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畅、李雨欣：论精神需要的开发

摘要：人的精神需要是后发的深层次需要，必须通过开发才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潜能具有获得性、不确定性、待开发性、易被忽视性等不同于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的特征。这种潜能必须被开发，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的那种必须造就才能成人的“成为”特性决定的。精神需要的开发是个人和社群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社群的作用是先在的，个人的作用在社群的作用之后才能发生作用，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家庭、学校、职场、国家都注重其成员精神需要的开发，所进行的开发彼此价值取向一致并且能够良性互动，社会成员才可能普遍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其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才能由此得到普遍提升。 关键词：精神需要；精神需要潜能；精神需要开发；精神素质；精神境界

人只要在社群环境中正常生长和生存，其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就会自然形成，当然也可以对其进行开发，比如，今天人的许多生理需要主要是厂商通过刺激人的欲望开发出来的。从人类本性上看，精神需要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精神的依赖并因而使人超越于动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高级心理需要。与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差不多与人类诞生一起出现的不同，精神需要是人类经过几百万年后到氏族社会开始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形成的深层次需要。作为后发的深层次需要，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通过开发才能生成。精神需要能够开发出来是因为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神需要潜能，开发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的这种需要潜能转变为现实需要。精神需要的生成或者说其潜能的现实化，依赖社群的激发并提供精神产品，但个人的自觉意识和作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精神需要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是一个终生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个人的涵养锻炼（修身）是根本路径。在人类精神家园普遍荒芜的当代，重视和讨论精神需要潜能及其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精神需要的潜能及特点

“潜能”主要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最注重研究人的潜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潜能是人类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似本能的东西。它是人的一种先天的因素，需要通过后天的开发（主要是教育和学习）才能得以充分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把人的潜能界定为人类先天具有的、需要后天发展的能量或倾向。这些能量或倾向只是潜在地存在着，不能实际地表现出来，只有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方法和途径进行合理的挖掘、激发及引导，才能使之变成现实的、可表现的东西。其实，人的潜能就是人性或人性的实质内涵，是人类本性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性，人的潜能是一个立体结构，“包括潜在的需要、潜在的能量、潜在的能力、潜在能力积累成果的可能性和潜在能力形成定势的可能性”。人们通常将潜能划分为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两个方面。事实上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的潜能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精神潜能。不过，近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渗透，人的精神潜能被压抑，普遍没有得到正常的开发和满足。所以，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赫伯特·奥托指出：“每个人都有巨大的精神潜力，而这个领域是被忽视了的。”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人类心理潜能的存在，并建立了著名的潜能现实学说。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事物的生成过程。他所说的潜能，指的是潜在的“可能”能够成为现实的东西。在他看来，潜能或许具有多种含义，但“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潜能，或者仅仅因为能动作或者能承受，或者是能够完美地动作或承受”。就是说，潜能一方面在承受者之中（如油料易于着火），另一方面在动作者之中（如建筑师能建造）。他肯定潜能是普遍存在的，批评那种认为“只有在现实着的时候才有潜能，在没有现实着的时候就没有潜能”的观点是荒谬的。在他看来，作为潜能的主体，有些是无生命的东西，有些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有些有灵魂，而灵魂中具有理性。“所以，潜能显然有些是无理性的，有些是有理性的。”他认为，一切生成的东西都要走向本原和目的，本原是所要成为的东西，而生成就是为了目的的实现。潜能内蕴着实现目的或变成现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其实就是潜在的需要。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确讨论精神潜能问题，但他所肯定的理性的潜能无疑包含精神潜能，他所说的潜能生成现实的需要也包含精神需要。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看，他把人的幸福理解为德性的现实活动，而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理性）的体现，并且其运用需要“正确理性”或“实践智慧”，而不是一般意义的理性。这一切都表明，他肯定精神需要潜能的存在，并且主张将这种潜能变成现实，从而实现人的幸福。

