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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5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第二天凌晨时分天刚亮的时候,在距离遵义约45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一个叫杨德甫的医生家里,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一个红军战士叫醒了正在熟睡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他递交了一份中革军委的紧急电报:
“迅速占领遵义。”
而此时在团溪的部队只有红1军团2师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这也是离遵义城最近的一支红军部队,于是刘伯承带着2师6团快速向遵义前进,此时红军对遵义城的敌军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但是时间不等人,必须快速向遵义出发。
刘伯承派出体力好的侦察员到前方侦察,他一边行军一边考虑对策,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果断地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6团分两路发动攻击,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个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此时正是初春,雨越下越大,雷声滚滚,这掩护了红军的攻击行动。驻守在这个村庄的是黔军易少荃的一个营,黔军本来战斗意志很差,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更加放松了警惕,而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而2师6团更是精锐中的精锐,运动速度非常快,很快便将黔军的这个营包围,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当了俘虏,没有一个敌军逃脱。
抓到俘虏就好办了,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刘伯承下令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遵义县城的情况,在询问开始前,给他们每人3块大洋。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红军长官对他们说话极其和气,特别是在他们手里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于是他们把遵义城内的情况都十分详细地说了出来。
从俘虏口中得知,遵义县城的守军并不多,但是易守难攻,刘伯承提出:
“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
最后刘伯承和6团团长朱水秋以及政委王集成商议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乘夜色化装诈城,趁机夺取。6团挑选了精干的红军官兵穿上已被歼灭的这个黔军营的衣服,这其中包括30多个司号员,另外还带了几名可靠的俘虏。
晚上9点,这支“黔军”出发了,由1营营长曾保堂带队,由于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都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不去更像是撤退下来的队伍。2个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墙根,城墙上就有人喊话:
“什么人?”
俘虏兵用方言回答道:
“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
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就听见了墙上紧急的商量声,这时候雨已经停了,星星也冒了出来,夜色也开始明亮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开始往下照,但不是很亮,曾保堂示意俘虏用方言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如果再不开门就要开枪,就这样,守城的黔军糊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
曾保堂见状一打手势,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地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集中30多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猛然响起的冲锋号声令黔军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除了一部分被打死和投除降的除外,剩余的从北门仓皇逃走了。
占领遵义城的官兵打开城门,刘伯承骑着一门高头大马,后边跟着6团大队官兵,他们就像检阅部队一样进了遵义城。
这次攻占遵义,红军几乎没有伤亡,最主要的是因为刘伯承筹划得好,刘伯承被称为军神,从小熟读各类兵书,尤其是《孙子兵法》,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把战争实践和《孙子兵法》相结合,在攻占遵义这一战斗中,充分诠释了《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真正含义,并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神速”等《孙子兵法》的理念落到了实处,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沉着应对、冷静思考,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精心谋划,根据地形运用适当的战法来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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