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

图片为丁世弼绘连环画《秋瑾》中的一页

翻开中国现代史，到处可见留日学生出身的各界名人、要人的活动踪迹。始自清末的留日高潮，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留学生在日的活动，以其独特的风格同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留日女生，尽管人数不过几百，多为名门闺秀，但是长期受缚于封建礼教，举步艰辛，在当时能离家东渡，异乡求学，堪称是中国妇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女留学生在日活动的丰富多采，引人注目，她们并不逊色于留学中的华夏男儿。她们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国内同人一道兴起女权运动，对中国妇女的觉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末女子留学的初期阶段与拒俄运动

（1870—1905年）

01

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求存救国，有志之士发起了维新运动。伴随着图强变法的呼声，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留学高潮随之而来。

我国首批留日学生，是驻日公使裕庚于1896年在上海、苏州一带招募的13名“半使馆生”。这13名学生并非清政府派遣，当时清廷尚无派遣留学生计划。裕庚此举，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的需要，以半官方形式招募的使馆学生，故有“半使馆生”之称。大批女学生赴日，自然是在此之后，然而，第一位女留学生到日，由于其特殊的家境，却远早于1896年。

根据《鄞县通志》和1937年《月报》第1卷第2期记载，第一位留日女学生应是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人金雅妹。她到日时间大约是在1870年左右。

金雅妹，1864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3岁父母双亡，由其父之友美籍传教士麦加地博士收为养女。“六岁时带往日本求学”，“女士的初期教育也是在那里受的。”1881年，金雅妹赴美学医，学成后归国，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金雅妹之后，1899年6月，九岁的夏循兰来到日本，就读于华族学校。1900年，也是来自浙江省的钱丰保随父兄一道来日，1901年秋天进入由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建的实践女子学校学习。1902年春，相继又有四、五名中国女学生进入实践女子学校。1902年冬天，何香凝在廖仲恺赴日两个月后，来到日本，1903年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学习。1903年辛亥时期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林宗素也来到了日本。《大陆》杂志第1号，曾刊登了《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者之声价》一文：

“近中国赴日本留学之女学生。凡有十余名。日本人甚器重之。尝评论之曰。

有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本。在日本女子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先生监督之下肄业。中国女子留学海外者。由此发轫。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热矣。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惧惮。而彬彬有礼。迥非日本妇人所能及。

留学生中，其夫有留学于东京者”。

这一报道告诉我们，1902年女留学生仅十余人，大都是在国内已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名门秀媛”，并有随丈夫来日伴读的“临时”留学生。

1904年，实践女子学校举行了隆重的首次中国学生毕业典礼。毕业生共两名，23岁的陈彦安和18岁的钱丰保。按常规，毕业典礼应在1905年3月举行，但是，由于两人必须即刻回国，因而提前了。这是一个有中国驻日公使杨枢和日本东久世枢密院副院长等中日两国来宾参加的盛大毕业典礼。两位女学生“在礼堂，于内外诸来宾面前，被授予毕业证书。”其他同时就读于此校的留学生，因随父兄回国等原因，大都中途辍学。

此阶段留日女学生人数不多，但其社会活动却很活跃。1903年4月8日，在东京，第一个女留学生的组织“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诞生。共爱会是一个只有十几名成员的小型组织，却确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其宗旨。此后不久，流亡日本的陈撷芬和秋瑾一起改组共爱会为“实行共爱会”，陈撷芬被推为会长。在此期间，她恢复了《女学报》的出版，以“楚南女子”笔名为该刊写了大量文章。共爱会的成员在“拒俄运动”中，同男留学生们一起，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序幕，并且利用当时的留学生刊物《江苏》为阵地，发表了一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被称之为“女学论文”。

此时，国内维新派康、梁等人已开始大力提倡女学，在日本，下田歌子也着手中国女学生的教育工作。然而，与梁启超“强国保种”和下田歌子“为帝国、为男人”的附属性女子教育理论不同，女学生们在留学的初期阶段，就喊出了“还女性以人权”的时代强音。“女学论文”与国内同时期的《女学报》《女子世界》等杂志遥相呼应，提出了兴女学、恢复女子独立人格的妇女解放的口号。