从文献记载看，至少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在构想理想人格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对人具有精神潜能的肯定。就中国而言，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说法，就表达了所有人都能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潜在可能性。尧、舜是传说中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领，是部落的两位圣人之王。尧、舜在孟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重，人所公认。“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心目中，尧、舜正是道德理想的具体体现，是至善人格的典范。孟子如此看，不仅是由于尧、舜德行本身，更在于其得以修成的本性之源。在孟子看来，尧、舜的道德境界和至善人格本质上都源于其自身的内在本性，是适应这种本性要求的自觉、自主、完全能动的扩充和养成，即“尽其心”“养其性”造就的成果。所以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尽心上》）当然，尧、舜不是单纯道德境界意义上的典范或圣人，而是有着特殊身份、地位和功业的古代圣王。按照荀子的界定：“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荀子·解蔽》）尧、舜作为圣王的典范，以其超越凡人的崇高德性和超群智能，为社稷和苍生带来无限福祉。这是孟子推崇尧、舜的更重要原因和用意所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隐含着对人皆有善的本性的断定。这种本性其实就是人的精神潜能（包括精神需要潜能），它既可以使人造就理想人格，也可以使人成就英明圣王。与孟子大致同时代的荀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的“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同样是肯定人皆有精神潜能。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人皆有精神潜能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其实，这种思想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例如，同中国的“圣人之王”一样，柏拉图的“哲人之王”、斯多亚派的“智慧之人”，都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境界，西方古典哲学家对他们的推崇和倡导都内蕴着对人的精神潜能的认定。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不仅存在着潜能，而且潜能巨大。“人的大脑皮层约有140亿个神经元，而大脑的每个神经元相当于一个记忆元件，如果人的一生用60年来计算，人的大脑一生可以储藏约五亿册书的全部信息。”“据科学家推测，人类潜藏的巨大能量，其开发利用程度不过10%，其余将近90%的能量都被闲置或埋没了。”早在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就曾提出假设：“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百分之十。”后来玛格丽特·米德撰文认为：“不是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六。”再后来赫伯特·奥托说：“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力的百分之四。我们估计的数字之所以越来越低，是因为人所具备的能力及其源泉之强大，根据现在的发现，远远超过我们十年前、乃至五年前的估测。”在奥托看来，人类潜力的另一个表现是精神潜力，这种潜力人人都有。他还批评宗教无助于这种潜力的发掘，因为教堂所鼓吹的是一种使人的生命衰弱的、低级的精神感受。

从图腾开始产生算起，经过约10万年的积累，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精神已经成为人类潜能。这种潜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人类的基因，在得到正常遗传的情况下可以一代一代地保持下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文明社会的形成经历了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的过程。就中国而言，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形成了以宗教信仰（祭祀）和行为规范（礼制）为重要内容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神话学视野看东亚地区的玉器起源，可以发现每一种主要的玉器形式（如玉玦、玉璜）的发生，背后都有一种相应的神话观念在驱动。”［8］距今53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圣地，还发现了玉礼器、青铜礼器，以及精美的、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一元’宇宙观和敬天法祖信仰、‘有中心多元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以及诚信仁爱、内敛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中华文明的这些基因内蕴着中华精神文明的基因。后来，中华文明经历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体的独特进程，“孕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国体系和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形成了核心引领、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趋势”。这一切表明，进入文明社会时期的人类已经有了精神需要，已经开始追求精神需要的满足，并拥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在后来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不断得到延续，则意味着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的潜能或基因，否则即使那时有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也不可能持续几千年。

在人类精神潜能演化的历史上，轴心时代哲学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精神基因的丰富和深化，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潜能的一次革命性跨越。在轴心时代出现的各种哲学体系，内含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其中的基本观念为人类提供了理论形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人类主导观念的确立并转化为人类精神需要潜能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同时，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还为人类擘画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这些理想至今都是不同社会和个人确立最高理想的主要依据。两千多年来，这些主导观念和最高理想得到社会和个人的广泛认同和确信，从而又成为他们基本信念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哲学家所提供的理论化的精神资源，如果没有他们开创的精神资源理论化道路，人类的精神资源和精神生活也许还处于轴心时代以前的纯粹经验性阶段。正是基于此，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代“人之存在”的整体改变视为“精神化”，并称中国、西方、印度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在基督诞生前的千年中产生的各种杰作，“构成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的基础”。

人的精神需要潜能具有一些不同于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的特征，掌握这些特征，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精神需要，而且有助于精神需要潜能的开发和满足。具体而言，精神需要具有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主要特征。

第一，获得性。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都是原发性的，人类几乎一诞生就已具备，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而人类精神潜能在氏族公社出现的过程中开始积累，直到进入文明社会才最终形成。按马斯洛的说法，“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也越后获得。精神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它不仅是人类特有的，而且是人类经过漫长进化才获得的。

