡之后，王导就对郗鉴百般示好，苦心营造这张关系网。郗鉴老成持重，喜欢搞平衡。

出于公心，他不愿意看到陶侃的势力太大；出于私心，他也不愿意看到王导被废，所以这一次他也支持王导。

庾亮和郗鉴不同意，陶侃不能硬来，只好打消废王导的念头。此时的中国北方，羯人石勒创立的后赵，已经消灭了匈奴人刘渊创立的前赵，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盘踞河西走廊的张氏政权，以及盘踞辽东的慕容氏政权，虽然没有完全臣服，但是难以对后赵构成太大的威胁。南北之间的大冲撞，如箭在弦。

北方政权向南方用兵，此前一般都是强行渡江，石勒比较有创意，走的是海路。江州动乱平定的当月，他派军走海路南下，在三吴地区登陆，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突击。事发突然，东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后赵兵力不多，不敢贸然向内陆挺进，在沿海地区袭扰一番就赶快撤走了。

郭默被诛之后，陶侃把军府由巴陵（今湖南岳阳）迁到了武昌（今湖北鄂州）。巴陵和武昌都在长江以南，巴陵离长江比较远，而武昌就在长江南岸，靠近后赵。苏峻叛乱期间，陶侃的一个儿子被叛军杀死，凶手后来逃到了后赵。根据史书记载，听闻郭默被杀，石勒畏惧陶侃的威势，杀了凶手。结合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与其说石勒这样做是为了示好，不如说是为了麻痹陶侃。因为就在同年九月，石勒忽然再次派兵南下，不过不是走海路，而是以樊城（今湖北襄阳樊城区）为前线据点，气势汹汹地扑向襄阳。

樊城和襄阳之间，是长江的支流汉水，樊城在水北，襄阳在水南。一百二十一年前的曹操和四十九年前的司马炎曾经发动过两次灭吴之战，所走的路线都是先占领长江中游的襄阳，然后顺流而下，直捣建康。

石勒先在三吴地区劫掠一番，又向陶侃示好，好像真的要走海路南下，这时候却忽然走曹操和司马炎的老路，突然攻打襄阳，又打得东晋手忙脚乱。襄阳的将领畏惧敌军势大，不敢硬拼，弃城而逃。唇亡则齿寒，以襄阳为屏障的石城难以坚守，城中军民被迫投降。事实上，后赵的南征军兵力不多，这一次只是依靠虚张声势的手段，连打带吓地占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便宜。得到战利品之后，他们捣毁坚城襄阳，撤往汉水北部的樊城，陶侃则赶快修葺襄阳，重新派遣驻军，与后赵隔着汉水遥遥对峙。

脑洞大开的石勒走海路打了一次三吴，把东晋东线搅得鸡犬不宁，又走传统的南下路线打了一次襄阳，把东晋西线搞得人心惶惶。咸和六年（331年）正月，石勒再次走海路入侵三吴。这一次的动静比较大，险些截断三吴与建康之间的运粮通道，朝廷慌忙命令京口的郗鉴督导海防，好不容易才击退来犯者。

朝廷设立京口之初，主要目的是控制三吴，威慑上游强藩，从而拱卫建康。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北方政权可以泛海南下，从东部边境发动进攻。因为后赵的袭扰，京口由此又肩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抵御海寇。所以，许多年之后，当京口的职能逐渐完备的时候，驻守此处的刘裕可以左右开弓，既可以反杀上游的强藩桓玄，又可以消灭海上巨寇孙恩。刘裕得以崛起于京口，开创出一个政权，追根溯源，郗鉴功不可没。

咸和六年年底，辽东慕容氏政权的首领慕容廆派遣使者抵达武昌，给陶侃送来了一封书信，请求陶侃出师北伐，南北夹击，共同消灭后赵，并请求朝廷册封他为燕王。兹事体大，陶侃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可是奏折一去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咸和五年和咸和六年，就这样波澜壮阔而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这两年里，主要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陶侃诛灭郭默；第二，后赵入侵东晋；第三，慕容廆上表请求北伐；第四，由于苏峻叛乱期间京城的宫城区被焚毁，朝廷重新修建宫城区。此外，还有一件小事——桓温为父报仇，单枪匹马手刃三仇敌。苏峻叛乱期间，桓温的父亲桓彝被一个名叫江播的县官出卖，死于叛军之手。当时的桓温只是个少年，为了给父亲报仇，在守孝的三年里，他枕戈而眠，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血海深仇。守孝期满，当他带着利刃来到江家复仇时，江播已经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守孝。由于害怕桓温来报仇，他们各自制作了一把杖中剑，昼夜带在身边。桓温假装是来凭吊的客人，混入江家，进入丧庐之后手起刀落，先斩杀了江播的长子江彪。另外两人见状大惊，拔腿就跑，桓温紧追而上，干脆利落地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桓温，就这样在血色复仇事件中登场了。

