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之殇：川军“有备”PK红军“心切”

据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年谱》和《国民党将领看长征》等信史/文献：

毛主席说：蜀地多兵勇，自古亦然……

1934年11月20日，奉蒋命，“川王”刘湘率幕僚一行抵南京，12月初返回重庆；几天后，“川南剿总”于泸县/泸州成立，集结部署了十余万兵力，由潘文化任总指挥。

刘、潘幕僚/参谋团研判朱毛红军入川路径有二：一是自湘西经黔东北入川，出綦江、由江津附近过长江；一是取道川黔滇边，经赤水河地域入川，走泸州、纳溪、江安过长江。

【注示：川军首脑认可上述“研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朱总、刘帅和聂帅皆为川人、时为红军名将帅；朱刘曾于泸州作战数月、聂帅是江津人氏，皆熟悉两处情形。实际上，遵义会议的确是采纳了朱、刘和聂之建议“经纳溪、江安一线过江，于成都西南或西北创立根据地”。】

是年1月初，红军进入贵州，蒋命川军3个师入黔；针对众所周知朱总、刘帅“在红军统帅机关任职”之情况，川军判断红军极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或经赤水/金沙、永宁/叙永，出纳溪、江安一线过长江；遂命已经驻防江津的“模范师”郭勋祺部三个旅等等移防，机动至泸州附近。这样一来，长江南岸泸州、永宁/叙永、纳溪、江安段至黔北赤水河地域，川军集中部署了12个旅、36个团。

刘湘、潘文化等，冲着朱总、刘帅和聂帅的“名气”，专门调整部署、集中作战兵力于一个方向，而且还“赌”赢了，亦可谓“神”来之笔矣！

至1月中旬，对即将“开局”的大战，川军不但“料敌在先或料敌从宽”，而且经过约六七周的“养精蓄锐”，还准备的十足充分；遂即，刘、潘命郭勋祺率本部和章安平、刘兆藜、范子英部，计6个旅、18个团三万余精兵悍将，取头尾相连“1.1.1”阵形，自川南前出至既定战场一一赤水河地域。

【注示：略十个月之后、于百丈关下，亦是在这拨“精兵悍将”骨干的带领下，川军再次重创了红四方面军…。】

毛主席说：打不赢就走……

1月20号，军委发布《北渡长江作战计划》明确：全军由松坎、桐梓、遵义经赤水/金沙、土城，夺取纳溪/泸州、江安之线各渡江点，以便迅速渡江。

在此前后，军委二局截获川军出动之电报一一时任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忆述：“…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字译成了`团'字，因而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两个旅的敌人，就不会去打了。”一一这是军委二局罕见的一次“失误”！

川军将校们的忆述，证实了孔石泉的说法：27号，首先与彭德怀、陈赓和董振堂等部激战的，是川军先头之“模范师”郭勋祺旅、潘佐旅的六个团、万余人；28、29号，又有“模范师”廖泽旅及另三个旅加入战场，共计6旅18团约三万余人。

28号深夜，党中央批准毛主席提议“撤出战斗”…。

基于错误的情报，红军作战指挥部署出现了“显著”的失策：

一是求胜“心切”：集中三、五两军团6个团+干部团“吃掉”川军两团五千多，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结果“枪林弹雨”“血腥暴力”一整天，方有些许“觉悟”；因“心切”，事实上毛朱刘等自己延滞/耽误了“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理性的正常发挥一一为此，毛主席曾多次公开的做过“自我批评”。

再是分兵：当时红军作战兵力略为15个团、约半数为千人以下的小团，总兵力不及一万半；一、三、五军团分别使用于赤水/金沙、土城两个方向，这是不小的失着。

令人钦佩的，是毛主席等于事后并未“甩锅”军委二局，还点赞他们是“照亮夜行路的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