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奥克兰的蠢事”

第一次赫拉特危机结束后，俄国人转而谋求位于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阿富汗。曾访问阿富汗的驻印军官力主拉拢阿富汗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印度的新任总督奥克兰却对此不屑一顾。奥克兰的恶劣态度使阿富汗最终倒向了俄国，英国因此迅速发动战争，即第一次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

文 | 傅正

事实上，维特克维奇前往喀布尔的秘密之旅起初并不走运。他在行进途中意外遇见了一名叫亨利·罗灵逊（Henry Rawlinson，又译为“罗林森”“罗林逊”）的英国中尉。

这位罗灵逊后来因为破解贝希斯敦山（Behistan）铭文而声名大噪，成为现代巴比伦学和亚述学的奠基人。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近代西方首屈一指的古典学家，后来两度出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更是往后英国前进政策派的领军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后文仍将提及。

1837年10月中旬，罗灵逊因紧急任务前往波斯东北部，途中人困马乏之际，正好碰见了维特克维奇的队伍。

据罗灵逊后来回忆，这位年轻的俄国军官“体态轻盈、皮肤格外白皙、明眸灵动、表情异常活跃”，并且非常谨慎机智。他说道：

这位俄国人在我骑马上前时，站起身向我躬身行礼，但一言不发。我用法语与他攀谈（法语是身处东方的欧洲人相互交流的通用语言），他却摇摇头。于是我用英语发话，他则以俄语作答。我试着说波斯语，但他似乎只字未明。最后，他用土库曼语抑或乌兹别克突厥语（Usbeg Turkish）支支吾吾地表述自己的意思。对于这种语言，我所掌握的程度只限于进行非常简单的对话，无法刨根问底。这明显是这位朋友所希望的，因为当发觉我用察合台语（Jaghetai，实为Chagatai）讲话不够自信、不能快速流畅表达时，他就用生涩的突厥语连珠炮似的唠叨个没完。我能得悉的只是：他确实（bona fide）是俄国军官，负责将（俄国）皇帝的礼物交与（波斯统治者）穆罕默德·沙(按，马哈茂德·沙)，除此之外一概否认。因此又与他抽了一斗烟后，我便再次骑马上路。

其实，维特克维奇向罗灵逊撒了谎，他不仅法语流利，更对《古兰经》了如指掌。仅凭这点我们也不禁感慨，此人确属天纵之才。关键是，他根本不是前去拜访波斯沙哈，而是去拜访阿富汗埃米尔。

罗灵逊随后在波斯东北部城市内沙布尔（Neyshabur）郊外的营地觐见了沙哈马哈茂德·沙·卡扎尔，并询问起此事。沙哈愕然惊叹道：“带礼物给我！呦，我与他毫无干系。（俄国）皇帝遣派他直接前往喀布尔拜谒多斯特·穆哈迈德（按，多斯特·穆罕默德），只不过是请我在途中给予协助。”

罗灵逊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晚便紧急折回德黑兰，并于1837年11月1日向麦克尼尔报告了这一情况。

麦克尼尔当即派人递送加急信件，分别向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汇报这一情况。

英国人一直担忧俄国经由阿富汗威胁印度，如今罗灵逊的偶然发现证实了这点。波斯已经成为俄国的附庸，如果阿富汗再有差池，印度北方将无险可守。那么该如何应对俄国人对阿富汗的渗透？

如前所述，伯恩斯的方案就是拉拢多斯特·穆罕默德，使之不要倒向俄国一边。问题在于，新晋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并不认可伯恩斯的计划。

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评价他，“这位51岁的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抵达加尔各答时，对印度的历史与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了解。他对阿富汗更是知之甚少”。

真正左右勋爵意见的是两位学究气十足的波斯专家威廉·麦克诺滕爵士（Sir William Hay Macnaghten）和克劳德·韦德少校（Major Claude Wade），这两个人从未去过阿富汗，却竭力反对伯恩斯和麦克尼尔的建议。他们的任性造成了后来英军在阿富汗的悲剧。

其实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给足了英国人面子。他一开始并不待见俄国使臣维特克维奇，因为此时维特克维奇的强大对手伯恩斯也在喀布尔。

在伯恩斯的拉拢下，埃米尔对英属印度寄予厚望。奥克兰勋爵甫一到任，他便大献殷勤，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在去信中肉麻地表示：“阁下尊临时机巧妙，先前严寒时节冷风袭来的阵阵寒意一扫而光，我那片希望的田野已然变成天国乐园的艳羡之所……我切盼阁下能把我当自己人，能将敝邑视为阁下自己的家园。”

此时，多斯特·穆罕默德为了表示诚意，更一度将维特克维奇软禁了起来，拒不接受他的觐见。

多斯特·穆罕默德如此巴结英印政府，当然有他的盘算。这位埃米尔不仅要面对前朝君主苏贾的挑战，更要应付来自锡克王国的威胁。

苏贾曾经三次发动叛乱，试图夺回王位。尤其是在1834年他围攻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时，锡克大君兰吉特·辛格（Maharajah Ranjit Singh）趁机占领了白沙瓦。

白沙瓦是阿富汗萨多查依王朝的冬都，在阿富汗人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喀布尔，身为埃米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不能对此不管不问。

达尔林普尔指出：“自兰吉特·辛格侵占白沙瓦，三年来阿富汗人与锡克人间的敌对行动逐步升级，在1837年4月30日爆发的贾姆鲁德之战中达到高潮。1834年，多斯特·穆哈迈德抵御了沙·苏贾（按，苏贾·沙哈·杜兰尼）的武装入侵，随即倾注全力设法将阿富汗冬都从锡克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是兰吉特·辛格？如果支持前者，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盟友兰吉特·辛格。

