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为开国将领授勋授衔,绝大数将领得到相应的勋章和军衔,但也有个别将领认为自己的军衔或者勋章授低了,如王兆相少将,在授勋时认为自己应该三枚一级勋章,可独立自由勋章给他授予二级。
王兆相是陕北红军出身,如果按参加革命时期来说,是一位老资格;如果从参军来说,相比大多数将领显得晚了几年。
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哥哥的影响,从事革命活动。
哥哥王兆卿比他大一岁,在1925年已经成为党员,在1924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这所学校不简单,李子洲等人创建绥德特别支部,并在当地很多学校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党员。其中,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都有不少团员、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如李赤然就是绥德师范毕业,也在这里接受革命思想,此外还有刘澜涛、安子文、张德生、张达志、贺晋年等人。
此后,农民运动兴起,他带同学们深入绥德一带农村搞宣传、做调查,创建农民协会。
后来去国军多支部队做兵运工作,在30年代初拉起一支武装力量,榆林的西岔河被国民党军打散。他千辛万苦把找到的几位指战员带回神木南乡。1932年参加谢子长领导的起义,成立红军陕甘游击支队,而且并没有参加,而是继续负责地方工作。
1933年,由于奸细告密,王兆卿等人被捕就义。
对于哥哥参加革命,1928年他作为榆林中学学生也成为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陕甘宁游击队成立,担任骑兵大队支部宣传委员,后担任26军警卫队长。此后的他担任支队队长、团长、陕北红军独立师师长,参加创建神府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为主的部队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备部队,他担任团长,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排。后调回延安学习。
随着前线需要干部,他被调山东纵队担任1支队副司令员,后改为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清河军区分区司令员等等。
解放战争时,他所在的渤海军区分区,改编为独立旅,担任旅长、7师21旅旅长。后被调任晋察冀工作,又调任东野6纵师长、辽北军区分区司令员、49军师长、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评级时,根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被评为准军级。
当时的评级比评军衔考量少一些,主要考量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担任职务,以及战绩。解放战争担任正军职,一般评为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职一般评为副军级,准军级就有点意思了,并非所有师级都会评为准军级,要考量战绩与资格,他的资历不低,因此评级也要比一般性的师长高一点,准兵团也是一样。
可是在1955年,授勋授衔时,他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少将。对军衔,他没有异议,毕竟准军级前面还有副军级、正军级。可对独立自由勋章有异议。
一般情况下,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抗战时期团、营级干部;旅以上职务可以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他在抗日战争时,担任山东纵队1支队副司令员,平级对应就是副旅长;后调任鲁中军区、清河军区、渤海军区下属分区司令,分区司令员,平级对应旅长。
因此,他是符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可在授衔授勋仪式,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本来是有些想法的。然后想想,也就算了,在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数先烈牺牲,自己身边牺牲的战友,又得到什么呢。没有考虑申诉言明,坦率接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指战员们哪里会因为职务高低而革命,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心愿已达成,并没有什么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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