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寇进犯,人心惶惶,许多寺庙藏的文物,不被强夺便遭窃卖。四川一寺庙内有一个高3尺、重约50斤的长颈大肚朱砂花瓶,因瓶大又重,幸免于难。
寺内方丈见时势如此,对门徒海松道:
“这花瓶留在庙里终于不保,不如把它卖去。据上人说,这瓶是前清刘翰林从北京带回来的,一共两个,其一献给罗汉寺,去年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朱炳文夺去。我看这花瓶不是一般瓷器,要卖够大洋(银元)10元,切记勿忘!”
海松和尚领了师父法谕,便背起花瓶进城去找买主。他想朱炳文可能是个古董家,有了一个定需要成双,便去见朱。谁知这朱炳文是个假斯文,既不识货,更为人吝啬,只给5个大洋。
几经讨价无效,海松一气之下,便将花瓶背往成都,去会府赶市。
会府系古旧物品的交易场所。大花瓶经过很多人过目,都只给五六元。眼见盘缠将罄,只得准备翌日返回。
翌晨,海松和尚背着花瓶走进鼓楼洞街一家素饭店,打算早餐之后便启程。这时,一个年龄五十多岁的洋人走进店来,看见花瓶,欣喜地抚摸一阵,又仔细地敲敲量量,详看过瓶底图记后,和悦地向海松说道:
“我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喜爱花瓶,请问大和尚,你这花瓶是买的吗卖的?”
“卖的。”
“请个价!”
海松正在大咬一口馒头,不便开口,遂比了一个指头,示意10个大洋。这传教士以为海松所比为100元,思索一阵,再把瓶底翻转详看,然后说道:“我给你40个大洋,好吗?”
海松暗自惊喜,忙说:“我难得背,让给你!”
这传教士候海松吃罢饭,便一同把花瓶送至陕西街福音堂。传教士自我介绍,说是来四川已有三十几年,中国名字叫华本英,最喜爱古董。品茶吸烟之后,二人捧着这大花瓶,欲放在一个高架上。
谁知海松和尚手腕失灵,乒乓一声,花瓶落地,瓶的大肚摔得只剩些骨架。海松大惊失色。华教士初有愠色,后又悦色说道:“没关系,烂瓶我还是买定了!”
当即付给海松40块大洋,并亲切说道:“佛祖和耶稣都是救世祖,你我当然也是一脉相亲,还望经常来往。四川一带的古庙多,古董也不少,你回去搜集一些,凡是奇怪的,一般人不认识的,都给我拿来,酬谢加倍…”
海松和尚告辞出城,这华教士还另送他车费一元,以表感情。
海松欢天喜地回到家乡,立刻去找朱炳文,准备用10元钱买下朱的花瓶,再转手华教士。谁知朱炳文已经调走了。再访各庙宇,确难找出什么古董,海松只得作罢。
日本投降后,华教士携着不少中国古董起身回国。临行时,他才把花瓶的秘密告知一个相好的古董商,说:“这是明朝的“严瓷”。
据传,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权,盗窃国富,在相府私设瓷窑,暗造瓷器,如花瓶香炉,小盆大碗,茶壶笔筒…
这些瓷器,尽以黄金作胎作架,闭窑时,其子世蕃尽杀窑工以灭口。严氏事败抄家,全部家产没收国库,因之,这珍贵的“严瓷”,既不闻名于世,也无人见过。
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夺得大批精美古物。当时华教士的父亲是英军一个小头目,奉命押送珠宝古董回国。船在中途碰烂不少瓷器,发现这类骨架胎盘中都是黄金。
这个花瓶底盘上有甲骨文的“严府”二字,我来中国三十多年,走了不少行省,也买了不少的珍奇,但这“严瓷”却是初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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