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伯恩斯曾想出过一个折中方案：兰吉特·辛格年事已高，一旦他去世（事实上他在不久之后的1839年就去世了），就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收回白沙瓦。

多斯特·穆罕默德本人也提议，采用中亚人常见的办法，让一个儿子到兰吉特·辛格那里去做人质，换回白沙瓦，并保证两国间的长久和平。

但这些建议统统被傲慢的奥克兰勋爵否定了。

1838年1月20日，经过长期谈判，奥克兰总督给多斯特·穆罕默德写了一封亲笔信，勒令他放弃白沙瓦，甚至威胁道，如果阿富汗埃米尔胆敢在未经总督本人许可的情况下跟俄国人进行任何交易，那么英国人就不再负有阻止兰吉特·辛格进军阿富汗的义务。这样的口气对于任何君主来说都是奇耻大辱。借用达尔林普尔的评价：

由此产生的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具有两面性，充满了危险的矛盾：伯恩斯向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巴拉克宰族人友善示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暗地里支持旨在推翻多斯特的起义。历史终会证明，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酿成的外交灾难，不久将在每位参与者面前爆发。

印度总督不可一世的态度令身处喀布尔的伯恩斯如坐针毡，后者几乎用尽了一切努力想要挽回跟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关系。

然而埃米尔最终还是不得不倒向了俄国人，毕竟维特克维奇向他承诺将支持他夺回白沙瓦、木尔坦和克什米尔。

在奥克兰勋爵的“帮忙”下，维特克维奇大获全胜。这反而让英国人明确了自己对阿富汗的策略。

不久以后，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训令：“奥克兰已受命去接管阿富汗，把它变成英国的附属国……我们一直以来都拒绝介入阿富汗事务，但如果俄国人试图把阿富汗收入囊中，我们就必须先发制人。”

英国鹰派一贯主张：“如果无法避免和波斯人在赫拉特开战——当时赫拉特围城尚未解除——那么一支驻扎在阿富汗的英军就有能力把赫拉特从波斯人手中夺回来，并且阻止沙哈的部队继续向印度边境挺进。”

按照这个说法，一个分裂或削弱的阿富汗最有利于英国的掌控。所以奥克兰勋爵接受了韦德少校的意见，“让阿富汗保持分化，而非帮助多斯特·穆哈迈德巩固统治地位并接纳其为盟友，这样才符合锡克人的利益，故此对英国人有利”。

他的计划是，扶持苏贾重登阿富汗王位，再把阿富汗南部地区割让给锡克王国。1838年6月底，亦即西蒙尼奇大使亲自指挥波斯军队总攻赫拉特的时候，苏贾、兰吉特·辛格和英印政府签订了三方密约，结成了入侵阿富汗的同盟。

10月1日，奥克兰勋爵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宣言》（Simla Manifesto），声称好战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不仅无缘无故发动对其盟友兰吉特·辛格大君的袭击，且公然危害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甚至毫不掩饰他支持波斯的企图。

毫无疑问，这份指控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它的作用仅在于，宣布英军将凭借武力“帮助”苏贾恢复他在阿富汗的统治。第一次英国入侵阿富汗战争爆发。

次年，即1839年春天，英军越过波伦山口，入侵阿富汗。讽刺的是，曾竭力主张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亚历山大·伯恩斯，却不得不担任此次出征的先锋官。

战争的结果无须赘言，英印军队很快击垮了阿富汗的军队，俘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并将其关押在印度。

然而英国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复杂的阿富汗。苏贾同样德不配位，无力领导阿富汗人民。

更糟糕的是，面对纷至沓来的危机警报，当初竭力主张入侵阿富汗的麦克诺滕爵士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人民大起义，愤怒的阿富汗群众首先砍死了当初竭力反对入侵阿富汗的亚历山大·伯恩斯，后来又擒获并斩首了前来谈判的麦克诺滕。

在阿富汗当地人的不断袭扰下，侵阿英军全军覆没。这迫使英国人在血腥报复了广大无辜平民之后，于次年结束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本次损兵折将却没有捞到一点好处的战争也被后世史家称为“奥克兰的蠢事”。

阿富汗战争的惨败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三十几年的英国中亚政策，人们倏然发现，死去的伯恩斯才是正确的。

英国人释放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扶持他重登王位，来自印度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863年6月9日他去世。罗灵逊在1849年如是概括当年伯恩斯方案的要点：

一些人建议向喀布尔和坎大哈施加影响，以抗衡俄国对波斯的影响，……但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大胆，他让波斯沙哈听天由命，而让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投向多斯特·穆罕默德。“假使有某种环境，”他在从难忘的旅程回来时写道，“能促成我们与喀布尔而不是波斯结成同盟，我们就会立即在家门口拥有一个盟友，它远远比我们在那个国家自吹自擂更可靠和有用；在波斯我们如此慷慨地挥霍着，但我们绝不应该在那里花费哪怕十分之一的开支。”

与之相反，波斯的实际情况令人沮丧，前景更加危险。它在错误的政府统治下呻吟，“分裂成一个松散的小公国联盟”，这个国家本质上要靠中央强权统治来维系，缺乏起码的国家精神，处于解体的边缘。我们改变辞令、一毛不拔，显得对波斯无甚兴趣，这让波斯宫廷感到震惊，甚至受到了伤害，迫使其不惜一切代价来迎合俄国。

简言之，伯恩斯的主张有二。一、承认波斯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并把阿富汗攥在手中；二、巩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权力，维持一个统一且倾向英国的阿富汗。可以说，伯恩斯的方案支配了英印政府将近四十年，尽管他本人早已不幸惨死。

换句话说，在这接下来的三十几年时间里，没有哪位印度总督再像奥克兰那样受到鹰派的左右，直到1876年罗伯特·李顿（Robert Lytton）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