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陈寅恪和胡适之们不应被称为“汉奸”丨杂文：汉奸论

抽时间看了一些后台的留言，最近颇有些忍不住要写杂文的冲动，一是想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我的读者老爷们年龄普遍偏长，有可能知识更新没那么快。二是想纠正一下某些读书很多但范围确实比较单一的人，感觉很容易钻牛角尖。

前段时间写了一篇《陈寅恪“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投降言论是怎么出现的》，大数据推送竟成了我的第一条10万+文章，评论一千多条，感觉有点懵。

数据那么好，自我感觉很满足，每一个写自媒体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获得更多的流量，我很荣幸，但也很忧心。

我公众号的留言都是后台自动放出来的，除非是不给显示的过分的脏话，我没有手动干涉一条条看完再决定是否合适，当然我也没有耐心把它们都看完，很多比较辣眼睛，骂我的也挺多，都没有屏蔽，有兴趣的可以找上面文章的链接去欣赏一下。

首先我想说一下，口号式的扣帽子不是讨论问题的方式，那种谩骂是文革遗毒，是中国人深重的灾难。讨论问题要有论有据，不要躲在键盘后面秀你的愚蠢。

所以我要就那些留言写一篇大约可以称为“汉奸论”的文章来辩一辩。

一谈到民国时期的很多著名的学人，比如陈寅恪、胡适之等等，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胡适是汉奸，陈寅恪也是汉奸，因为他们曾经说过要放弃东北等等，你要辩驳两句，他们就直接开骂脏话，给你扣帽子，很多直接就被后台直接屏蔽了，可见语言有多么恶毒与匮乏。

后来我写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人说谭词同也是汉奸，瞬间感觉我的文章被这种人读到于我是一种羞辱。

在陈寅恪、胡适之这些曾说过放弃东北的民国学人到底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汉奸？谁是汉奸？这个词在历史上是怎样演变的？

汉奸一词自民国后统指称为卖国者，比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政治名人，也包括周作人这些在日伪政府服务的著名文人等，一般合在一起叫汉奸卖国贼，这样就解释得很清楚。

但早期的时候汉奸并不是这个意思，以我目前有限的阅读经验和知识储备，它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汉奸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元明时期，但文献很零星，现在找资料都比较难找。具体指称那些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汉人中的坏人。当然这个“坏人”也不一定是真的坏，有时候可能是帮助少数民族对抗汉人政权的人。

以上是第一种，也是汉奸一词最早的应用。

大约自晚清时起，那时候大清帝国被列强用枪炮暴力地轰开了国门，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占山占地占港口，大开全球贸易之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在中国暂时住了下来，因此就产生了很多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

这些人最开始就被称为“汉奸”，为外国人贸易服务大约等同于买办的是汉奸，为外国人生活服务的诸如厨师、佣人等等也是汉奸，诸多事例，不一而足。

当大家对外国人服务这件事很司空见惯的时候，于是也都不称呼这些人叫汉奸了，此时的汉奸逐渐专指向外国人出卖汉人或本国利息的人，帮助少数民族的汉人也被称为汉奸。

此为第二种，其中杂糅了自元明时期以来的意义，但依然不多见，仍以服务外国人的“汉奸”为主。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民国之前的中国是没有中华民族概念的，满清时代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基本还停留在几千年前“夷”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称呼是梁启超首次提出来的。

第三种则来自满清皇室或贵族，他们称呼汉人中不服从其奴化统治的人为汉奸，或者是造反生事的，或者是桀骜不驯的，甚至是从他们手上赚了银子的生意人，贵族大爷们生气起来也是直接骂他们叫汉奸的。

这种情况下的汉奸也指的是汉人中的“坏人”，但他们对这种“坏人”往往没有办法，比如生意人。因为那时候满人是不给做生意的，大多也不懂行情，只能任由汉人来赚他们的银子。

其实还有第四种情形。这个说法来自于清末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他们称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良派的人也都是汉奸，因为改良派主张维护满人的统治，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驱逐鞑虏”去哪里？关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照那些指称曾论及放弃东北的人都是汉奸的话，那孙中山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分裂中国的大汉奸和卖国贼了。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理论很狭隘，只能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认知，甚至有一时的政治考量，只是他的这些思想也着实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人。

