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们所应走的路

作为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胡适的一言一行都备受时人瞩目。学成归国之后的胡适以改革旧中国、旧思想为己任，不只用笔，也通过演说向当时的民众孜孜不倦地播撒新思想的种子。胡适一生发表演讲无数，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教育、伦理、政治、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加上胡适情思敏捷，能言善道，谈吐幽默，并能将深刻的哲思转化为浅显易懂的白话，因此，胡适的演讲同他的著作一样受到无数国人的广泛关注，至今仍热度不减。

胡适的一生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并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介绍传播到中国，但并非主张全盘西化，他也十分看重并传承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宝藏，并月将数十年的光阴投身到“整理国故”以及考据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之中。在生活上胡适也是“中西结合”，虽留洋数载，常年身居异国，但仍十分注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爱穿中国传统长袍，并与他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相携到老。抛开众多名誉的光环，胡适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始终为后代国人所称道。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曾在给胡适的挽联中评价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的思想在其生活的年代无疑是超前的，对传播科学、启迪民智、引导自由独立之风有不灭之功；而胡适的许多观点和理念对于今人今事也仍不过时。比如在青年的人格塑造上，胡适主张独立进取的个人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假个人主义”；他鼓励青年人注重以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职业，而不是只看重社会所需；在为人上，胡适讲究“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治学上，胡适则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些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虽然胡适曾多次声称自己“不喜欢搞政治”，但他的一生还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由于时势环境的不同，胡适的某些政治主张或许有待商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加以甄别，但这并不遮掩他的独特思想和高洁人格的光芒。

今年是胡适辞世的第50个年头，我们特从众多珍贵的材料之中，甄选了胡适演讲稿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篇章，汇成《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集》一书，以飨读者。本书按照时间倒叙的顺序，追溯了从胡适的晚年至青年大半个人生的演讲历程，试图向读者呈现胡适一生思想之光的轨迹，同时，也向这位为现代中国拉开文明与进步、民主与自由大幕的先哲致以诚挚的缅怀和敬意。

----以上摘自《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集》一书出版说明

我们所应走的路(1)

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那条路，才能救国。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我们所应走的路》。我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并没有新奇的高论。概括的说：（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二）求学而后可以救国。我们十几年来，提倡新文化运动，究竟为的是什么。似乎大家都还不甚明白，今天我要说一说：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换一句话说，就是修己而后可以爱人。我们当时提倡易卜生的文学，他的要点，就在“修己”，决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尚不能负责任，而能负责救人的。在易卜生的书里面，有一篇戏剧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娜拉，她很想做一个孝女良妻贤母，但是她能力不够，经过十年的奋斗，她才有一个大的发现，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不能负责的，决没有做孝女良妻贤母的资格。所以他决计离开家庭，去做修己的功夫。在这个故事所要表明的，就是无论何人，要能对自己尽责任，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有了人格，而后能救国救我。

易卜生还有一篇戏剧著作，叫做《国民公敌》，描写有一个地方，有很好的泉水，相传可以疗病，所以到那里去养病和沐浴的人很多，那个地方因此繁盛起来。有一个医生忽然发现那里的水，不但不能医病，并且可以传染恶疾，因为里面有一种微菌，于人生很不相宜，他就想当众宣布出来：因为他的哥哥，是当地的市长，恐怕消息传出，妨害全市繁荣，所以不准他发表，全市的人民，也和他哥哥表同情，不准他把消息传到市外，以免游人和病人裹足不前，但是这医士，他既经发现有害人生命的微菌，就应该正式宣布，免得害人。结果，全市的人民，认他是全市民的公敌，置之于死地。这一出戏闭幕的时候，医生说：最强的人，就是能为真理而孤立的。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就是有特立独行的人，是最强的，如果是为公理，就是全国人反对他，也得发表，即使个人受害，也是为社会牺牲。

从这两篇戏剧，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原则：（一）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二）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说，“修己以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都是修己而爱人的道理。宋朝的王安石，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因为想改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牺牲一切，是一个有特立独行的人，他做篇文章，论杨朱墨翟，主张要学杨朱为我，为我的功夫，没有做好，就不要轻谈墨翟的兼爱。他说学者必先为己，为己有余，而后可以为人，凡是不能为己的人，必沉沦堕落，决无救人的能力。