《江苏》的女学论丛栏曾先后发表了陈彦安的《劝女子留学说》，方君瑛的《兴女学以复女权说》，忆琴的《论中国女子之前途》，林宗素的《女界钟叙》，胡彬夏的《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等文章。

《兴女学以复女权说》写道：“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千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唯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权利之足云。近顷女权之理，渐次发明。女子之稍有知识者，亦类能言之。及今而尚不思恢复，将更待何时乎？……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

《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中写道：“中国之衰弱久矣，推原其故非男子之罪也。……吾中国积弱之故，彼二万万之男子固不得辞其责。然吾所尤痛心者，乃二万万之女子也。”

这些论文历数中国妇女数千年失人权之惨状，在怒斥男子专制的同时，激烈地批判了女性自身无所觉悟的现象。文章指出，中国妇女应以国事为己任，向西方女性学习，“无服从之性质，为国舍身为民流血。”她们把兴女学、复女权与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并将其理论付诸于实践斗争。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借口保护铁路，派兵占据我国东北。事平之后，俄国无视撤兵条约，拒不退兵，并以强硬态度向清政府提出了新的七项要求。1903年4月28日，东京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得知此消息的留日学生界哗然，继而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4月29日，500余名留日学生集中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愤怒谴责俄国的蛮横行径和清政府的卑躬屈膝，当即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返回祖国投入拒俄的战斗。

“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懋、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15岁的少女胡彬夏在寅说中历数中国民族危机以及国民责任，并特别指出：“中国之兴亡即我辈之生死也。”“宁以女人非人，自弃责任耶。”这数名女学生都是实践女子学校的学生，校长下田歌子听到她们开会议事，“急止之”，女学生们却哭诉道：“吾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遂决意从军北征，军中看护死伤事。”此时，女学生们加入了日本红十字笃志护士会，学习救护，为投入战斗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女学生们还电告上海各女学堂：“俄祸急，女生入赤十字会，同学生军北征，告各女学校协助。”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列举了12名参加学生军的女生名单。她们是林宗素、曹汝锦、陈彦安、胡彬夏、龚圆常、方君瑛、钱丰保、钮勒华、吴芙、周佩珍、华桂。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另记有陈懋勰女士。

5月2日，留学生会议决定将义勇队改称为学生军，并通过学生军规则12条。次日，学生军成员集合于留学生会馆，依次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各区队下属四个分队。8日，日本警察以“于日本外交颇有阻碍”为由，公开出面干涉，要求解散学生军。由于日方的干涉，学生军不得不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加之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最终学生军的派遣并未实现，女学生们也于7月12日脱离了组织。

拒俄运动是留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留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此之前，留学生在收回路矿权运动、拒法事件中，大都是以省同乡会为单位，发电抗议，很少见诸具体的抵抗运动。然而，在拒俄运动中，留学生却打破了地域界限，团结一致，并正式制定了军队规则及严密的组织，形成了留学界轰轰烈烈的抗俄浪潮。拒俄运动中女学生们的行动，显示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同反帝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初期阶段的女子留学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从女学生的数量、年龄、未曾毕业即随父兄回国，以及其丈夫留学日本等史实来看，初期女留学生大都是以伴读身份来日就读的“附属”留学生，并无明确的留学目的。

第二，从学生的籍贯可知，初期阶段的女学生大都来自中国南方江浙一带，这同我国南方交通便利、女子教育状况比北方好、风气较为开放有关。

第三，由于留学生人数少，日本教育界对中国女学生的专门教育还未展开。

清末女子留学的中期阶段与取缔规则事件(1905—1907年）

02

随着中国官派女学生赴日，女子留学进入了繁盛阶段。

1904年11月，湖南省请求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接收20名湖南女学生。为此，校长下田歌子决定设置中国留学生分校。1905年7月，中国留学生分校在赤坂区桧町成立，并制订了《清国女子速成科规定》。此规定共八条款，含有课程设置、入学时间、学习期限、缴纳学费、教育程度等内容。根据规定，本科学制为两年，特别科为一年，特别科以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为主。以下是各科课程设置。

