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开会时胡乔木说有人录音，主席大怒：谁叫录音的？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谈及国际关系问题时，他特地关照与会众人不要做记录，一旁的胡乔木声称有人录音，引来主席大怒。

“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

事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对之后的会议录音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此引发的“秘密录音”问题却在十年动荡中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事件，杨尚昆首当其冲，全国范围内一大批干部遭到株连。

时隔多年，杨尚昆坚持评价“秘密录音”问题本来并不复杂，是被用心之人搞得神秘化了而已，可事情真相又是怎么一回事？

整件事还要从50年代初期说起，那时的杨尚昆向毛主席提议，不管开什么会议都应该做好记录，毛主席答应他与胡乔木两人可以在会上简单做一些会议纪要，直到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办公厅才全面开展会议录音工作。

起初，开展录音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随着录音技术的推陈出新，中央办公厅开始建立录音档案，将其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这里还要提及一个重要的事件背景，便是毛主席向来不喜欢自己的会议讲话被记录，尤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问题进行秘密报告事件发生后，更是对各种会议记录方式感到排斥。

在当年的杨尚昆看来，自己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将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公开讲话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宝贵资料，这是他的责任、使命所在，可有关会议录音的具体规则和要求却没能及时制定，才给后续诸多事端的发生埋下伏笔。

比如，前面提到杨尚昆和胡乔木在毛主席的首肯下开展一些简单的会议记录工作，后来因为两人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照例记录，却引来毛主席的不满，记录工作因此中断，可就在毛主席于1956年进行《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因为没有录音和速记资料做参考，后续整理出来的发言稿又一次引发毛主席的不满。

有了这一次经验教训，从1957年至1959年，杨尚昆采取的录音原则就是在会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即便得到允许后，录音带以及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会严密保存在机要室，一般情况绝不允许外借。

直到开篇提到的那一幕，杨尚昆对会议录音工作变得更加谨慎，尤其坚持着会前请示这一原则，在当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央办公厅会议录音的唯一原则，录与不录都在毛主席的一念之间。

没成想，工作已然如此严谨之下还是出了纰漏，那是在1961年4月，正在河北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杨尚昆没有陪同毛主席在长沙接见外宾，中央办公厅随行人员没有按照原则向毛主席征求录音意见，再度引发毛主席不满。

事实证明，毛主席虽不喜欢会议录音却也没有完全否定，1959年与1961年因为录音工作两次发火都是因为相关人员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由此可见，杨尚昆当初坚守的“唯一原则”是正确的。

令他倍感无奈的是，深刻检讨、承担责任、请求处分都还事小，先前所有的录音资料因此面临被销毁的命运，他也只能责成机要室人员尽快将重要录音转化为文字记录，一大批重要且珍贵的史料终究被付之一炬。

从那之后，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专门开会讨论会议录音问题，《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才算正式拟定，即便如此，先前采用的录音方式还是几乎被速记取代。

“秘密录音”风波总算结束，偏偏在十年动荡开始后被林彪、江青一伙人旧事重提，成了他们用来整人的武器，甚至将其升级为“秘密窃听”，归结为杨尚昆所犯“错误”第一条。

“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事实上，这群宵小之徒从始至终都没能在中央领导人住地及中南海各个办公室查到窃听设备，对杨尚昆进行公然诬陷才是不争的事实，也让原本并不复杂的“秘密录音”变为一场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很多人惨遭诬陷，被扣上“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的大帽子。

直到1980年10月23日，杨尚昆得以彻底平反的同时，“秘密录音”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