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30年代，协助中央特科铲除叛徒的共产国际德国女特工

世人皆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却不知在这动荡年代里，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神秘女子，为中国革命默默付出。她是谁？她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1930年的上海滩，一位金发碧眼的洋女人悄然而至。她的到来，似乎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即将拉开帷幕。这位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的德国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她与中共特科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联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又是如何协助中央特科铲除叛徒的？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探寻这位无名英雄的传奇故事。

神秘女特工的到来

1930年秋，上海外滩的喧嚣中，一位身着西式时装的金发女子悄然步入这座繁华都市。她就是乌尔苏拉·汉布尔格，一位来自德国的神秘女子，肩负着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

汉布尔格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她就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德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她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很快因其才智和勇气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

1929年，汉布尔格被选送到莫斯科接受特工训练。在那里，她不仅学习了情报收集、密码通信等专业技能，还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汉布尔格被共产国际选中，执行一项关键任务：前往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

携带着精心伪造的身份documents，汉布尔格与丈夫罗尔夫一同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漫长旅程。他们途经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上海。在这个被称为"远东巴黎"的国际大都市中，汉布尔格开始了她的秘密生活。

初到上海，汉布尔格首要任务是建立可靠的联络网。她巧妙利用自己的西方面孔，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在上海滩游走。很快，她就联络上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一位坚定的左翼记者，对中国革命抱有深厚同情。通过她，汉布尔格不仅获得了宝贵的社交圈子，还了解到许多中国政局的内幕消息。更重要的是，史沫特莱成为了汉布尔格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汉布尔格又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是一位德国记者，实则是苏联的顶级特工。他以《法兰克福报》特派员的身份在上海活动，实际上在为苏联收集情报。

汉布尔格与佐尔格的相识，标志着她正式步入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谍报网络。两人虽然隶属不同的组织，但都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开始在上海频繁接头，交换情报，互通有无。

通过这些关键人物，汉布尔格逐渐摸清了上海的政治生态。她开始接触中共地下组织，为他们提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信息，同时也将中国革命的进展报告给共产国际。

在上海滩的灯红酒绿中，汉布尔格过着双重生活。白天，她是一位优雅的西方女士，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夜晚，她则化身为一名忙碌的情报员，在阴暗的弄堂里与同志秘密接头。

随着时间推移，汉布尔格的工作逐渐深入。她开始参与到更加危险和重要的任务中。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协助中共特科（中央特别科）的工作。特科是中共的情报保卫机构，负责打击叛徒、保护革命组织。

汉布尔格的语言能力和西方面孔，使她成为特科与国际组织联络的理想人选。她开始频繁往返于各个秘密据点，传递重要情报，协调各方行动。

就在这时，一个重大事件打破了平静。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这给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了巨大威胁。汉布尔格立即投入到应对这一危机的工作中，她的特工生涯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协助中央特科的危险任务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引发了巨大震动。顾顺章原本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掌握着大量党内机密和同志的身份信息。他的背叛不仅危及众多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更可能导致整个地下组织的瓦解。

在这危急时刻，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接到了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协助中央特科铲除叛徒顾顺章，并尽可能挽救可能遭到暴露的同志。这项任务的难度和风险程度远超汉布尔格此前的所有工作。

首先，汉布尔格利用她的西方身份和广泛的社交网络，开始秘密收集顾顺章叛变后的动向。她频繁出入上海的外国人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巧妙地从各种闲谈中获取线索。通过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碎片，汉布尔格逐渐拼凑出了顾顺章可能的藏身之处。

与此同时，汉布尔格还负责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保持联络，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她多次冒险前往上海租界内的秘密地点，与其他国际特工接头，交换情报。这些行动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

在汉布尔格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中央特科很快锁定了顾顺章的下落。然而，如何在不惊动国民党当局的情况下处理叛徒，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汉布尔格再次发挥了她独特的优势。

她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以采访为名接近了顾顺章藏身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汉布尔格不动声色地收集了大量有关顾顺章日常生活和警卫情况的细节信息。这些宝贵的情报为中央特科制定行动计划提供了关键依据。

1931年6月，基于汉布尔格提供的情报，中央特科最终成功实施了铲除叛徒的行动。顾顺章在上海法租界被处决，这不仅挽救了大批可能遭到暴露的同志，也有力地震慑了其他潜在的叛徒。

然而，危机并未完全解除。顾顺章叛变后，大量党内机密已经泄露给了国民党。汉布尔格的下一个任务是协助中央特科重建被破坏的地下网络，并转移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布尔格几乎足迹遍布上海的每一个角落。她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为需要转移的同志安排临时住所。有时，她会将这些同志安置在外国友人的住处，有时则利用她在租界的关系为他们办理临时证件。

此外，汉布尔格还负责重新建立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络渠道。她多次冒险前往香港、广州等地，与其他国际特工接头，重新构建情报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汉布尔格不止一次与国民党特务擦肩而过，几度陷入危险境地。