本科：修身、读书、会话、作文、算术、地理、历史、理科、图画、唱歌、体操、手工劳作，共12门课程，每周36学时。

速成师范科：修身、教育、心理、理科、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共12门课程，每周28学时。

速成工艺科：修身、教育、理科、算术、术科（编物、造花、图画、刺绣）、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共九门课程，每周28课时。

从其课程设置可知，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无论是特别科还是本科，仅处于中等教育水准。

1905年7月底，20名湖南学生来到实践女子学校，全部就读于一年制的特别科。13名学生选读速成师范科，7名学生选读速成工艺科。关于这批学生的状况，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分校的教师坂寄美都子曾有这样的回忆：“首先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20名新留学生的年龄差距。最年少的仅14岁，而最年长的是53岁的母亲。53岁已经到了把家庭主妇的位置让给儿媳，自己去过隐居生活的年龄。她和与自己孙女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来到国外，开创新风，中国妇人的活动能力之强，使我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这批学生中有杨度之女杨庄，也有以后成为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的王昌国、张汉英。一年后，20名学生中有12人学成毕业。

1905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曾赴日视察教育，参观实践女子学校后同校长下田歌子相约每年送15名学生来实践女子学校留学。根据这一协议，1907年春，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23名学生到校，几乎与此同时，江西又有10名学生入校。由于大批女学生即将或已经来到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重新补充制订了《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同《清国女子速成科规定》相比，规则增加了学生的年龄限制、学生行动准则等内容。其条款共13条，强调中国女学生的教育以一年制的短期教育为主，提出了“以便利之方法，于短期时日中，为中国留学女生授以女子教养之道”的教学目的。作为规则的补充，中国公使杨枢特地为规则写了附言，其中含有《游学女子须知》一文。须知共列有10条女子留学注意事项，以示指导。附言中指出：“言学校教育者。无不知以家庭为本。而家庭教育所以能善之。故则必由于女子教育。”继而鼓励女子留学道：“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吾中国之幸。”在须知中杨枢特别注明：“装饰不宜用钗环钏镯之类。不可带女仆及婢。”这反映了女学生大都出身于富豪之家、权贵阶层的历史事实。

在湖南20名公费留学生进入实践女学院之时，另有“自费附学的约10人”，其中有随儿子到日本的王勚（原名谭莲生），还有49岁的湘阴聂某和著名革命家秋瑾。

秋瑾是由在中国任教的日籍教师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介绍，于1904年自费东渡留学的。秋瑾到东京后，即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进步神速，岁暮卒业，翌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据实践女子学校清国留学生部分校日志记载：“明治38年8月5日，本日学生秋瑾入校。”入学后的秋瑾，在学校里，仍具有在休息时间吟诵诗词的独特风韵。秋瑾入学后不久，由于爆发了取缔规则事件而中途退学回国。回国之前，秋瑾把自己抄录的诗集《白香词谱》送给了坂寄教师作为纪念。《白香词谱》至今仍保存在实践女子学园（原实践女子学校）中。

除实践女子学校外，东亚女子学校和成女学校也各自设置了专门招收中国女留学生的特别教育机构。1905年3月，东亚女子学校在神田区雉子町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1906年12月，成女学校在牛込区富久町设置了“支那女学生部”。“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的学科设置如下：学制两年的本科和学制6个月的音乐专修科、游戏体操专修科。“支那女学生部”的课程设置是学制两年半的普通科，三年的普通师范科、三年的高等师范科、一年的师范速成科、两年的技艺师范科。《顺天时报》《中国新女界杂志》都曾发表文章赞扬两校此举。但两校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具体数字不清，教学过程不明，只可从《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一书中零星见到几位成女学校的毕业生。

