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在表达对教师职业的不满。在“教师节”,争论尤其激烈:
教师的感受是“活多钱少回家晚,位低权轻责任重”;大众却因为教育界的各种乱象,对教师普遍失望。
这些感受和现象,当然都是真切的。然而,无论是对现象的总结,还是大而化之的口号,都无助于改善我们的教育。所有人都在呼唤好的教育,却常常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教育的灵魂,在于教育家。
什么是好的教育家?我们不妨从“中国两次文化繁荣中,最好的两位教育家”——蔡元培和刘道玉身上,找到教育兴盛的密码。
为此,我们从《蔡元培传》《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这两本传记中,提炼出“伟大教育家四个特点”。
特点一:
发现人才的眼光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不缺少人才,但如果没有教育家慧眼识珠、披沙拣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都只能被掩埋、被耽误。
选拔人才,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家的首要品质,就是发现人才。他们不仅独具慧眼,而且开风气之先,使无数天才、偏才和怪才能够脱颖而出。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用教师不论出身、学历、学派和政治倾向,只看学术造诣,于是有了北大在民国的辉煌。
刘道玉先生被誉为“七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在百废待举的80年代,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发掘了杨小凯、易中天、赵林等一大批人才,使他们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学者。
刘道玉还开创了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等先进制度,让学生可以提前毕业、自选专业,让社会青年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
作家野夫就是1986年武大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教父。他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野夫探望老校长: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
特点二:
保护人才的担当
孔子的“有教无类”,苏格拉底的“产婆理论”,都在阐明一个道理:人才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适宜的土壤中成长起来。
然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才,一旦被金钱、地位迷惑,或者被强权摧残,或者陷入自负自怜,都很容易走向歧路、半途夭折。
因此,教育家的第二项品质,就是保护人才的担当。
《蔡元培传》记载,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时,学校里有很多北洋政府的官僚,师生巴结权贵的风气很重。于是他大力整顿教员队伍,坚决罢黜那些师德沦丧的学界败类。为了保证学术独立,他多次与政府正面冲突;为了替教师讨要欠薪,他不惜上街游行、公开罢职……
同样的担当,成就了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时代”。正如《刘道玉口述史》记载,有无数老师和学子,都受过刘道玉的庇护。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废除辅导员制,实行导师负责、民主治校。有师生因为创办学刊,遭到政治审查,他主动揽下全部责任。
易中天毕业后本来必须回新疆,但他是胡国瑞的唯一嫡传。为了让易中天留校,胡教授要拜见刘道玉。刘道玉却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
刘道玉找到教育部长蒋南翔,又动员五个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而那五个本科生因为奔赴边远,学费由学校承担。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18岁时因写大字报被判刑10年,在狱中自学成经济学家。1980年,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因政审和户口不被录用,只能在印刷厂工作。
是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将这个“反革命分子”聘为讲师,并解决了杨小凯的平反和户口问题。为了让杨小凯出国留学,他又与极左势力多次爆发冲突,直到惊动教育部和海外学者,才让杨小凯顺利成行。
即便因为这些改革举措被罢免,刘道玉也无怨无悔。所以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特点三:
家庭教育的成功
在大众看来,教育工作者教育子女,会有很大的优势,即便不能保证“世代书香”,也应该“健康成长”。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工作者,对子女的教育都非常失败。
如果说“网红育儿大咖”的失败案例,还不具备代表性,那么北大徐凯文教授所做的调查数据,足以令人瞠目:子女自杀率排名第一的职业,就是教师,是第二名(医护和公务员)的4倍。
说到底,教育的动力、媒介和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教育不是纯粹理性的事业,而是需要爱心的事业。
家庭是最早的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一个教育家最有说服力的成就,就是家庭教育。
梁启超先生不仅在多所名校授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而且9个子女全部成才,其中3个院士。
蔡元培校长有七个子女,除了两个早逝,其余五个全部成才,其中有科学家、艺术家。
刘道玉在教育事业上成就斐然,家庭也幸福美满。他与夫人是钻石婚,几个子女全部成才,留学归来后成为业界翘楚。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师生合影
特点四:
追求真理的执着
教育是传承知识和文明的事业,其终极目标不应该是“功成名就”,而是追求真理。
一个教育家无论身处何地,都应该以真理为第一追求,以此改变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
司徒雷登校长的一生,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表率。卜舫济校长,一生践行“光与真理”。蔡元培校长一生清贫,但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却使他彪炳史册。
刘道玉校长一生践行的教育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
“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师生们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教授自觉加班”。
被免职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的任职邀请。“隐居”武大几十年,他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社会,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
作家野夫的书出版后,刘道玉对他说:“我希望你一如既往,仍然要写真声,说真话。是的,说真话要有勇气,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如果你想取悦于谁,或者害怕失去了什么,那你就不敢说真话,只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成为一个跟着上司跑的可怜而又可厌的应声虫!”
迄今为止,武大里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姓名。在官方出版的《湖北专家大辞典》4321人中,也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当易中天回母校演讲,提到“刘道玉”三个字时,台下立刻掌声雷鸣。他不禁感慨:一个人的名字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难道刘道玉真的是人们所说的“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吗?
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不幸的,而一个有了伟大的人物,却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最不可救药的。
今天的中国人都在呼唤“好的教育”“爱的教育”,但是与其苛责教师,不如从伟大教育家的思想和生平中,切实汲取到改善教育的知识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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