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十年重张，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的落寞与新生

民间流动图书馆重新开张五个多月，才送出去了不到200本书。这个藏在胡同深处的图书馆有时一天只有一两个人光顾，有时一个人也没有。馆长徐大伟坐不住了，他迫切希望这个纯公益赠书、时隔近十年重新开张的图书馆被更多人知晓。

徐大伟今年47岁，过去十几年里，这个“烧钱”的图书馆和他的命运走向几乎一致。2010年，三十出头的徐大伟创办广告公司，签下几个大单，在热门旅游区开了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他也因此“火了”。之后，事业走向下坡，借钱交租难以为继，开了5年的图书馆被迫关门。

书曾经改变了他的命运，把一个农村孩子带到大城市，在人生的低谷期，陪伴他最多的，也依旧是书。现在，重新开门的图书馆，是他重拾人生信心和寻找新道路的现实寄托。

他想要再次播下一颗读书的“种子”——从这里取走书的人把书传给下一个人，让阅读真正流动起来。

图书馆墙上贴的赠书流程。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老馆新址

找到图书馆并不容易。北京市东城区，北下洼子胡同16号，8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杂院内，进门，沿着只容一人的过道走几步，左转走到尽头，在一棵老杨树下，图书馆窝在最里面的玻璃门内。

不足7平方米的屋子里，两面2米多高靠墙的书架上，放着近千本各个领域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徐大伟之前开图书馆留下的，还有几百本是原来的书友知道图书馆重新开张后新捐来的。

每本书上都盖着“民间流动图书馆”的红章，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公益赠书，敬请传阅”。

馆长徐大伟，也是图书馆唯一的图书管理员，他每天早上从家坐50分钟地铁来到图书馆，等待上门来拿书的书友们。

民间流动图书馆北锣鼓巷赠书屋。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能走进来的人太少，他常常要站到门口“招揽”人进来，门外墙上那两块儿和电箱挨在一起、写着馆名的牌子实在是不起眼。

距离他开的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关门已经过去近十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2010年，在东城区的热门旅游地区，国子监社区官书院胡同30号，徐大伟租下有三间屋子的独门小院儿，把自己看过的几百本书拿出来，又买了一批新书，张罗起了民间流动图书馆，父亲和舅舅来帮忙做图书管理员。

这里空间宽敞，一间屋子是有三千多本书的借阅室，一间屋子做阅览室，还有一间是父亲住的地方。周边的居民们、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路过的都进来看看，拿本书走，那时一天能有几十上百人进到院子里。

徐大伟形容那时的图书馆“很火”，一个例证是，在离图书馆最近的雍和宫地铁站出口的导航图上，标注着200米之外的“民间流动图书馆”。

2010年至2015年，徐大伟开的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媒体也蜂拥而至。徐大伟开民间流动图书馆的事上了报纸、电视，老家的朋友看到给他打来电话，问他这个图书馆能挣多少钱。他解释，“挣不了钱，还得往里贴钱。”

那时徐大伟的事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有钱，也“烧钱”，给偏远地区的农村小学捐图书角，一个学校两大麻袋书，光邮费就得1000多元。五年间，徐大伟送出去近9万本书。

家人不理解他在图书馆这事上“只花不赚”的行为，徐大伟给了他们最有说服力、最直截了当的理由——“能出名”，媒体的报道和人流量都是例证。但徐大伟没告诉他们，从公益图书馆馆长的名声，到他拿下广告项目，是一个漫长的转化期，有时候甚至“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要彻底打消家人的担忧，徐大伟还会跟他们解释，图书馆的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持续。来拿书的书友，很多都成为了捐书人，一旦这个系统循环起来，他的支出就会降下来。

来自天南海北的书，又流向了天南海北。徐大伟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把公益的种子种了下去”。

“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京的初秋，图书馆门口杨树叶飘落了满院儿，徐大伟拿起扫把，把全院子的落叶都扫干净。周围的邻居们多是老人，怕打扰到他们午睡，图书馆延长了中午关门的时间。吃过午饭后，徐大伟就去不远处的东城区图书馆看书。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过往的人生经历让他坚信这一点。

他来自山东海阳的农村，1999年，从山东一家大专学校的会计系毕业后，投奔在大连的亲戚，帮他们做卖鱼的生意。一年时间过去，他想去到喜欢的广告行业，于是便去看书，广告策划、营销类的书一本本读，辗转在大连多个广告公司，从零开始学，后来到了北京，继续从事广告行业。

徐大伟说，读书对他来说，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和自己的认知壁垒，弥补了他从学校没有学到的专业知识，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广告创意是一项输出型工作，读书的积累是他许多创意和灵感的来源，徐大伟形容，“书看到一定程度，很多点子自然就蹦出来了。”