第二，不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任何的潜能都不能永恒。”精神需要潜能尤其如此。虽然每个人都有精神需要潜能，但这种潜能并不像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那样有确定的对象指向。它们可以为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产品所满足，其满足会因社会、时代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多指向性和多取向性。比如，中国皇权专制时代的精神潜能与今天的不同，皇权专制时代的统治者与老百姓的精神潜能也不同。

第三，待开发性。人可以有意开发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但不有意开发，其基本方面也能在环境的作用下自发转化为现实需要。而精神需要潜能则完全依赖开发，如果不有意开发，就不仅不会转化为现实需要，甚至会被湮没。先秦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意识到了人要达到至善就必须修身，而修身的过程就是精神需要潜能被开发和满足的过程。对于人类来说，精神需要潜能如果长期不开发，就会退化或丧失。

第四，易被忽视性。人的生理需要潜能的强度最大，心理需要潜能的强度次之，精神需要潜能的强度最弱。马斯洛说：“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对于生存来说，精神需要是人的所有需要中最高级的，也是最不迫切的需要。如果生理需要潜能不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人就没办法生存下去。人的心理需要（如情感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相反，现实中许多人没有将精神需要潜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他们活得却很自如，不仅不会有生存问题，甚至也没有感到人生有什么缺憾。正因为如此，精神需要潜能常常被社会和个人忽视。

二、开发精神需要的必要性

精神需要潜能必须开发，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的特性决定的。这种特性在于，人作为人，不像自然生长的动物或植物那样是自然生长之物，而是人为地“成为”之人。“成为”的过程也是“造就”的过程，即通过造就成为人的过程。人作为造就的结果，总是某种意图的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意图的作用逐渐增强。当然，这种意图可能是本人的，也可能是他者（他人或社群）的，在人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从按照他者意图“造就”到按照自己意图“成为”的逐渐转变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是“成为”或“造就”的结果。人必须“成为”，不得不“成为”，真正的人无一不是“成为”的，不“成为”无以成人。因此，真正的人都是通过“造就”而成人的，都是“成为”之人。无论一个人是否真正是“成为”之人，一般都可以如是视之。

在人类思想史上，许多哲学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人必须成为自己、造就自己，必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在哲学家看来，人始终如“赫拉克勒斯站在十字路口”（普罗第库斯语），“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苏格拉底语），并且“把善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柏拉图语）。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在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人有优越于万物的特殊性质。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宋代周敦颐也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然而，人的这种特殊性质并非已经完成，还需要人的造化、作为或“修身”，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成为”人的过程。这就是《战国策》中谈到的“返璞归真”（《齐策四》），老子要求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孟子所期望的“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荀子所说的“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近代开始，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自我成为、自我造就的本性，人被看作在一个其余方面都已规定了的世界中掌握着自我规定的唯一者。这就是斯宾格勒根据歌德作品形象所命名的“浮士德精神”：“在前进中，他找到痛苦和欢乐，他，每时每刻都不满足！”尼采认为，人类是某种必然要被超越的东西——人类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超人，“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成为超人，归根到底就是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是生命使然。成为你自己也就是使自己是其所是。“生成吧，成为你所是者！”海德格尔则把“能在”（可能存在）看作人的本质特征，认为：“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它的存在中随便怎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种可能性是人自身就具有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人就可以随意处置它。后来萨特则把海德格尔的“人就是可能性”称作人就是自由，人不得不自由。既然人就是可能性、存在就是自由，人就不得不自由选择，不得不从他的可能性方面去筹划，不得不决定自己应该怎样生存，不得不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通过选择和筹划，人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本质），并且不断地获得和更新自身的内容。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学以成人”作为大会的主题，表明世界各国哲学家已对“人是成为之人”这一命题形成了普遍共识。

自古以来的思想家虽然都肯定真正的人是成为之人，但对于人应该成为什么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肯定真正的人是成为之人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同主张或应成为之人的不同标准，并认为自己所主张的“应成为”之人才是真正的人。从与人性实现关系的角度看，关于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结果主义观点，认为应成为的人是其行为总是导致对行为所涉及者最有利的结果的人；二是以康德为代表的道义主义观点，认为应成为的人是那种敬畏道德并按道德法则行事的人；三是以先秦儒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马克思等人为代表的完善主义观点，认为应成为的人在于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四是以基督教、佛教、道教为主要代表的圣洁主义观点，认为应成为的人是达到超凡脱俗境界、成神成佛成仙的人。在这四种观点中，结果主义观点完全忽视了精神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意义；道义主义观点只重视道德而忽视了精神体系及其他因素；圣洁主义观点是人类望尘莫及的；完善主义观点则是基本正确的。人性是人类本性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体现，而人类本性包含自为性、社群性和精神性三方面的基本特性。完善主义者在把人性充分实现视为人应该成为的人的同时，尤其重视精神性的实现，认为人要成为应成为之人，就必须开发和满足作为人的高层心理需要的精神需要。

