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签名、萧乾的注文、吴祖光新凤霞的书画——遗墨犹香

摘要：编辑生涯惠我良多：一款签名、一张便条、一幅书画……还有冰心那句暖心的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一款签名

2002年岁末，在无锡举办的“顾毓琇学术研讨会”上，吴青、陈恕夫妇邀我到他们的房间去话旧。我见到他们的床头柜放着一张吴青母亲冰心先生（1900—1999）的照片。我打趣地说：“你们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出门还带妈妈的照片？”吴青说：“自母亲去世后，我们外出一直如此，她爱我们，我们爱她。”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又相逢。在他们房间里，我又看见那幅照片。2015年我与赵蘅进京叩访，在他们家音响的立柜上又见到冰心先生那张与猫的合影。同时还看见老人给吴青、陈恕各写的一幅字：“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和“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这是一个何等充满爱的温馨世界。

陈恕与吴青 张昌华摄

十分荣幸，我也曾享受过冰心先生爱的春风，有幸收藏她的赐函四通。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的出版社里拟出一套“名人丛书”（日记、书信、演讲、小品），我冒昧地向冰心先生组稿，先生俯允赐复：“来示早拜领，因为文藻和我通信早于抗战中丢失，现从民族学院研究所取得他文稿，送上一页，看是否合用。”（1992年9月19日致笔者函）遗憾的是，吴文藻先生孤零零的一页手稿无法采用。稍后编“双叶丛书”，我就不好意思张口邀冰心入盟，委请萧乾先生出面。萧乾不肯，他说大姐年事太高，他已向大姐承诺保证不再给她揽活了。不过后来，萧乾把冰心女婿陈恕教授的联系方式给我，点拨我“另辟蹊径”试试。一试，马到功成。

书稿由陈恕编就。陈恕信云，老人拟书名为《两地书》。我看了后觉得不妥，认为此书名与鲁迅、许广平书信集名雷同，恳请陈恕在老人面前婉言，最好换一个。陈恕立马来信说，老人认为她与文藻先生已天地永隔，没什么不可。不过老人还是同意了，改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这是老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冰心先生如此善解人意，我很感动，特地在书的“编后记”中申谢。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出版时，正逢冰心百龄华诞暨“冰心儿童文学奖”创立十周年纪念。陈恕语我，有关部门想用此书作为礼品赠“纪念会”与会者，只是觉得书的封面素雅了一点。我立即表示可拟请十位名人题词，做一个红色腰带装饰其间以弥补。陈恕将我的意见转致冰心，老人让陈恕捎话给我：“时间紧，麻烦就不必了。”老人如此谦和通达，真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寄奉样书时我致信陈恕，说我这辈子无缘拜见冰心先生，很想得到她的一本签名本作纪念。我是有福之人，终如愿以偿，得了两个字“冰心”。两个月后，冰心先生告别人世，这或是老人家签名的绝笔，弥足珍贵。

冰心在《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扉页的签名

“一片冰心在玉壶。”

萧乾：一篇注文

未结识萧乾先生（1910—1999）前，在朋友家看到一幅他的漫画肖像，脸胖胖的、圆圆的，笑嘻嘻的，头上立着两根俏皮的毛发。我说“萧乾先生有点像弥勒佛”。朋友笑而不语。当我接触先生后，我觉得他真像一尊普度众生的“佛”。

萧乾先生 张昌华摄

我是编“双叶丛书”时与萧乾先生结缘的。先生古道热肠，“双叶丛书”作者中，我国台湾的林海音夫妇、柏杨夫妇，英国的凌叔华夫妇，美国的聂华苓夫妇（未果），以及大陆的吴祖光、苗子、胡风夫妇都是由他介绍的。但他也是有底线的，我请他把钱锺书夫妇介绍给我，他说他与钱先生不太熟，弄不好大家尴尬。不过，他把钱锺书的好友舒展介绍给我，让我“曲线救国”（无果）。我手上至今还保存着他一沓写在文史馆便条笺上的“介绍信”。