除上述三校之外，女子美术学校、日本女子大学校、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女医学校、共立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实修学校、三轮田女学校、高等圭文美术学校、东京音乐学院、女子学院、目白女子大学、千叶医学专门学校、长畸的活水女子学校等也有中国女学生入学就读。

据《学部奉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折》记载：1907年的留学生中，习速成科者占60%，习普通科者占30%，中途退学者5-6%，进入高等学校及大学者1%。这种以速成与普通科为主的留学教育必然会影响留学生的质量。在1906年清廷举行的留学毕业生考试中，有100人参加，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但考试结果留日学生全部落第，及格的前五名均是留美毕业生。这一结果促使中日两国教育界开始着手整顿留学生的派遣工作及教育政策。1906年2月，清政府将“选送游学限制办法”通知各省，将留学资格限制为中学毕业。8月，又通知各省即刻停派速成学生。1907年，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协议会”，标志着清末留学浪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清末的女留学生，在日本曾先后建立过四个女留学生组织。这四个组织是前所提及的“共爱会”（1903年）、“中国留日女学生会”（1906年）、“女子复权会”（1907年）、“留日女学会”（1911年）。

女学生们在日创办的杂志共九种：《女学报》(1903年）、《女子魂》(1904年）、《白话》(1904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天义报》(1907年）、《新女子世界》(1907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1907年）、《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新女界》（创办年代不明）。

可见，清末女子留学的中期阶段，女留学生创建了两个组织，创办了四种杂志。这不仅在数量上居三个阶段之首，而且从其组织规模及杂志的发行范围和影响来讲，也遥遥领先。

“共爱会”的活动消失后，1906年9月23日，由东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李元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谈社英在其所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中对“留日女学生会”的成立有较详细地记载，“其时在日留学女同志约百余人，初未团结，自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暑假时，鄂人李元（在女子第一高等学校肄业），感觉留学女界无正当团体，不能精诚团结而消息灵通，乃奔走调查，征求得七十余同志之赞同，组织一留日女学生会。于是草拟章程，于西历九月间，在中国留学生会馆举行第一次大会，公举黄华为庶务（即会长），杨庄为书记，会方成立正待发表，忽黄华等因事辞职，遂于西历十一月又开第二次大会，补选庶务李元，书记燕斌、唐群英，会计汪平，学务陈德馨、吴亚男，招待龚圆常、胡蕴庄，弹正王昌国、李瑛等负责。复修改章程，并发成立通告书。”通告书指出中国女界不能独立于社会的原因，“一曰无教育。二曰无团体。”并指出，“今日既以此团体始。他日幸勿仅以此团体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最壮丽无上之位置。”从通告书的内容来看，这是一个以统一女留学生界、争女权为目的的组织。

1907年，另一个女留学生的组织“女子复权会”宣告成立。此组织的观点激进而态度强硬，主张以暴力手段去争女权、破坏社会。这从田中物五郎的《日本社会运动史资料》第2卷所收录的“女子复权会”的宗旨及实现的方法里明显地体现出来。其大意如下：确尽女子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年重男轻女之风气。对女界方法有二，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的女子；对世界方法有二，一是以暴力破坏社会，二是反对统治者和资本家。从“女子复权会”提出的宗旨、方法以及其机关刊物《天义报》所发表的众多论述来看，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以争女权、变社会、反权贵为主要目的的组织

在女学生们创办的杂志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报》《留日女学会杂志》。《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报》是在女子留学的中期阶段创刊的。特别是对前者，有的史书的评价是：“中国新女界杂志出版时期，亦不甚久，惟其质的方面，则颇与女学报，中国女报，及神州女报等，有同样之价值也。”