在中西哲学史上，有一大批思想家对此作了深刻论证和阐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孟子、柏拉图和马克思。孟子认为，真正的人就是将人从天道禀受的善性发扬光大，从而成为具有“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气概的道德之人，即君子。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体现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人生的使命就是使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善端”虽然生而具有，但只是端倪，如果不求就不能得，就会失去。“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生在世，必须保存和扩充所有这些善端，因为它们“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与孟子不同，柏拉图不是把“善端”的实现而是把“公正”的实现作为人的精神需要。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或本性在于灵魂而非肉体。对于人来说，人的灵魂的利益是首要的。“人的普遍利益以三样东西为目标：正当地追求和获得财产，最低的；身体的利益居第二位；灵魂的利益居第一位。”所谓“灵魂的利益”，就是灵魂处于和谐的状态，即具有公正这种总体的德性。一个人的灵魂达到和谐状态，他的本性就实现了，也就会成为完善的，否则，他就会处于祸患之中。“谬误、固执、愚蠢是我们的祸根，公义、节制、智慧是我们得到拯救的保证。”所以，人必须勇敢地尝试着去发现被肉体遮蔽的灵魂之善，即进行回忆，把真正存在的真理及时回想起来。“如果一个人正确地运用回忆，不断地接近那完善的奥秘景象，他就可以变得完善，也只有他才是真正完善的。”

马克思终生关注的是人获得解放和自由，实质上关注的也是成人。其主旨是把人从资本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要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而这种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明确地称他的理想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指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都获得良好满足，那么他所说的自由发展则主要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目的是成为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与以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具有深厚而远大的人类情怀，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之人。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中西历史上思想家对人为什么要开发并满足精神需要做出了深刻的论证和阐述。今天看来，人的精神需要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在于：精神需要只有开发才能成为现实需要并得到满足，而只有得到满足，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从而最终超越动物。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自为性和社群性的潜能，而且获得了精神性的潜能。这些潜能都有现实化的要求，体现为人的需要潜能。前两种需要潜能与生存直接相关，体现为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人只要谋求生存下去，即使不去开发它们，它们也会自发地转化为现实需要。然而，精神需要潜能因与人的生存关联不直接而不能自发地转化为现实需要，而必须在人意识到精神需要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前提下才可能被开发，才能转变为现实需要。缺乏这种意识，人就不会自觉地去开发精神需要。

人对开发精神需要潜能的意识，就是对开发这种潜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意识。从历史和现实看，影响人们这种意识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苦难的困扰。当人们生活在贫困状态或战乱状态之中时，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导致精神需要潜能被压抑或埋没。二是价值的误导。如果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生理需要无限度的满足（即所谓社会生活“物化”），人也不会去开发精神需要潜能。三是教育的偏误。教育对于唤醒和激发人们开发精神需要潜能的意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教育只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精神教育，或者所进行的精神教育是“假大空”的，教育就丧失了这种应有的作用，人们开发精神需要潜能的意识就不会被唤醒。要使人们普遍增强开发精神需要潜能的意识，必须综合性地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最终解决又需要开发精神需要潜能的意识的觉醒。这是一个循环，打破这个循环要靠教育，而教育的观念来自哲学家。哲学家告诉人们，在有了这种意识，尤其是这种意识强烈的时候，人就可以通过开发和满足精神需要，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满足的追求提供价值目标和实践力量，从而解决生活贫困和物化浸染的生存问题。这正是轴心时代思想家面对生民处于苦难和战乱困境而高度重视精神需要潜能开发的根本原因。