此刻，在遥远的辽东，慕容廆正在逗弄坐在膝头上的一个孩子，他叫慕容霸，比桓温小十四岁，是慕容廆的孙子。多年以后，这个孩子将成为桓温一生中最为强大的敌人，但那时候他已经不叫慕容霸了，而是叫慕容垂。三十八年后，他们将相遇于枋头，共同走向命运设定好的悲剧终场。新星还在冉冉升起，我们暂且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旧人的落幕吧。

咸和七年（332年）春季，东晋的东线军队主动出击，攻占了后赵设立在江北的马头坞（今安徽怀远附近）。一个多月后，西线的后赵军队再次南下，占领襄阳。这一次他们没有在得到战利品之后草草收场，而是留下了一部分守军。陶侃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占领了敌军背后的樊城。后赵军队唯恐陷入包围，匆忙拔营撤退，在撤退的路上又被陶侃暴揍一顿，襄阳重新回归东晋。

如果正当春秋鼎盛之年，石勒或许不会畏惧眼下的失败，但他老了，病入膏肓。太子石弘文弱，王座旁有凶暴蛮横的石虎磨牙吮血。石勒害怕了，怕东晋在他死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在咸和八年（333年）他派遣使者带着厚礼南下，请求议和。建康的新宫殿此时已经建好，坐在墙壁上还散发着潮气的宫殿里，少年皇帝司马衍郑重表态——焚毁后赵的国礼，绝不与敌国往来。同年夏季，慕容廆和石勒先后离世，为了争夺王位，两国几乎同时发生血亲相残的悲剧。凉州的张氏政权也被卷入其中，中国北方再一次陷入烽火连城的局面。

世道扰攘，杀伐不休，大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叱咤风云的大剧。相比之下，小人物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波澜壮阔，在历史的犄角旮旯里才能发现他们的身影。在这里我们来讲述三个小人物的故事，事情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前凉。

十六国当中，前凉政权是个另类，前几任国主一直宣称是晋室的臣属。石勒消灭汉赵之后，派了一个趾高气扬的使者到前凉劝降，让前凉国主张骏俯首称臣。张骏断然拒绝，派了一个叫张淳的使者到建康重申臣服之意。

张淳是个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的大胖子。看起来，把使命交给这样一个虚弱的胖子好像不靠谱，但这个胖子有一个伟岸的灵魂。由于后赵封锁陆上通道，严禁前凉使者入境，张淳只能绕远路，经由成汉进入东晋。见到成汉国主李雄之后，张淳希望成汉与前凉联手，共同驱除盘踞在中原的羯人，为恢复晋室而效力。李雄很不高兴，但没有当场发作，想趁张淳过江的时候，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悄悄把他弄死，扔到江里。

得知此事，张淳镇定自如地来到李雄的大殿，说你非得弄死我的话，就把我拉到闹市里砍脑袋吧，这样可以成全我的名节，让世人知道我是为晋室效忠而死，在荒郊野外弄死我算怎么一回事？李雄羞惭不堪，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放你回凉州吧，不然你就留下为我效力。张淳说：“晋室蒙尘，胡人驰骋中原，国耻未雪，我既然接受了命令，就绝不会回头。”李雄说：“凉州地势险要，兵力雄厚，贵国国主英名远播，为什么不称孤道寡而自得其乐呢？”张淳说：“我们凉州国主世代忠良，一心精忠报国，乐从何来？”李雄对他杀不得，留不得，只好放行。

虽然张淳这一路上多有波折，但是与耿访相比，他的情况还算比较顺利。

永嘉五年（311年），西晋发生永嘉之乱，司马氏退避长安，凉州刺史仍然奉其为国主，礼节不废。建兴四年（316年），一个叫耿访的敦煌小吏受凉州刺史的委托出使长安。不久，匈奴人攻占长安，西晋灭亡，耿访无法回到凉州，也不愿向匈奴人投降，于是取道汉中，经由汉水进入长江，辗转三年多来到了建康。

与战火燎原的北方相比，此时的南方还算比较稳定，在建康的朝廷里谋个差事，浑浑噩噩地度过下半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但是耿访不愿意这样做，他自告奋勇充当向导，请朝廷派人出使凉州，告诉凉州上下，汉人政权没有灭亡，江东还有火种。当时的东晋朝廷刚刚创立，诸事繁杂，朝廷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耿访没有灰心，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奏折，终于使朝廷正视此事，给他调拨了十几个随从，让他回凉州传递消息。

终于要回凉州了，耿访兴冲冲地踏上了归程。然而，当他到达襄阳的时候，却发现归路被后赵封锁，成汉也严守关隘，禁止晋人入关。耿访无奈，只好暂留襄阳，这一留就是七年。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到了第七个年头，耿访把回到凉州的任务交给了随从贾陵。其后，贾陵装扮成商人，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咸和八年（333年）来到凉州，替耿访完成了使命，此时距离耿访离开长安已经过去了十八年。自此开始，凉州与东晋之间遣使往来，年年不绝。

烈日当空，流金铄石，在凉州苍茫的戈壁滩上，张淳、耿访、贾陵的身影在历史上只是一闪而过，但他们的足迹亘古不灭，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比任何物质都更有价值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