《中国新女界杂志》是1907年2月，由河南女同盟会员燕斌、刘青霞在东京创刊的月刊，共发行了6期。从第1期到第5期发行量达10000册。此杂志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宗旨。这不仅在日本留学界，而且在国内妇女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杂志倡导五大主义：“一，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二，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三，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四，破旧沉迷开新社会；五，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杂志的撰稿人大都是当时的留日女学生，她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在该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曾先后发表了《女权平议》（炼石，一期）、《男女平等的真理》（佩公，一期）、《女德论》（巾侠，一期）、《男女平等的必要》（佩公，二期）、《论女学》（清如，二期）、《女界与国家之关系》（炼石，二期）、《中国婚俗五大弊说》（炼石，三期）等文章，批判男尊女卑，封建妇德，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尽管此杂志缺点明显，部分文章名不符实，粗糙松懈，有些文章有头无尾，但仍不失是女留学界杂志的代表。杂志第6期刊登了《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一文，于1907年7月被日本警方查封，遂停刊。

1905年底，日本留学界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取缔规则事件”。这一事件是由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关于使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而引起的。由于此规程中有“取缔”字样，而留学生又认为此规程的颁布目的不外乎干涉中国留学生的行动，因而留学生们将此规程简称为“取缔规则”。

“规程”内容大致可分四个部分，一是有关入、转、退学的规定，二是对于在校学生的规定，三是关于接收学校的规定，四是直接同中国留学生有关的规定。同中国留学生有关的规定是条款的九、十两条。原文如下：“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他校以性行为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11月2日，此规则刊登于官报，见者不多。11月26日，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都贴出了布告。规程第九条的“校外取缔”和第十条中的“性行为不良”等词句激怒了中国学生。中国留学生纷纷在本校讨论、演说，并推举代表会集于留学生会馆，商量对策。

在这一事件中，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子留日学生们的斗争热情“实不让须眉”。12月4日，留日女学生召开会议，推选实践女子学校学生秋瑾作为全体女学生的代表，出席第二天在富士见楼召开的留学生聚会。聚会上，秋瑾向女学界发出“发挥女性爱国心”的呼吁，痛哭演说，感人肺腑。在这次会议上，留学生们发表了“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的声明。

由于秋瑾等实践女子学校的学生们赴会，并提议联合罢课，这些行动激怒了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下田歌子下令“参加联合罢课之人，饬令退学。”为此，秋瑾等17名女生搬出了学校宿舍。

12月4日，宏文学院留学生已开始罢课，随之，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大成学校、法政大学等相继罢课。7日，以实践女子学校为首，女子美术学校、共立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实修学校、三轮田女子学校的学生们也纷纷离开学堂，终于发展成了全体留学生的罢课运动。当天，《朝日新闻》对此有如下评论：“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为当下之大问题。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为抗议放纵卑劣的评论，8日，陈天华愤而蹈海。其《绝命书》“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以陈天华之死为转折点，留学生们由罢课转为集体回国。从12月中旬到年底，回国学生大约有2000人。在这次行动中，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回国，一派主张复课。回国派领袖即秋瑾。实践女子学校约30名学生，则将行李捆包停当，准备随时返国，其中如秋瑾、姚宁生、黄辉等，在风潮发生之初，即退学搬出学校宿舍，候船返国。

关于“取缔事件”的起因，在当时日方就有留学生误解其意之说。自然，日语“取缔”一词同中文含义不同，是约束、禁管，并无取缔之意。观其全文，也无驱逐中国学生的内容。但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已深深地印在留学生的脑海中，这必然造成民族危亡时期的青年学生们对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文令、报道等极为敏感，极易激起留日学生们的民族感情。这次取缔事件之所以发生，其远因正在于此。它的发生反映了留日学生的空前的爱国热忱。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学生们忘我的斗争精神，以国事为己任的主人翁姿态，充分体现了留日女学界的强烈的爱国主义。

纵观清末女子留学中期阶段全貌，其特征可归纳如下四点。

第一，各省开始派遣官费女学生赴日留学，单身女子留学者也开始增多，中国女子留学的途径及人数明显增加。

第二，由于在日就学的中国女学生增多，某些学校对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体制也逐步完善。但其教育内容大都是普通、中等教育，而非专业、高等教育。女学生们多习速成课程，而非正式课程。