三、精神需要开发中的社群作用和个人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精神需要开发既必要又重要，那么个人精神需要应由谁来开发呢？表面看起来这是个人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家特别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但历史事实表明，尽管自春秋战国时期起思想家不断强调个人修身，但两千多年的整个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并没有多少人成为他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君子，更不用说成为精神境界崇高的圣人。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中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离不开社群，尤其是作为基本共同体的国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至少可以断定，在皇权专制统治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去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以至于成为精神之人。就个人精神需要开发而言，除了个人之外，还有国家、家庭，在现代社会还有学校、职场及各种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党）。其实，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是个人和社群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社群的作用是先在的，个人的作用是在社群的作用之后才能发生作用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里说的“人的本质”虽然指的是人的社群本性，但其中包含人的精神本性。人的现实精神状况和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不是靠单纯的个人修身形成的，而是各种社群条件对个人的作用加上个人对这种作用做出的反应的函数。在大致相同的社群条件中，个人的自主作用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社会基本共同体（国家）对于其成员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作用。当人的精神需要积淀为潜能时，只有部分人类进入了国家，经过了约五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整个人类才实现了国家化。世界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间隔很大，国家化和国家形态异常复杂。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大致上主要存在三种形态：一是秦朝统一中国前的封建君主制国家；二是秦朝建立以后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皇权专制国家；三是经过短期动乱后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对其成员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作用因国家的形态不同而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尤其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不同使不同国家对待公众的精神生活的态度不同。在封建君主制时代，国家主要是运用王朝推行的宗法观、伦理观、天命观（这些观念是传统和经验的产物，不具有理论形态）来构建臣民的精神家园，个人的精神潜能在这“三观”的规导下主要由家族进行开发，个人几乎没有自主性，所开发出的精神需要以及满足精神需要所形成的精神家园是没有多大差异的。轴心时代思想家提出了众多理论化的精神体系，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精神体系为蓝图构建个人精神家园。进入皇权专制时代后，统治者采用通过改造先秦儒家理论精神体系来构建的伦理纲常，强制性地迫使臣民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体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存在对个人的精神需要的开发问题，只存在对个人的精神施加影响，使伦理纲常转化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并通过对它们的践行使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国家形态下，个人没有由精神需要开发获得的自由，而只有孟德斯鸠所描述的那种“唯有卑躬屈膝才能保障安全”。人民民主国家即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经过近半个世纪复杂的战争建立的现代国家。它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最高追求，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但它现阶段尚处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国家的终极使命是使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它必须为社会成员开发旨在获得全面而自由的精神潜能提供尽可能完善的社会条件。

国家对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作用总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家庭、学校、职场和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党），但这些社群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家庭是儿童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家庭中父母自身的特征及与孩子的人际互动等对孩子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家庭因素中诸如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因素对孩子的发展都有影响，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起着中介与调节作用。家庭是与人相伴终生的，在一个人结婚之前生活在父辈家庭之中，这时的家庭对于唤醒孩子开发精神需要和追求精神需要满足具有奠基作用。在结婚后，夫妻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唤醒双方的精神自觉和提高双方精神境界也有重要作用，但这时的作用已经没有父辈家庭作用那样具有根本性。

学校作为为学生提供教育的最专业、最重要机构，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精神教育而言，学校是人的精神意识启蒙和精神知识学习的关键阶段。其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唤醒那些家庭在这方面存在缺失的孩子的精神意识，也可以强化已经在家庭被唤醒的精神意识；二是可以为学生如何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如何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提供指导和训练；三是可以传授人类历史上积累的各种精神方面的知识，使学生掌握这些知识并从中吸取有助于构建自己精神系统的知识要素。但是，这只是就学校可以发挥也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而言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浸染的现代社会，许多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放弃了这方面的作为，应试教育盛行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要么根本不对人们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将精神方面的教育交给宗教组织，导致学生成为宗教信徒；要么进行的是一些空泛无用的说教，学生只是为了修课而听课，对他们的精神系统的构建无所助益。要改变这种现状，使学校履行应有的精神教育职责，需要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