到1931年底，在汉布尔格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中共的地下组织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部分重要同志成功转移，新的联络网络也已经建立。这场危机虽然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也让党组织的纪律性和安全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布尔格在中国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她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为了保护汉布尔格和整个地下组织的安全，共产国际决定召回这位勇敢的德国女特工。

1932年初，汉布尔格接到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她谨慎地安排了撤离计划，小心翼翼地清理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汉布尔格悄然登上了一艘驶往欧洲的轮船，结束了她在中国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特工生涯。

尽管汉布尔格离开了中国，但她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中。她的勇气、智慧和奉献精神，为中共度过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她的故事，也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段传奇般的篇章。

再度潜入中国的秘密准备

1932年春，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回到莫斯科后，并未如她预期的那样获得长期休整。共产国际高层对她在中国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很快为她制定了新的任务计划。这次，她将以全新的身份再次潜入中国，执行更加艰巨的使命。

为了应对这项新任务，汉布尔格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秘密军事情报学校接受特训。这所学校是苏联红军情报总局专门为培养高级情报人员而设立的，平日里伪装成普通的疗养院。在这里，汉布尔格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密集训练。

训练内容涵盖了从高级密码学到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从东亚地缘政治到中国古典文学。汉布尔格还学习了更多高深的间谍技巧，如如何在极端条件下隐蔽地传递信息，如何应对严酷的审讯而不暴露身份等。这些训练极其艰苦，每天持续十几个小时，但汉布尔格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在训练期间，汉布尔格结识了一位名叫恩斯特的德国同志。恩斯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员，曾在欧洲多国执行过秘密任务。两人在训练中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默契。很快，上级决定让他们组成搭档，共同执行即将到来的中国任务。

随着训练的深入，汉布尔格和恩斯特逐渐了解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东北的奉天（现沈阳）。这个地区当时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形势复杂而危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开始精心设计他们的伪装身份。经过反复讨论和推敲，他们决定以美国伊文斯书店的代理人身份进入中国。这个身份不仅能为他们提供合理的活动理由，还能解释他们频繁与各界人士接触的原因。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投入到了身份构建的繁琐工作中。他们学习美国口音，熟悉美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甚至详细研究了美国出版业的运作模式。为了让身份更加可信，他们还在莫斯科的一家印刷厂秘密制作了大量伪造的商业文件和信件。

同时，他们也在为即将面临的技术挑战做准备。当时的无线电设备体积庞大，操作复杂，如何将其安全地运输到中国并秘密安装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此，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反复练习如何将电台设备拆解成小部件，并伪装成普通商品。他们甚至学会了如何在极短时间内组装和拆卸整套设备。

1933年初，当所有准备工作就绪时，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接到了最后的任务简报。他们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前往中国，途中要经过多次身份转换和路线变更，以确保不被跟踪。在进入中国东北之前，他们还需要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

出发前夕，汉布尔格和恩斯特进行了最后的装扮。汉布尔格将自己金色的长发染成了深褐色，戴上了一副无度数的眼镜，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位严肃的美国知识分子。恩斯特则剃了胡子，换上了一身体面的西装，俨然一副成功商人的模样。

1933年2月的一个寒冷清晨，化名为玛丽·史密斯和约翰·布朗的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登上了驶往远东的火车。当列车缓缓驶出莫斯科车站时，这两位经验丰富的特工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即将深入虎穴，在日本占领区的心脏地带开展秘密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随着火车向东方驶去，汉布尔格的中国之行第二章就此拉开帷幕。这一次，她将以全新的身份，在更加危险的环境中，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风雨飘摇的东北潜伏

1933年3月，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和她的搭档恩斯特终于抵达了奉天（现沈阳）。这座城市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街头随处可见日本宪兵和"满洲国"伪警察的身影。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必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

他们首先在奉天市中心租下了一间小型店面，作为伊文斯书店的分店。这个位置既方便他们与各界人士接触，又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店面的后半部分被改造成了一个隐蔽的工作间，用来安装和操作秘密电台。

为了掩护身份，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每天都要装模作样地经营书店。他们进口了一批英文书籍和杂志，主要面向在奉天的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掩护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收入来源，还成为了收集情报的绝佳渠道。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安全地安装和使用秘密电台。他们将电台设备分散在多个箱子里，伪装成各种书店用品，分批运入店内。在深夜，他们小心翼翼地组装设备，并在墙壁和地板上做了特殊处理，以防止无线电信号泄露。

1933年4月，第一次成功的无线电联络终于建立。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开始定期向莫斯科发送关于日本在东北军事部署的情报。这些信息对于了解日本的战略意图至关重要。

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汉布尔格开始频繁出入奉天的各种社交场所。她利用自己美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结识了不少日本官员和"满洲国"高层。在cocktail派对和文化沙龙中，她巧妙地套取情报，同时也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络。

与此同时，恩斯特则负责与当地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系。他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在城市的角落里与地下工作者秘密会面。这些会面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整个组织的暴露。