第三，此时期的女学生们有明确的留学目的。从其选择的专业来看，多数女学生抱有回国从事教育事业的愿望。

第四，女学生们的社会活动更加活跃，并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影响较广的宣传阵地。

清末女子留学的末期阶段与辛亥革命（1907—1911年）

03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并且从中涌现出了一批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就留学生的业务水平而言，并未达到留学的真正要求。这从前所提及的留学生就读学科统计和清政府的考试中可以得到证实。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07年，在日清国留学生总督、监督、公使官员以及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代表，共同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协议会”。有19所学校在这次会议上被指定为留学生教育学校，其中女校只有实践女子学校一所。为了整顿留学生教育，协议会决定停办速成科，普通科和师范科的学习期限必须在3年以上。以“协议会”的召开为标志，留日教育逐步走上正规。留日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留学生开始进入高等专门以上的学校就读。女子留学教育也开始了由速成、中等教育向高等专门教育的过渡。

实践女子学校根据协议会的精神，设置了新学科。来自奉天的23名留学生全部进入了新设立的三年制师范科。

1908年4月，实践女子学校在修改校规时，对中国留学生规则也进行了修改。新制订的“外国留学生规程”规定，设置学制三年的中等科和师范科，学制两年的工艺科。课程设置及周学时同过去大同小异。这些规定标志着在清末女子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实践女子学校，对中国女学生进行速成教育为主的时期的结束。

“外国留学生规程”明确指出：“本校以把清国女子培养成既能胜任教育之责又能担当一家之主的女性为目的。”并规定了入学者的资格限制和十条学生守则。资格限制中有年龄、日方保证人、公使馆介绍信等五条规定。学生守则要求学生们“不与舍监、教师同行不得外出，如遇特殊事故，需有保证人方可出校。”“外出必须在授业之后，归校不得迟于日落之时。”除学生守则十条外，规程还另设规则两条，其中有一条是“学生宿舍，本校舍监可随时监察。”此规程的制订，使中国女学生的入校制度和在校管理更加严格，学生们的在校活动完全处于校方的监督、管理之中。其中某些条款的增加，使我们看到实践女子学校从“取缔规则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对学生们同外界接触的控制。

1909—1910年间，实践女子学校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处于顶峰时期。两年中，共有67名中国留学生从该校毕业。1909年毕业生共40人，其中工艺科20人，师范科14人，中学科6人。1910年毕业生共27人，其中师范科13人，中学科4人，工艺科6人，幼儿园速成保育科4人。此后，毕业生迅速减少。辛亥革命后，实践女子学校失去了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中心地位。

从日本学者制成的若干有关留日学生统计表中，我们可以了解清末女子留学的总体状况。日本学者二见刚史、佐藤尚子所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一表清晰地显示了清末留日学生总数的变化。它证明清末留日高峰是在1906—1909年期间，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分别为：1906年7283人，1907年6797人，1908年5216人，1909年5266人。1910年人数降至3979人，此后再未超过1910年的人数。女子留学的高峰期则稍后，在1907—1910年之间。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为139名，1908年126名，1909年149名，1910年125名。辛亥年后降至几十人。

石井洋子、加藤直子先后在自己的论文中列出了中国女留学生的各类统计表，参照这些表格可知，在实践女子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共98人，其中约94人毕业于1911年以前。进入民国后，毕业生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出现，尽管同中国国内女学兴起、中日关系恶化、留美风渐盛，以及1910年国内停止付给普通科女学生官费制度的建立有关，但它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女子留学教育已开始向高等、专门教育过渡这一质的转变的事实。各类表格还告诉我们，截止1911年，招收中国女学生的五所主要学校毕业生总数是116人，其中实践女子学校有94人，占总数之大半。石井洋子统计的四所接收中国女学生的主要学校（女子美术学校、日本女子大学校、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女医学校）在1914年前共招收了134名中国学生，而实践一校在同一时期内就曾有200余名中国女性入校。实践女子学校接收的中国学生超过其他四校之和。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尚不清楚留日女学生总数与实践女校的中国女生总数之比，但以上统计已充分证明了实践女子学校在清末女子留学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于史料不足，统计表各类数字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仍不失为留日史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数据。