职场是人们工作的场所，人们在其中工作主要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为了提升精神境界。但是，职场是人们开发自己精神需要和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最重要的实践场所，人只有在职场中才能最终被造就成精神之人。因此，职场应当采取教育、培训、激励和惩罚等措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职场的情形十分复杂。一般而言，那些非企业类的职场，如中国的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等，都比较注重对员工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企业类的职场则不同，大多数职场都关心员工的心理需要的开发，而不怎么关注他们的精神需要的开发。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不少企业开始关注塑造自己的精神形象，推出自己的企业价值观（包括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原则等），并通过制度等硬性措施迫使员工接受。但是，这样的企业精神大多是以赚取更多利润为终极取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力图通过提高员工的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来使内部关系更融洽，增强员工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这样的企业太少。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通过制度、政策途径引导企业克服资本化的偏向，注重员工的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人的精神需要开发和精神境界提升方面，社会组织具有特殊的教育、培育和激励作用。在当代社会，社会组织多种多样，不同的人也加入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宗教组织、政党组织、各类人群组织（如我国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对于其成员精神影响力是最大的。例如，印度99.5%以上的国民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85.5%，可见宗教在印度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宗教组织通过各种宗教宣传、教育、仪式等方式对人们进行精神洗脑，使他们将宗教的精神系统转变为个人的精神系统，信仰宗教所推崇的信仰对象（上帝、佛陀、真主、梵天等）。政党组织也会通过各种措施使其党员接受政党的精神系统，信仰政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政治信仰，全体党员都必须坚守它、信奉它。宗教组织和政党组织通常都有很严格的法规，用来维护其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它们对其成员精神的影响力也更大。相对而言，各类人群组织精神力量相对薄弱，但也能够采取诸多措施来引导其成员的精神需要的开发，通过培育、激发、组织活动等措施促进其成员信奉它们的价值观和精神。

在社群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个人的精神需要是否开发取决于自己的作为。个人这方面作为的前提在于有开发自己精神需要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谈不上开发问题。在此前提下，最重要的个人作为是选择什么样的精神系统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存在精神需要，但在外在精神系统多元的情况下，个人就面临着根据哪一种精神系统来开发自己精神需要的选择问题。就当代中国而言，客观上存在着多种精神系统对人们发生作用，有国家倡导的主导精神系统，有各种宗教（如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的精神系统，还有儒家精神系统、西方现代精神系统等。有调查表明，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宗教现象逐渐升温。在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的195人的调查中，信教的有16人，占比超过8%。这种选择很重要，如果选择错了，即使努力开发精神需要，并使精神需要得到了满足，也不会因此真正获得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个人作为还体现在是否通过开发构建自己精神系统并使之不断完善的问题。开发精神需要一方面要尽可能充分地开发，另一方面要持续不断地开发。开发的目标是依据或借鉴自己选择的外在精神系统构建起自己的精神系统，包括确立主导观念和最高理想，并对之形成坚定的信念。社群条件和个人条件都会不断变化，所以精神需要的开发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终生的，其基本情形是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在追求获得更大满足的过程中不断再开发。不少人虽然对自己的精神需要进行了开发，但开发得不充分，最终要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系统，要么其精神家园是残缺的、零乱的，要么是其要素彼此矛盾、冲突。还有的人不能持续地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以为开发精神需要是一次性的或阶段性的，其结果是精神境界不能与时俱进。一个人只有尽可能充分并持续不断地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才能使自己的精神系统不断完善并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四、精神需要开发的路径和过程

