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塑造张桂梅，《山花烂漫时》强在哪？

文｜未盈‍‍‍‍‍‍‍‍‍‍‍‍‍‍‍

去年《我本是高山》上映时遭到了全网痛骂，今年《山花烂漫时》热播却收获了好评如潮，同样都是改编张桂梅校长创建女高的真实事迹，为什么观众的评价差距如此之大？

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一个在魔改现实，一个在还原现实。真人真事的影视改编，本身就难，改编一个伟大的人物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只用燕雀心态去揣度鸿鹄之志，必然会使伟大人物的精神丧失内核，沦为庸俗。而如果认真去探寻伟大人物的发心，将她十年如一日的信仰刻画出来，才有可能还原出一座真正有影响力的“高山”。

想要做到后者，不仅需要大量的采风走访，更需要不同寻常的创作思路。《山花烂漫时》总编剧袁子弹说：“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逻辑去解构一个英雄，不能用一颗平凡的心去揣测一个伟大的人，所以我们在改编时定下来的创作思路，就是‘非常人、非常事、非常情’，但核心依然是人，而非造神。”

抓住“信仰”去塑造英雄

张桂梅校长今年67岁，她人生中40多年都在云南贫困山区教学，为了让山里的女孩也有读书的机会，她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同时自己节衣缩食，每天生活费不足3元，将省下来的每一分钱和奖金，全都用来供给学生读书。迄今为止，张桂梅帮助了2000多位贫困女孩上大学，给了她们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么一位令人仰慕的燃灯校长，心中一定有着非凡的理想和信仰。创作者能否将这个英雄人物的信仰刻画好，几乎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成败。

在骨朵看来，《我本是高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仅没有写清楚张桂梅校长创办女高的动机，还将张桂梅校长对亡夫的思念大书特书，每当张桂梅校长办学遇挫时，影片都会进入一段与亡夫的回忆，似乎亡夫才是支撑她走下去的精神支柱。影片将张桂梅校长的“崇高理想”矮化成“小情小爱”，其实是一种创作上的偷懒，所以才会被众多网友诟病“不尊重原型人物”。

《山花烂漫时》通过长达三年的采风走访，深入了解原型人物，才如实还原了张桂梅校长的信仰。她因为看见了太多山村女孩的困境，所以想要帮她们逆天改命，这是她坚定的初心。而她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则代表了崇高的理想，“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而张桂梅校长的信仰最强烈的体现，则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袁子弹说：“我们和张老师聊天的时候，最令我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她在办女高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失败，只要一个环节失败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假如第一届招进来的学生高考不顺，那后面几届学生的前途和学校的命运都是堪忧的。但面对种种困难，张老师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强大的执行力，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

在书写张桂梅校长创建女高的过程时，袁子弹是类比创业的艰难历程来写的。整部剧前八集的剧情，详细展开了张桂梅从无到有创建了华坪女高的全过程，去党代会发言、在飞机上拉赞助、说服县政府拿地、招老师找生源，每一步张桂梅都走得很艰难，但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定，越是在所有人都说不能的时候，张桂梅总能想出奇招妙招来破局，并且用自己的理想感染周围人加入这个伟大的事业。

也许是受限于电影体量，《我本是高山》想让观众迅速共情张桂梅校长的苦情和脆弱，但这也很难让观众体会到她的强大之处和人格魅力。而她遇到的所有困境，无论是学生学习不好，还是老师不积极，全靠编剧开金手指解决，并没有从一个个事件的解决中反映出张桂梅校长为人处事的智慧。

在骨朵看来，《山花烂漫时》对张桂梅校长的还原度确实要优于《我本是高山》，本质上是前者抓住了“信仰”这一核心要素。有初心，有理想，有信仰，才能在荧幕上成就一个高于普通人的英雄形象。

揭示大山里的女性困境

除了高度还原了张桂梅校长的英雄形象，《山花烂漫时》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大山里的女性困境。

《山花烂漫时》开篇就是张桂梅到山里去找辍学的小女孩谷雨，她才14岁就被酗酒的父亲逼迫嫁人，放弃上学的机会。而这是大山里女性的常态，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下，女性只有结婚生子这一条路可以选，所以谷雨会把自己的人生像卖猪一样，用三万块钱卖给男人，因为她没有选择。观念落后让她们贫困，贫困让她们缺乏教育，缺乏教育又让她们持续陷入落后的观念中，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张桂梅正是看到了这些女孩的困境才下定决心，要用建女高的方式来实现真正的女性互助，发扬真正的女性主义精神。女性主义最本质的精神，就是追求和男性的权利平等，首先是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其次才是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而大山里的女孩连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所以张桂梅做的事情，是帮助她们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而不是只有靠结婚生子才能生存下去的二等公民。

袁子弹说：“我们在展现大山里的女性困境时，会希望更全面地展现出整个生态，这不是遇上了一个糟糕的父亲才会导致的特例，而是整个生态如此，比如连生四个女儿的学生、还有问路问死了两个人这种事，都是我们采风中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我看到了这些才更加理解张桂梅校长的初心。我认为女权的基石是争取教育权和工作权，因为这两个权利是真正给予了女性选择的自由的。”

骨朵认为，《我本是高山》在展现女性困境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将原型中酗酒的父亲改成了母亲，这样的改编不仅扭曲了事实的真相，还强化了对女性的偏见。明明现实生活中酗酒家暴的大多数是男性，却要在影视作品中美化加害者，丑化受害者，这是引发众怒的一个争议点。

此外《我本是高山》也很难体现出女性互助的精神，为了在剧情中设计冲突，编剧刻意加入了恶毒女教师的人设，让她在背后毁谤张桂梅校长，这样的设计只会让观众感觉人设割裂：“为什么一个愿意来山区帮助贫困孩子的女老师会这么恶毒？”还有影片中张桂梅校长怒斥怀孕女老师：“你开了个好头”，这种设计也只会让观众感觉张校长不近人情。

而电影中呈现的张校长也确实和现实不一样，甚至映后怀孕女老师的原型都站出来澄清，“张老师对自己很温柔，不像电影里那样。”在骨朵看来，如果一个电影工作者对现实的基本尊重都很难做到，也难怪观众会群起而攻之了。

综上来看，其实改编张桂梅校长的事迹并不简单，作品一要如实还原出英雄的信仰，二要勇敢揭示大山里的女性困境，三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影视剧，应该凸显出互帮互助、追求平等的女性主义精神。

《山花烂漫时》的出发点是对张桂梅校长的深深敬意。袁子弹说：“我们整个剧组都很尊敬、爱戴张桂梅校长。虽然我们过的是普通的人生，缺乏张老师那样的勇气和能量，但我们愿意托举这个月亮，让大家看到张桂梅校长的伟大。虽然她不需要我们托举，本身就很光亮，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她，既看到她的艰难与执着，也看到她的勇气与智慧、乐观和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