在清末女子留学的末期阶段，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为反对日、英、俄、法等国的侵略，1911年2月26日，留学生们组织了“留日中国国民会”。3月5日，女学生们也召开了留日女界全体大会。此大会由唐群英、林演存、朱光凤等人发起，到会者百余人。会上宣告成立“留日女学会”，唐群英任会长，林演存为庶务干事。此组织的会则、会员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从此组织建立的时机来看，是一个以救国为主要目的组织。女学会成立的当天，大会提议为促进本国女同胞的觉醒发行杂志。4月27日，《留日女学会杂志》创刊。“编辑人兼发行人为唐群英，内容分图画，诗词，论说，译著，科学，小说，白话，文苑，笔记，来稿，十类。”该刊“以注重道德、普及教育、提倡实业、尊重人权为宗旨。”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她号召中国妇女们要同男子们一起，共同担负起保卫国家与民族生存的责任。“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杂志提出了女性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实现妇女解放。认为妇女根据自己性柔、耐心的特点，最要紧、急迫的应做三件事。首先，为普及教育效力；其次，努力于实业，以求家殷国富；第三，要从事医疗救护。认为女子从事自己擅长的实际工作，有益于家庭，有益于社会和国家。这番论理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妇女的觉醒，而且对如何理解妇女解放也有意义。妇女解放并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平等地位、同工同酬，更不是要在一切领域中同男性平分秋色，而应尊重自然界赋予的不同特点，使男女在各自所擅长的领域中，达到所有人平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女界各类报刊的比较来看，《留日女学会杂志》也是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杂志之一。

1905年8月，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领导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强烈地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在日本的女留学生也纷纷加入同盟会。何香凝是第一位女同盟会员，在同盟会机关担任宣传、保卫等工作。秋瑾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选为浙江省同盟会负责人。此外，唐群英、方君瑛、燕斌、刘青霞、胡灵媛、曾醒、郑萌、吴亚男等众多女学生都是同盟会员。

1905年，同盟会组织一个暗杀小团体，由方君瑛主持工作，此团体中另有女学生陈璧君、胡灵媛。

为准备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在横滨开设了炸弹制造所，并请来了俄国虚无党人作技术指导。据刘揆一著的《黄兴传记》记载，秋谨、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蔡惠，吴木兰等众多女学生也参与其事。另据陶冶公回忆，当时秋瑾已回国，另外，曾醒、胡灵媛、陈璧君等也参加了这个机关的武器制造工作。

因取缔规则事件而归国的秋瑾，1906年初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她一面创刊《中国女报》，为宣传革命、提倡女权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则研制武器弹药，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6年冬，秋瑾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并同徐锡麟相约浙皖两省同时起义。秋瑾利用学堂培养革命力量，往返于浙江各地，把分散各地的光复会会员组织起来，成立光复军，并确定了起义的日期和行动计划。但由于徐锡麟遇害，消息败露，秋瑾被捕入狱。不久，留日女界的骄傲、革命先驱秋瑾，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警句壮烈牺牲，她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旅日学生，而且也激励着整个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前夕，作为廖仲恺夫人的女留学生何香凝，居于革命的中心地带。她一面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读书，一面从事各类革命工作。她帮助孙中山照顾秘密集会和联络通讯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许多工作都是在何香凝家中部署的。起义军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何香凝在孙中山指导下绘制和刺绣缝制的。

1910年，方君瑛等人又在香港设机关，秘密制造弹药。为准备国内起义，女学生们不仅捐资献物，而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们利用女性之便，屡次由国外向国内运送弹药、传递情报。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留学生们纷纷离日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斗争之中。