第二，为什么民国抗战时期有那么多人主张放弃东北？

很明显，陈寅恪和胡适都曾明确说过放弃东北的言论，但又略有不同。胡适的主张是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和谈，而陈寅恪则没有特别具体的主张，只是笼统地说偏安华南，所以胡适是个文人政客，而陈寅恪大约只能算是个纯纯的读书人。

此一时期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主要是1937年“七七事变”事变之后但“淞沪会战”未打之前，主和派（就是投降派）和主战派双方还在争论之中，有点类似于大明战神朱祁镇去瓦剌旅游后爆发“北京保卫战”时的情形。

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七七事变”之后的主和派很多，他们大多以放弃东北甚至华北南迁或西迁，根本原因是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确实极为强大，此前战事的实际情形也是一边倒地摧枯拉朽，因而大多数人对中国抗战实力的担忧导致信心不足，且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异族入侵而致南北分治的情形，最后也都打回去了。

主和派（投降派）中的一部分人后来真的做了汉奸，更多的人则在“淞沪会战”后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因而改变原来的想法加入主战派的队伍，其中就包括胡适和陈寅恪，这才有了后来南迁的故事。

因此，那些掉书袋子的文人们一时的言论可以就事论事地进行批评，甚至可以说他们曾发表过汉奸言论，但实在没必要、更没理由给他们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他们并不曾服务于后面的日伪政府，也不曾真的出卖过国家利益。

至于这些言论的根由其实是一脉相传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讲抗日战争的时间要从八年改为十四年。因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讲的，新中国成立后也将这一说法延续了下来，直到最近的2017年才改为十四年抗战。

为什么要改？增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清政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政府说抗日战争只有八年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视满人为异族甚至称之为“满奴”，帮助满人的都是“汉奸”。

原文如右：“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所以“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北，除了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一直就比较大之外，这也和东北是满人老家这样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不久之后溥仪偷偷跑到关外在日本的支持下搞了个傀儡伪满洲国，跟朝鲜半岛一样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就跟中华民国政府更没有关系了，民国政府虽然不承认满洲国，但也没有任何要出关抗战的意思。

所以丢了土地的东北最高军政领导人张学良没几个人骂他是汉奸，倒是他的堂弟张学成却做了日本人的走狗，被张学良下令以“消灭汉奸”之名处决。

正是因为民国政府对东北的不重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真正领导东北人民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战。

后来批评老蒋不抗日主要也指的就是东北被占时期，作为孙中山的信徒，从他的立场来看这或许并没有错。所以北京一开战蒋委员长就着急了，一边频繁发电报和打电话让二十九军顶住，一边急忙调兵遣将整军整军地往华北赶。半个月后爆发的“淞沪会战”更是投入了70多万人，以伤亡25万人的惨烈代价迟滞和改变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倒是宋哲元一时鬼迷心窍，喜峰口大捷时的抗战英雄成了企图借机自立的军阀，让偌大一个北京城在正式开打后一天就丢了，虽然他死后也被称为抗日爱国将领，但人生被抹上的黑点再也擦不掉了。

至于与孙中山“驱逐鞑虏”的思想同时期甚至更早的清末中国救亡图存理论中，曾有许多与日本联手对抗欧美的主张盛行一时，甲午战争后罪魁祸首伊藤博文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到访中国时还曾被视为座上宾，甚至还有人试图邀请他出任中国的首相。

从晚清到民国初期，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成就的中国人很多，即使经历了甲午海战之后仍然层出不穷。晚清时期的日本政界和学界也曾爆发过是否帮助中国的争论，直到他们轻易地击败了大清北洋水师，孱弱的中国让他们生出了轻视之心，并滋生出占领中国的想法。

大批立志于强大中国的青年也纷纷在此前后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留学东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还有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战将鲁迅先生。

时也势也，时势之易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变化，我们不能用一时的历史困境不公平地去评价一个人的人，就像我们骂明朝的吴三桂、范文程这些人是汉奸，但不会骂张廷玉、纪晓岚也是汉奸，更不会骂我们生活在满清王朝的祖先也都是汉奸。

依我看，那些强行要给陈寅恪、胡适等人安上汉奸帽子的人是既蠢又坏，他们不仅看不见民国那一代学人研究和传承中国文化的成果与努力，更不怀好意地拉踩所谓的阶级仇恨和宣扬狭隘的国民理论，这样畸形的爱国情怀不得不说是一个特定时代教育的悲哀。

至于满清是不是异族入侵中国，那就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