如果我们承认精神需要必须开发，那么就存在个人开发精神需要采取的路径或主要方法问题。早在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共同看法是修养心性，而古希腊思想家则主要把认识人自己的本性作为基本路径。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更为全面，因为修养心性以认识自己的本性为前提。但是，中国传统的修养心性之路仍然存在着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今天需要根据当代人的新情况寻找精神需要开发的新路径。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了一条通过认识自己灵魂的善性开发精神需要的认识路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而灵魂才是人之为人的本体，其本性或本然本质是与宇宙万物相通的“善”（或“好”）。“善”实质上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精神。但是，人来到世间后，灵魂被肉体所遮蔽、玷污，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使灵魂之善彰显出来，即获得德性，这样人就能过上好生活，获得幸福。那么，怎样使灵魂之善彰显出来？就是要认识被肉体遮蔽或玷污的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尤其是被称为“智者”的精英人物都以为自己有丰富的知识，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身外的实用知识，而不是关于自己灵魂的知识。所以，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并把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善之知识视为古希腊最推崇的智慧。“智慧就是关于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知识。”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灵魂的善本性这一主张，成为他和柏拉图的共同思想前提。但在怎样去认识自己灵魂的善本性的问题上，他们两人有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提出了与助产士的接生术大致相同的接生术，通常称之为“精神接生术”。他说：“我的助产术与她们的助产术总的说来是相同的，惟一的区别在于我的病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我关心的不是处于分娩剧痛中的身体，而是灵魂。”他自己身体力行，将通过诘难的方法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善本性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终生矢志不渝，至死方休。柏拉图则改进了老师的方法，要求人们通过“回忆”灵魂进入肉体之前的纯洁本性来认识自己的善本性。但是，这种回忆的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只有哲学家才能做，因为哲学家是“对真理情有独钟的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柏拉图提出了“哲人王”的主张，即由哲学家或具有哲学智慧的人担任国王来率领人们经由认识自己的本性而过上好生活。他相信，一旦真正的哲学家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会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来的光荣，把正义看得高于一切，不可或缺”。这里所说的“正义”就是德性的总体，即灵魂之善的实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可以说是其现代版。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几大学派提出的开发人的精神需要的路径是修身。其中，儒家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丰富的成果对传统社会以至于现代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创始人孔子就特别重视修身，提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关键是要修己。因为修己有三个重大意义：一是“修己以敬”；二是“修己以安人”；三是“修己以安百姓”。在孟子看来，修身可以“尽心知性”，从而可以知天；可以“存心养性”，从而可以事天。“存心养性”也就是“求其放心”，他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总之，修身不仅可以使人安身立命，而且能够使人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先秦儒家的修身思想在《大学》《中庸》中得到阐发、创新和系统化。《中庸》以“诚”“中庸”为修身之总纲，以“礼”“和”为修身之关键，同时把“三达德”（知、仁、勇）、“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具体德目作为修身的内容。《大学》则在强调修身重要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修身的目的和目标、过程和方法，从而完成了先秦儒家修身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核心或要旨就是“修身为本”。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认识”路径最明显的局限是忽视了儒家所主张的修养身心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即使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本性，也不一定去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先秦儒家的“修身”路径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不是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是经邦济世，即所谓“天下平”。对于他们来说，修身确实是为了成人，但成人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明明德于天下”，这就使开发精神需要的目的本末倒置了。二者共同的局限就在于忽视了社群在个人精神需要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使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然而，人的社群性表明，离开了社群的作用，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就无从谈起。

从前文关于精神需要开发中社群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路径是一种社群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复杂互动路径，其中涉及诸多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的精神系统以及国家对其精神系统的推广、宣传、教育，学校对精神需要开发的启蒙和对精神系统知识的传授，职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对个人精神需要开发发挥的推动作用和提供的平台，家庭长者的精神示范和对子女的精神教育，个人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内容、开发精神需要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努力和成效等。只有家庭、学校、职场、国家都注重其成员精神需要的开发，所进行的开发彼此价值取向一致，并且良性互动，社会成员才可能普遍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然而，这些要素并不总是存在的，一些关键性要素不存在，个人就可能不会启动精神需要的开发。

一般而言，在影响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诸多要素中，早期社群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后来个人因素作用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但国家的因素始终都起着终极的决定性作用。只要国家能够充分履行其对全体社会成员开发精神需要所应尽的职责，那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有开发自己精神需要的意识和作为。相反，如果国家如泰勒所说的那样，“它使得人类生活支离破碎：它把人类生活分成诸如理性和情感那样互不关连的范围，把我们与自然隔离开，让我们彼此格格不入”，那么，整个国家的公众就会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的“单向度的人”，他们的精神需要开发意识就不会觉醒，更谈不上去开发。就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可以为其成员的精神开发采取以下几种常规措施，并应将这几种措施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促进人们积极开发精神需要的长效机制。

第一，主要通过教育和媒体唤醒公民开发精神需要的意识。人的精神需要潜能因其强度最低而处于人性结构的最底层，这种潜能常常被生理和心理需要遮蔽，不会自动出现在心理的表面。人们要意识到这种潜能，必须有外部刺激。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知道精神对人的重要性，并获得开发精神需要的知识，从而使开发精神需要的意识觉醒。今天，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直接肩负着这方面的职责。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采取各种措施全方位地唤醒人们开发自己精神需要的意识。