《双佳楼梦影》（陈源凌叔华合辑）书稿编好后，作者的女儿陈小滢，突然提出要加一篇某年陈西滢（即陈源）与萧乾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日记。只是日记原稿写在记事簿上，很随意，字迹十分潦草，文内夹着许多人名、地名、花草名。我不识英文，无法编辑，只得恳请萧乾先生援手。八十六岁的萧乾，抱病为这篇日记作了二十七条注，还与文洁若先生共同翻阅资料，查字典，问李辉，写了满满的三大页，还幽默地说我在考他，年纪大了，“考不及格了”。

萧乾为陈西滢日记作注

对萧乾为人的热情与忠厚，我有极深的感触。傅光明是先生的助手，先生十分欣赏他。《旅人的绿洲》萧乾部分书稿就是由傅光明选编的。萧乾试问我，署名可否署傅的名字，又云：“如不宜，则我也加上，但事实上是他花的力气。”叮嘱我一定要付傅的选编费，还提出方案：“一、由出版社付，二、由我们书稿费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给他，并嘱我“即便由我稿酬中扣，亦不要注上”。他怕我疏忽，在“不要注上”四个字下面加上着重号（1994年8月10日函）。

那几年，社里经济效益不好，丛书延期三个月出版。我告知相关情况并请萧乾原谅时，萧乾复信竟然说：“没关系，出版社在付酬时如有困难，可以用书来充稿费。”真是菩萨心肠。

我最后一次见萧乾是1997年冬某晚在北京医院，那是他这一年第三次住院，病情较重，生活已不能自理。

萧乾在我册页上的题词十分有趣：“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看得出他是一个“雅士”，又是一个讲究实在的“俗人”。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吴祖光：一封读者来信

20世纪90年代，我是吴祖光先生（1917—2003）东大桥寓所的常客，到访大概有七八次之多。或是主雅客勤，我去时十之七八已有客在座。祖光先把我安置到新凤霞的画室，让我与她聊天，再坐等前客让后客。

吴祖光是忙人，那时他一边整理自己的文集，一边写电视剧本《新凤霞传奇》。他又是一个“多事”的人，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还多管“闲事”——从报上读到一女顾客购物时遭搜身的报道后，旋而挥笔相助，撰文批评这种不文明的经商行为。不意被对方告上法庭。官司纠缠三年之久，最终当然以吴祖光胜诉告结。

祖光不仅耿直，对人也至诚至厚。他知道我喜欢字画，送我一本他们夫妇的画册，又让新凤霞画了一幅《梅花》，他题诗并上款：“昌华仁兄先生雅赏。”

新凤霞画，吴祖光题诗

“双叶丛书”之《绝唱》（吴祖光新凤霞辑）出版后，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求购的，有对作者表示敬意与祝贺的，也有乐为治疗新凤霞偏瘫提供妙药的。

1996年岁末，我收到沪籍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蔡仙英夫妇的来信，洋洋三大页，写得很动情。信中谈他们在海外求学的艰辛，谈他们读到《绝唱》后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信末说希望吴祖光先生能看到这封信。当时我即以公事公办的形式复了蔡女士夫妇一信，说先生年事已高，写作任务繁重，我与先生有约，凡读者来信由我代复云云。当然，为不负蔡女士雅意，我将信转给了吴祖光，并告之我已代复，劝他不必再费神复函了。

不几日，祖光来电话，说他与新凤霞都看了这封信，很感动，决定“我还是写封回信”。

“因风道感谢，情至笔载援。”

范用：一声“师娘”

陈白尘先生（1908—1994）与范用先生（1923—2010）是一对忘年交。

范用14岁那年结识白尘先生。陈白尘知道范用爱看书，便送他一本《复活》，还定期从上海寄刊物给他。1937年逃难时，范用将许多东西丢了，而这本《复活》一直收在他的小包袱里。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范用还曾向陈白尘学习写小说，范用一直尊称陈白尘为“师”。

新中国成立后，范用一直在出版部门工作。陈白尘的《云端梦忆》《少年行》《寂寞的童年》都是20世纪80年代，由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出版的，他还亲自为书设计封面。