2009年，爱读书的徐大伟开始在博客上分享自己的阅读书单，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他想到可以把书送出去，便搞了一个“好书寄送”的活动，每天下班后就去楼下的邮局给网友们邮书。

徐大伟到现在还清楚记得2009年2月25日这个日期，一个书友在他的博客评论说，“你这是民间流动图书馆”。徐大伟有了开一家实体图书馆的想法，到时就叫这个名字。

2010年，徐大伟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接的几个大单挣到了钱，他借势把图书馆开了起来。五年后，随着订单量的减少，徐大伟的广告公司规模逐渐收缩，资金出现问题后，他不得不借钱交公司和图书馆房租。

实在拿不出钱，欠了两个月房租后，正在借钱的徐大伟接到了图书馆“被轰出来”的消息，他紧急找来搬家的车和收旧书的人。考虑到家里放不下这么多书，他便把一部分老旧破损的书处理掉，剩下的几千本搬回家。书几十本一摞地摞起来，码了整整一面墙。

随着广告公司的败落，徐大伟开的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不辞而别”，连通告也没来得及贴。

徐大伟打扫院子里的落叶。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当从生活的高处跌下后，读书跑步这两件事，把徐大伟从生活的低谷拉了出来，除专业类的书外，徐大伟开始涉猎文史和哲学类的书，这些都被他称为“励志书”。

他始终没有放下重开民间流动图书馆这件事。2023年，徐大伟还完了外债，想要再把图书馆开起来。“我不能停，我还得干这件事，公益赠书的火苗不能灭。”

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已没有了当初的经济实力，图书馆只能维持低成本运转。

2023年年底，看到这间胡同最里面的小屋时，徐大伟也想到了各种不便，犹豫了很久。但这间房子是最便宜的，也是能最快入住的，“图书馆停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先开始第一步。”他着手装修，铺地板，粉刷墙，换上玻璃门窗，定制新的书架，把家中的书拉过来，大概两个月后，新的图书馆在那棵老杨树下落地了。

书与人的缘分

民间流动图书馆让徐大伟与很多人结下缘分。

开第一家图书馆时，他常去甜水园图书城批发，有店铺老板从电视台的采访中看到他做公益赠书的报道，给了他最低折扣；一个书店关门时，老板给徐大伟打电话，让他去把仓库里几千本书直接拉走。

流动图书馆关门后，每年都有人通过微博联系到徐大伟，问他“图书馆什么时候再开”。现在，一些老书友又重新和图书馆建立了联系。

每隔15天，这里都会有一位固定的访客造访，拿走一本书送给别人，徐大伟叫他“送书侠”。他曾是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馆的书友，得知图书馆再次开张，便带着自己朋友、跟他学篮球的小孩子来这里选书，在自己各个社交平台给图书馆卖力“吆喝”。

还有一位“捐书侠”陶磊。今年4月，陶磊在网上搜索时，偶然看到民间流动图书馆又出现在了地图上，便开着车拉了几十本书过来，“算是对徐大伟的一点支持”。五个月来，陶磊隔几天就给图书馆送来几本书，前前后后已经捐了100多本。

新的图书馆也结下了新的缘分。一个来北京旅游的重庆女孩，留下了手边刚读完的新书；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知道这里有间免费的赠书书屋，特地赶过来看看，轮椅驶不进狭窄的胡同，他被搀扶着慢慢走进去。

图书馆中其中一面墙的书架。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但图书馆没有了过去的热闹。它暂停的近十年里，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有人跟徐大伟分析了现在的形势：位置偏或许并不是图书馆人少的唯一原因，2010年左右，报纸和书依旧流行，现在手机则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看电子书的人多了。徐大伟坚持认为，“北京这座书香之城，爱书的人太多了，人们对实体书的热爱也在回暖。”

来取书的人有没有把书送出去，徐大伟不确定，但他想，“哪怕这本书只有一个人看过了，也是有意义的。”

在门口招呼人进来，或者送书出去的时候，徐大伟能感受到很多人的抵触，“别人老觉得你有什么目的”。尴尬的时刻经历多了，他摸索出找老人和小孩子“推销”的方法，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小孩子则对他少有戒备。

在周围学校放学的时间段，他常常站在胡同里“拉人”。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叫妈妈一起进来，挑走了两本书。隔了几天，他和妈妈抱着40本自己小时候看的书捐到了图书馆。

重新找来的读者们，每个人都说着对徐大伟鼓励的话，这让他有了更多信心。他想起自己正在看的一本书上说，“我又重新踏上陌生的旅程，寻求新的道路。”他计划着要策划一个新的赠书活动，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民间流动图书馆又开起来了。

新京报记者 赵敏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赵敏

新京报记者

记者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