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之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历程中，有一批研究与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海外汉学家，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将古老而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下进行审视与解读。他们不仅关注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也致力于探讨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与影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1938—2023年）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其一生研究涉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环境史等多个领域，成就斐然。

▲伊懋可(右一)和学生一起吃饭。（图片来自中新社）

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伊懋可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有非凡的驾驭能力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在深入剖析中国历史或社会现象时，伊懋可从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视角，擅长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分析框架。他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纺织工业的发明创造减少现象入手，结合多重视角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伊懋可在1973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中充分运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他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和经济学模型，指出中国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发生了“中古经济革命”，“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则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在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陷入“量的增长，质的停滞”，并将其原因总结为“高水平平衡陷阱”。他认为传统后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没有工业—科学投入情况下的极限，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剩余产品递减，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耕作与运输技术已高度完善，难以再做简单的改进。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而且这种所谓高水平的发展也抑制了对新技术发明的需求。这成为伊懋可阐释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的基础理论之一，为伊懋可在国际学术界奠定了“中国研究专家”的声誉。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将《中国的历史之路》引介到国内，“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逐渐为中国学者了解，并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争议。此后，伊懋可在《另类历史：从欧洲视角看中国论文集》等著作中对“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但基本思路没有改变。尽管该理论仍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影响，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探索和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

厘定中国环境史研究框架。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后来的那个样子”，驰骋于中国经济史领域数载之后，伊懋可把自己的研究旨趣转向中国环境史上来，并成为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拓荒者。伊懋可对中国历史环境问题的关注，源于其儿童时期对环境的兴趣，而“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也让他体会到了自然资源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关键作用。1990年，他率先提出了一份研究构想——《中国环境史：主题计划》，开启了其学术生涯的环境史转向。

1993年，伊懋可在《东亚史》杂志上发表的《三千年不可持续的增长》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并非一直保持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帝国晚期人口压力增大，以及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中国传统农业出现了衰退迹象，最终可能导致了技术锁定。这实际上是把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而是对持“中国传统农业长期稳定发展”观点的一种质疑。1998年，伊懋可在修订版的《中国文化地图》中特别增加了环境史部分，并绘制了50多幅地图。伊懋可在中国环境史领域最为显著的成果，莫过于2004年出版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该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厘定了环境史主要研究人与生物、化学、地质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包括两两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或威胁的研究框架。2005年，因在汉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伊懋可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搭建连接东西方学术界的桥梁。作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伊懋可始终致力于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视域下进行考量，并主动同中国学者对话。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部分。”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伊懋可积极推动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向年轻学者传授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经验。据伊懋可在牛津大学指导的首位中国留学生何平回忆，其刚到牛津大学时“伊懋可就迫不及待地和他见了面”。在同中国学生的相处中，伊懋可一直有意引导他们运用得天独厚的中文知识和比较优势，承担起让中华文明能够更进一步的历史责任。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时，伊懋可不断推动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组织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以及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搭建起一座连接东西方学术界的桥梁。

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是早期接触《中国的历史之路》的中国学者之一，也是该书中文版的主要译者。他与伊懋可有着30多年的友谊。李伯重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伊懋可关于技术进步的观点和“中世纪城市革命”提出批评。为此，伊懋可给李伯重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阐明自己对技术进步问题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对正确认识明清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问题有很大帮助。李伯重后来回忆道：“我觉得他的新观点很正确，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在自己的著作里也多次引用了他的观点。而且，他对批评他的意见不仅不抵触生气，还和批评者共同寻求更好的见解。”面对中国学者和读者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诸多质疑与批评意见时，伊懋可展现了良好的学者风范。他认为，自己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断“意在激起新的讨论，而非提供任何可以称为定论的答案”。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家，伊懋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献典籍和历史地理的熟悉程度令人深感讶异。他的汉学修养和自然科学素养恰恰体现了其对中国历史的持续思索和关注，为后来者“打开通向了解很久以前的中国的有趣之窗”。

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伊懋可曾经这样说道，“对于我们当中进行这种工作且来自中国以外的那些人来说，如果不想对全人类的历史的理解有严重的缺失，我们就需要能够将中国历史的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整合在一起。同理，这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要将中国历史置于经过仔细研究过的更广泛的世界史语境中。”他提倡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秉持一种开放包容、相互借鉴的研究态度，努力搭建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桥梁。（完）

作者/郭培培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