随着男学生们的大批回国，苏淑贞及其妹苏洵贞和林演存、林贯虹、唐群英、钟进英等八人组成了女子红十字军，于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与上海的张竹君组织的上海红十字社一起，赴汉口从事救护活动。

11月11日，1200名留日学生汇集于牛込区神乐坂的高等演艺馆召开庆祝革命成功大会。留学生干事长陈杨镳为司令，会上共有十余名学生发表演说，其中有女学生吴墨兰、叶惠哲。在这个庆祝大会上，约有20名日本记者到会。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访问了就读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两位女学生，并进行了报道。吴墨兰对记者说：“妇女都在为革命尽力。我打算19日去武昌。回国后自然是参加可敬的苏氏姑娘组织的娘子军，为革命而战。……男学生们组织了决死队，所向无敌，非常英勇。娘子军据说还未经沙场。即便她们失败，我们也一定参加这一世界注目的战争。假如不需要娘子军，那我就深入内地，或演说或做密使，决心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吴墨兰所说苏氏姑娘即革命派人士苏启元、吴桂常夫姐之女——东京女子医学校学生苏淑贞、苏洵贞。

11月19日，又有9名女子医学校的学生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回国，奔赴革命阵地。

在归国后的斗争中，战场上、救护阵地中到处可见留日女学生的踪迹，不少女学生成长为妇女界领袖。

1912年3月，留日学生林宗素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后更名为“妇女参政同盟会”。并在两湖、江浙等省设立分会。这一组织以获得女子参政权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活动。会长林宗素曾代表全体会员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主女子参政。在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后，林宗素利用报界将谈话内容公布于众，为女子参政大造舆论。

留日学生唐群英等20余人，曾在临时约法制订前，上书大总统，要求在约法中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政权等条文。请愿书中写道：“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即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起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以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求在宪法正文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在3月11日，约法公布，其中并无男女平等的规定，唐群英等人又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正。

3月19日，在参政院讨论妇女参政权问题时，唐群英等人进入会场同议员们进行激烈争辩。由于双方矛盾激化，在第二天、第三天的讨论会上，双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后经大总统调停，事态方才平息。

1912年，唐群英又在北京组织了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被选为会长。同年12月，唐群英自京返湘。长沙妇女界于是月14日假座省教育会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到会人数约5000左右，极一时之盛。在唐群英的推动和领导下，18日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会员800多人。1913年2月，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唐群英的留日同学张汉英返回湖南，开始共同集资办女校、创刊《女权报》，并为秋瑾立祠，寄托哀思。两人后因军阀迫害，被迫离湘，唐群英走北京，张汉英去南京。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女子参政问题几经波折，最终仍取得一定成果，如王昌国就曾担任了湖南省议员。值得注意的，此时活跃在妇女界、组织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员林宗素、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等都是留日女学生。

清末女子留学末期阶段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女子留学途径多样化，生源成份复杂化，留学生总人数居三阶段之首。

第二，随着中国方面派遣留学生制度严格化，以及日本对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整顿，女子留学教育开始从速成、普通教育，逐步过渡向高等、专门教育发展。此阶段正是留日女学生从单纯数量的增多到提高质量的转折阶段。

第三，女学生们的社会活动，更加紧密地同辛亥革命结合在一起，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留日女学生中，有为革命捐躯的秋瑾、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何香凝、妇女运动先驱林宗素、著名的医务工作者金雅妹；还有名人之后杨度之女杨庄、陈范之女陈撷芬；另有廖仲恺之妹廖泳筠、冯自由之妻李自平、方声洞之妻王颖、方声洞姐方君瑛、方声洞嫂曾醒、胡汉民之妹胡灵媛、曹汝霖之妹曹汝锦、章仲祥之妻陈彦安、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尽管她们出身不同，归国后的活动千姿百态，归宿更是迥异，但她们在赴日留学期间，却都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并为中国妇女的觉醒，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妇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节选自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原文刊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