十五年来社会的状况，很使我们失望，因为近来产生两种人生观：（一）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二）眼光短浅的牺牲主义。

这些专知享乐的人，并不谋如何能够报答所受的享乐，这是错误的。至于那些为了主义，为了爱国一时的冲动，不顾一切，牺牲生命的青年，几年来不下数万人，我们对于这些青年，不能不拜服，但是虽然佩服，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学他们这样做，因为没有修养，纵然牺牲，也还是不能救国。牺牲这样多的人，而于国无益，这完全是青年们还没有彻底的了解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或则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抱的主义解释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一个青年最大的责任，要把自己这一块材料，造成一件有用的东西，自己还不能成器，哪里能够改造社会，即使牺牲，也不能够救国，所以第一条我们应走的路，就是修己以爱人，或者说为己而后可以为人。

再讲第二条路：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以“学术救国”。现在谈到救国，觉得很惭愧，我们国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么缘故，直接了当的说，就是学术不如人。我们样样科学都要依赖别人，所以失败，我们现在要赶上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间的真平等。我们现在说个故事，证明科学可以救国。法国有一个大科学家，名叫巴斯顿，他就是一个以科学救国的实例。前几年法国有人征求大众的意见，究竟谁是法国最大的伟人，投票的结果，当选的不是拿破仑，或是其他军政要人，乃是这位大科学家巴斯顿。他的票数，比拿破仑多一百多万，这种缘故，听我细细说来：

当一千八百七十年，普鲁士战败法军，拿破仑第三，攻入巴黎，迫法国作城下之盟。当时普国军队，烧毁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其他的文化机关，巴斯顿很生气，他本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普鲁士大学就送他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他现在把这张博士文凭撕毁，写一封信给普鲁士大学，说：“你们军队，这样野蛮，我耻于接受你们所予的学位，特地交还你们。”他虽然动气，但是他回头细想，法国的失败，是由于科学的不振作，当拿破仑第一时代，政府提倡科学，科学家与政府合作，所以能够强兵富国，后来法国政府，态度变更，蔑视科学，所以弄到一蹶不振。现在要挽回国运，除研究科学外，再无他道，于是集中全力，研究微菌学，他的发明，就是物必先有微生物，然后腐化，他这种发明，把我们中国“物腐而后虫生”的学说打倒了。

他这一点发明，就救了法国，因为法国三种大工业，第一是制酒，法国的酒窖，有长到三十英里的，所藏的酒量，非常之多，但是因为酒容易发酸，所以不能运往远处销售，也不能长久保留，他研究的结果，知道酒酸的缘故，是一种微生虫的作用。如果做酒到四十五度，立刻封好，就决不会酸的。因为这种发明，法国的酒，就可以推销全世界，每年可得赢余一万余万佛郎。第二种，法国的蚕丝，也是一种大工业，因为发生蚕病，每年损失到一万万元以上，巴斯顿发明一种隔离蚕种，消灭蚕病的方法，救了法国的蚕业，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佛郎的收入。

第三，法国的牧畜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发生了一种兽瘟，牛羊倒毙无算。巴斯顿检验病牛的身，知道其中有一种微生菌，他采用种牛痘的方法，发明一种注射防疫的新药，就是把病菌养在鸡汤里，然后注射到牛身上，和种牛痘一样的有效，试验结果，把兽瘟病完全治好，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佛郎的收入。

三件事合起来，他每年为法国赚三万万佛郎，所以二十年之后，英国的赫胥黎说：德国所得法国的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由巴斯顿一个人替国家偿还清楚了。这就是一个科学救国的实例。我们现在要学巴斯顿，埋头去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学术研究，不然，空唤口号，是没有用的。我们每每看见一个强盗，将要上法场的时候，常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青年，对于国家，也要有这样的精神，现在虽然受到种种外侮，二十年后，我们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救国的方法很多，我今天不过只讲一样，希望大家努力，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想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大家要使中国强盛，还要着实努力，我最后说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惟科学可以救国”。

十二月六日

(1)1932年12月6日在长沙中山堂的演说，梦梅记录。载同年12月12～13日北平《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