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州府风土小记（其一）——南昌府

南昌大体位于江西地区几何中心，坐落于江西最大一块平原鄱阳湖平原核心区，而鄱阳湖又为江西内河航运水路总汇，故南昌几乎是江西天然中心，自灌婴筑城、豫章建制的2200年里，南昌绝大部分时期均是江右中心。

但相比今南昌市，历史上南昌府范围则要大很多，江西在西汉初期形成最初的建制豫章郡，以南昌城为中心控制江西全省，后随着江西其他各地开发独立建制州郡，南昌（豫章）辖区不断缩小，唐宋时期随着战略屏障瑞州（府治高安）独立建制以及北部重镇建昌县（后永修、安义两县）划入新成立的南康军，南昌行政建制形成独特的“斜八字”，右边为赣江下游平原部分，辖南昌，新建，丰城，进贤四县，其中南、新两县附郭；西部为修河流域靖安、奉新、武宁、义宁州（后修水加铜鼓）四州县。东部地处富庶平原，为人口和财富的主要所在地，也是大家熟知的豫章文化所在地；而西部则为山区，以秀丽的风景闻名，但也因人口稀少难成独立州府。明代万恭概括“南新丰进，厚于弦诵，薄于盖藏；宁武奉靖，饶于山泽，俭于制科”，东部人口和赋税通常为西部三倍以上。

南昌最早作为遏制南越和闽越的军事要塞而建制，但随着两汉六朝江西地区因为富庶的水土和较安定的环境，本地经济发展迅速，南昌已形成《豫章记》等地方人文著作，此时形成的南昌社会形态遗留至今，六朝时豫章“熊、罗、雷、湛、章”五大姓至今仍在南昌广泛分布，此外雷、涂、万、邓、胡等南昌大姓在当时也已是豫章望族。隋唐时随着闽粤开发和交通路线贯通，江西成交通要冲得到极大发展，初唐《滕王阁序》便是南昌繁荣的先声，自唐宋起，富庶的南昌算全国最重要的三十个州府之一，在人口财税上，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清代中后期南昌府人口在全国占比为今天南昌市的三倍。

南昌与抚州和吉安一样属于江西人文高地，儒学兴盛，南昌府进士数量在全省乃至全国均排前列，文风极盛，产出不少文人，官吏和艺术家，其中最顶尖者为豫章先生黄庭坚，但因修水后划入九江，使得今日南昌缺乏代表性文化人物。但江西也不像下江地区一样被儒家规训过于彻底，两汉六朝时期江西因独特地缘和秀丽山水而兴盛的佛道两家也深刻影响南昌，晋代豫章城便有二十余座寺庙，其中不少延续至今，唐朝更酝酿出影响全国的洪州禅，著名寺庙除城区佑民寺外主要在西部几县的山区，如宝峰寺，百丈寺和黄龙寺。城区更为突出的则是因发达的庶民市井气而相对出世的道教文化，宋代开始注重世俗生活的净明道兴起，更使得西山和铁柱两座万寿宫成为江西信仰中心。

作为水陆通衢的繁华大府，南昌市井文化也相当繁荣，形成了发达的本地市民文化，茶馆文化和戏剧文化突出，明清已出现《江城名记》《江城旧事》等专门记录的南昌都市生活的作品，以及“四大记”这种本土都市风格戏剧。庙堂与江湖共同繁荣的特点使得南昌名人除传统儒生官吏艺术家外，还有航海家汪大渊，画家朱耷、科学家宋应星、清初名医喻昌等各方英杰，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至今南昌仍是市井江湖气非常兴盛的城市，2000年南昌首家肯德基开张，2021年盒马鲜生落户南昌均当天创下了全国单店单日营业额第一记录。但此江湖气也并非完全令人愉快。

总体来说南昌文化在多元包容的同时也坚守道统。明代利玛窦深入南昌传教，南昌人对其热情礼遇，对其渊博的学识和西洋科技大感兴趣，但对传教则始终不欢迎；晚晴两次南昌教案中，南昌人更展现出强大的对传统信仰的坚守。晚清江西并非传教士重点活动地区，但教案却最为频繁。注重道统，相对世俗，关怀庶民的风气使得南昌在近代革命历史有显赫地位，“八一”起义发生在南昌除因地缘因素外，南昌民风对于左派和底层的同情也是重要原因，而民风更彪悍的西部山地则爆发著名秋收起义。

在旧府范围内，南昌府旅游资源颇为丰富，所谓“山川最胜，都会天成”，自然山水主要集中在梅岭及以西的西部四州县，幕九连地区山水、温泉等资源丰富，靖安和武宁为著名旅游强县；人文资源则主要集中在南昌城，滕王阁、百花洲、杏花楼等使得江湖气极重的南昌城也带有独特的文艺风雅气息。虽然因诸多原因，省城的典章文物受到很大破坏，但气质还在。

总结：南昌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2200年的江右名都，它蕴藏着江右民系的醇厚与风雅，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争斗和平静交替，风风雨雨，一言难尽，希望后世人们在敬重其红色血统同事，也能了解其更深厚的历史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