1997年范用到南京，一见面就对我说，他此行南京要见金玲（陈白尘夫人）和戈宝权先生，并命我全程陪同。记得那天我陪同范用到青云巷陈宅去看金玲，车到巷口，范用突然招呼我“停车”。

陈宅是在小山坡上，车是可以径直开上去的。我见范用拄着拐，行走很是吃力，便说：“我们开上去吧？”范用摇手，坚持步行。我知道这是范用出于对老师的敬重。上坡路有三四百米之遥，范用拄拐亦步亦趋，吃力地走到山岗上的陈宅。金玲女士已立在门口迎候。范用一见金玲，自然而然地叫了声“师娘”，眼圈霎时红了起来。其实金玲只比范用大五岁。进屋的第一件事，范用便找陈白尘的遗像。金玲将我们引入设在她卧室内的小灵堂。陈白尘遗像下的桌子上，用红丝带扎着陈白尘的全部著作，小香炉的左侧，还有一杯茶（陈白尘生前爱喝茶，金玲每日清供一杯）。范用一见老师的遗像，顿时潸然泪下，点上一炷香，恭恭敬敬地向陈白尘遗像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

范用在陈白尘遗像前三鞠躬，右为金玲 张昌华摄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酒在杯中，情在酒里”及其他

文学前贤之间的友谊和他们对我厚爱的故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简述如下：

1999年，美国的顾毓琇先生收到我寄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后，来信说“很快就把谢冰心卷读完了”，并嘱我“别忘了把赵元任、杨步伟的《浪漫人生》也寄一本给冰心”。

1996年，我请苏雪林先生编选自传时，她先婉拒，后又劝我：“你为我印自传，不如为谢冰心、黄庐隐先生出版自传。冰心在大陆确可称文坛老祖母，她名气比我大，出名比我早，她现卧病北京医院，未知已痊愈否？”又云：“（她）今年九十五岁，再迟恐来不及了。”

1992年，当我写信告诉季羡林先生吴作人先生健康欠佳后，季先生一周后便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寿作人》，回忆他们的过往；接着又去探视吴作人。季先生曾对我说：“在感情方面，我从不敢后人。”同样，2004年1月8日，我拜访吴作人夫人萧淑芳，她听说我次日要去301医院探望季羡林，马上令女儿找出笔墨，亲制一贺卡，托我转致季先生。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舒乙先生家我常去，见他卧室门上每年都换上母亲胡絜青为他新写的“福”字，我开玩笑说：“舒先生，你可不可以把今年换下来的‘福’字送我？”舒乙笑而不语。2000年除夕，我收到舒乙挂号寄来的他请九十三岁的老母亲为我写的“福”字。

胡絜青写的“福”字

郁风先生从不卖画，而我的同事刘文洁在长沙以不菲之价买了一幅郁风题款的画。文洁托我询郁风此画真伪。郁风看后给刘文洁写了封信，告诉他画是假的，还寄了一张她的画作（复制品）给刘文洁作纪念。

某年，我初访九十岁的高莽先生，告辞时，他突然把我叫住：“怎么就这样空手走了呢，我得给你画张画做纪念。”高莽用五分钟为我画了张速写。

高莽为笔者画像 宋晓岚摄

高莽为笔者作的速写

董桥先生每有新著都题赠予我，题字大多是“消闲”“清赏”“惠存”之类，有二十本之多。2013年我到香港公干，他在陆羽茶社请我喝茶，席间他送我新著《绝色》，他的跋语是：“与昌华通信数十年，已成莫逆，竟未谋面，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一日第一次在中环陆羽相见，似真似幻，不知今夕是何夕矣！”

范用先生我呼他为“三多先生”（友多、书多、酒多）。朋友送他的好酒，他平时舍不得喝，以致他告别人世时，还剩下些许。2014年，其女范又女士来宁访我，拎出一个小布包送我。我问是什么，她说：“是酒，父亲临走时嘱咐我把剩下的酒送给朋友们，这是给你的一份。”听罢，我差点落泪。

酒在杯中，情在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