第二，为公众开发精神需要和满足精神需要提供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是激发人们开发精神需要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食粮。但是，精神产品不可能由个人自己来生产，而只能由社会生产和提供。“所谓精神产品，就是精神生产者通过自己的脑力活动对生产对象进行思维加工、直到精神生产过程完结之时所创造出来的思想观念形态产品。”精神产品通常是由个人或团队生产出来的，但大多具有公共的属性，所以有学者主张将精神产品区分为私人精神产品和公共精神产品。“没有进入传播领域的私人日记、个人邮件、自娱性作品和具有传播性的博客、微博等都属于自给性产品，而公共精神产品则属于社会性产品的范畴。”一个社会的精神产品越丰富、越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人们就越有可能受其影响而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越有可能从中获得精神激励和满足。

第三，建立同推进个人开发精神需要相一致的长效体制和机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导致了现代西方国家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其突出特点在于社会物化、精神消亡。在这样的社会，国家不会关心公众精神需要的开发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人们只能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中国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立了以全体人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向的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从而为人们开发精神需要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和思想保障。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终极价值取向转化为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和实践追求，这就需要建立激励人们开发精神需要的长效体制和机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阶段，国家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才能克服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法则和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物质需要过分膨胀对精神需要开发的忘却和轻视。

第四，通过将精神境界高的人树立为榜样来激励和推动人们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榜样的重要作用是普遍公认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榜样，榜样！没有榜样，你永远不能成功地教给儿童以任何东西”等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激发人们开发精神需要、提升精神境界层次来说，榜样尤其重要。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物的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社会各界精英人物本身就是社会公众的榜样，即使社会不给予表彰也应该发挥注重精神修养和提升精神境界的示范作用。《宋史·宋祁传》有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中国古人的至理名言清楚地表达了这个道理。

个人精神需要开发的路径是与其过程密切关联的，我们可以从其过程更好地理解其路径不同于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开发的特点。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和满足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虽然开发有一个基本完成的节点，但并不会终结，而是与人终生相伴随。从整个人生看，个人精神开发可以划分为他助开发、过渡开发、养成开发、后续开发四个基本阶段。

他助开发阶段主要是家庭帮助个人开发精神需要。如果有家庭帮助，一个人的精神开发就起步早，可以为后来的自主开发奠定良好基础，否则会迟滞儿童的精神开发。中国古代注重心性浸润，就有利于学童人格的健全。“童蒙读物，潜移默化，涵泳心性，陶冶品格，是古代蒙养教育的特色。”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意识到了儿童知识和精神启蒙的重要性。在家庭开发阶段，个人精神需要开启应由家庭启动。在进入学校前，家庭的作用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进入学校后，家庭的作用并不会消失，而是要持续到高中毕业。

过渡开发阶段是个人在学校期间从他助开发到养成开发的阶段。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属于精神开发教育。约翰·米勒把全人教育定义为对人的整体教育，包括身体、心灵和精神。按照他的这种观点，学校的本性就在于对学生进行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实质上就是学校开发学生人性的过程，包括开发人的精神需要，使其转化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完善人格。好的学校开发可以唤醒和强化学生开发精神需要的意识，也可以弥补家庭对学生开发的不足或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学生学习社会主导的精神体系以及精神需要开发和精神体系构建的知识，从而为学生成为精神之人奠定基础。

养成开发阶段指从学校毕业到成家立业后一段时间个人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的阶段。大学毕业后，学校的作用已经消失（对于参加工作的学生而言）或影响不大（对于接受大学后教育的学生而言），个人成为开发自己精神需要的主角。但在这个过程中，职场和子辈家庭的影响增加，尤其是职场的好坏对于个人精神需要的开发和满足具有重要意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核心主题就是人类本身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好的职场不仅能够很好地满足员工的生存需要，而且能够很好地满足员工的发展需要，其公平竞争环境和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促进员工精神需要开发和满足意识的觉醒，并为员工精神需要开发和满足提供机会和平台。养成开发阶段个人的主要任务是在全方位开发精神需要的同时构建自己的精神体系，使精神的实践力量尽可能地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个人自主开发阶段，其作为如何直接关系到自己精神需要开发的程度，关系到自己能否成为精神之人、能否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后续开发阶段是在个人精神体系基本形成之后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体系的阶段，是一个从安家立业开始到个人自我意识丧失为止的漫长过程。如果在养成阶段已经通过精神需要开发使自己具备了良好的精神素质，这个阶段还可以使自己的精神家园进一步丰富完善，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提升，达到张世英先生所推崇的“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的崇高精神境界。那些在养成阶段没有充分开发精神需要、精神素质较差的人，也可以在这个阶段补课，通过开发和满足精神需要，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来源：《中州学刊》2024年第8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