1933年夏，日本当局开始对奉天的外国人进行严格管控。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的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开始采用更加隐蔽的通信方式。比如，他们会在售出的书籍中夹带密码信息，或者利用报纸上的特定文字组合传递消息。

然而，危险始终如影随形。1933年9月的一个深夜，当汉布尔格正在进行例行的无线电通讯时，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迅速关闭设备，将其隐藏起来。原来是一队日本宪兵在进行突击检查。幸运的是，由于之前的周密准备，宪兵们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这次惊险的经历让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意识到，他们必须更加谨慎。他们开始更频繁地更换联络地点和时间，并制定了多套应急预案。

1934年初，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日本当局加大了对抗日势力的打击力度，多个地下组织相继被破获。汉布尔格和恩斯特不得不进一步减少与外界的接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情报分析工作中。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设法获取了一些重要情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日本在东北建立细菌战部队的消息。这个后来被证实为"731部队"的秘密组织，在当时还鲜为人知。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冒着巨大风险，收集了大量相关证据，并通过秘密渠道传回莫斯科。

1934年夏，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特务机关开始对奉天的外国人社区进行全面清查。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的书店多次被搜查，虽然每次都惊险过关，但他们知道继续留在奉天已经变得极其危险。

在与莫斯科联系后，他们接到了撤离的命令。然而，要安全离开已经被日本人严密控制的奉天绝非易事。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精心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将伪造一份商业合同，假装要去北平（现北京）洽谈业务。

1934年8月的一个雨夜，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悄悄关闭了书店，销毁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他们将最重要的情报资料微缩后藏在了看似普通的钢笔和皮带扣中。第二天一早，他们若无其事地登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

当火车缓缓驶出奉天车站时，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知道，他们在东北的这段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尽管面临无数危险和挑战，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新的任务和挑战。随着火车向南驶去，汉布尔格的中国之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再次出发与最后的任务

1934年9月，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成功抵达北平。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他们暂时摆脱了日本特务的追踪，得以喘息。然而，他们很快就接到了新的指令：前往上海，协助那里的地下组织开展工作。

上海，这座被称为"远东巴黎"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当时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在10月初抵达上海，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被日本特务破坏的情报网络。

为了掩护身份，汉布尔格这次化名为安娜·史密斯，以美国记者的身份在上海滩活动。她利用这个身份，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从工人到商人，从学生到官员。通过巧妙的谈话技巧，她不动声色地收集着各种有价值的情报。

恩斯特则以德国商人的身份出现，经常出入上海的各大商会和俱乐部。他利用商业活动的掩护，暗中联络了一些同情革命的工商界人士，为地下组织筹集资金和物资。

1935年初，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负责印制大量宣传材料和秘密文件，对革命工作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日本特务的频繁搜查，印刷厂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

为了保护印刷厂，汉布尔格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她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策划了一系列关于上海文化生活的报道。在这些看似无害的报道中，她巧妙地加入了一些暗号，用来警告印刷厂可能的危险。这个方法效果显著，多次帮助印刷厂及时转移，躲过了日本特务的搜捕。

1935年夏，局势再次发生变化。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许多革命者被捕。汉布尔格和恩斯特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他们开始使用更加复杂的通信方式，比如利用报纸上的特定文字组合传递信息，或者在公共场所使用预先约定的手势和动作进行暗中联络。

这段时期，汉布尔格还参与了一项秘密行动：营救被日本特务关押的一位重要同志。她利用自己的美国记者身份，以采访为名多次出入日本领事馆，暗中收集情报。最终，在她的帮助下，地下组织成功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营救行动，将这位同志安全转移出上海。

1936年初，汉布尔格和恩斯特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协助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用于将重要人员和物资从上海转移到延安。这条线路涉及多个城市，需要极其复杂的协调工作。汉布尔格负责在上海这一端组织人员，而恩斯特则负责与沿途各个城市的地下组织联络。

这项工作极其危险，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的崩溃。汉布尔格和恩斯特不得不日夜工作，协调各方，确保每一次转移都万无一失。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条秘密线路成功运作，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量重要人才和物资。

1936年夏，随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日本特务加大了对外国人的监视力度，汉布尔格和恩斯特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他们不得不更加谨慎，甚至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再次改变身份。

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莫斯科方面决定召回他们。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斯大林政权内部日益加剧的猜疑和清洗。许多在海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怀疑有"叛变"倾向，被要求返回接受审查。

汉布尔格和恩斯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返回莫斯科意味着可能面临不公正的指控和严厉的惩罚，但留在中国则意味着失去组织的支持，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在深思熟虑后，汉布尔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选择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恩斯特则决定返回莫斯科，希望能为汉布尔格辩护。

1936年10月的一个雨夜，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在上海外滩告别。这对搭档多年来共同经历了无数危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各自面对未知的命运。

当恩斯特乘坐的轮船缓缓驶离上海港时，汉布尔格知道，自己的中国之行又将翻开新的一页。尽管前路充满未知和危险，但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随着夜幕降临，汉布尔格独自走在上海的街头，准备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