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国民党军93军的军长刘戡接到密令,要求他调派魏巍,一名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前往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这份密令,实则隐藏着致命危机。面对蒋介石的指令,刘戡如何应对?魏巍又将何去何从?两位黄埔同学,命运将他们推向何种未知的边缘?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魏巍后更名为白天,生于1907年,湖南省隆回县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他的叔祖魏源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他的父亲曾任湖南造币厂副厂长,虽然职位尊崇但并不富裕,父亲去世后,家中财产纷争让他遭受了不少苦楚,这种经历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
13岁时魏巍离开家乡,到长沙接受教育,先后就读于几所学校,得到姐夫的资助和支持。1925年五卅惨案激发了他的政治意识,促使他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并在同年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成为林彪等人的同学。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黄埔军校提前毕业,魏巍被任命为见习排长。不久遭遇四一二政变,他逃离武汉,暂居上海。在这段时期他目睹了社会的动荡,加深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阅读了大量进步文献,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见解。
不久后受到同乡并且是黄埔校友的刘戡邀请,魏巍成为了他的副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魏巍勇敢地救回重伤的刘戡,此后被提升为参谋主任。随后,魏巍跟随部队参与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他对这样的内战感到疑惑和不满,最终决定离开,再次回到上海。
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大获全胜之际,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实行了一场针对共产党的政变,企图削弱革命力量。对此白天极为反感蒋的行径,选择暂时退隐,直至1929年,他受到唐生智在河南针对蒋介石的起义行动的感召,加入了这一抗议行动。
1931年,日本的侵华行动加剧,但蒋介石依然固守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白天于1933年被录取进南京陆军大学学习,1936年顺利毕业。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随着刘戡的提拔为九十三军的军长,魏巍也顺理成章地升任为军参谋长。当时九十三军驻扎在晋南地区,日军的持续进攻使该区域几乎成为孤岛,面临日益严峻的战略困境。
在这种危急时刻,魏巍向刘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模仿八路军的战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即使与大后方失联,九十三军仍能维持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刘戡认可了魏巍的建议,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决定利用国共合作的机遇,派遭巍前往延安进行实地学习。
魏巍抵达延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热情接待。毛主席在会见中赞扬魏巍的家族贡献,提到《海国图志》是开启中国人视野的重要著作。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得知九十三军的困境后,他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三国时期的魏延,暗示魏巍应坚定抗日的决心,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向日本投降的行为。
魏巍从延安返回后,得到刘戡的全力支持,迅速整合了当地的民间武装力量——红枪会,并将其改编为“九十三军别动队”,在晋南地区成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虽名义上归九十三军指挥,实际上魏巍已秘密在其中安置了多名共产党员,准备在适当时机全面转向。
此外魏巍在延安的学习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回到九十三军后,他向刘戡提议设立一个干部训练总队。这个训练总队开展了广泛的课程,魏巍亲自主讲《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并系统地引入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文献,深刻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预见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他坚信,战争最终将带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结束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
魏巍的这些进步观念和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40年末,当蒋介石在国内发起反共高潮时,九十三军内部的反共情绪也随之高涨。尽管魏巍多次劝说刘戡避免与共产党的冲突,但刘戡受到上级压力,坚持认为反共与抗日可以并行不悖。
这一年晚些时候,蒋介石下令九十三军进攻八路军在晋豫边区的抗日游击队。魏巍得知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游击队,并故意延缓了攻击命令的执行,使得九十三军的行动大受阻碍。当主力部队到达预定位置时,八路军游击队早已安全撤离。魏巍的这一连串行动最终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
在1940年2月的寒风中,随着刘戡将军的领导,第九十三军前往晋东南地区,执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战略任务。魏巍此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对八路军持有深厚的敬意和支持之情。在他的积极劝说下,刘戡开始对辖区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提供暗中支持,甚至将部分军需物资秘密提供给八路军。
不幸的是魏巍的行为并没有逃过敌方特务的眼睛,他的这些举动很快被密报给了南京的国民政府。结果军统以“调训”为名,实际上是计划将魏巍消除。刘戡将军作为魏巍的直接上级,不愿见才良被诬陷,因此向南京高层回电,借口“前线任务艰巨,魏巍不可调离”来拖延时间,并悄悄将电报内容展示给魏巍,同时送给他一匹马,作为送其怀孕妻子回家的掩护,实则让他有机会脱离危险,向八路军投奔。
魏巍在刘戡的帮助下顺利到达了他憧憬已久的延安,而刘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这一举动刘戡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并被剥夺了军长职务,被派往陆军大学接受“再教育”,同时受到胡宗南的暗中监视。
到达延安之后,魏巍深感自己已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决定彻底断绝过去,更名为“白天”,以此象征自己从黑暗的束缚中挣脱,迎向光明的未来。由此白天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脱离国民党,投奔位于晋豫边区的八路军游击支队,并被迅速安排至延安工作。在彭德怀与申伯纯的推荐下,他于194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了1942年春,白天已在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参谋处长,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解放战争期间,白天被派至东北,并在辽沈战役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国民党的60军虽然已经归顺我方,但其官兵仍旧存有深重的疑虑和不信任,担忧自己过去的身份会影响在新政权下的待遇。
为解决这一心理障碍,白天被委任为60军副军长,特地前往阐释共产党的政策,并以个人经历为例,讲述自己从国民党转投共产党后的亲身体验和成就。他的话语深入人心,有效地安抚了60军将士们的情绪,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白天以军事策略家的身份在军中受到尊重,他的理论作品《当前战役问题》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本指南在我军中引起了积极反响,甚至意外地落入蒋介石之手,蒋介石对其内容评价甚高,还指示手下广泛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统一军队的编制标准并表彰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们,中央军委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军衔授予仪式。考虑到白天在多年抗战中的杰出贡献,毛主席个人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然而,当这一决定传达给白天时,他却异常谦逊地找到毛主席,表达了拒绝接受的意愿。
面对毛主席的询问,白天坦承:“主席,相较于许多党内老战士,我加入党的时间较晚,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未能贡献更多力量。我的功劳与他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不觉得自己配享此殊荣。”尽管毛主席再三劝解,力图说服白天接受军衔以示激励,但白天仍旧坚持己见,坚决不接受。
1955年的授勋仪式如期举行,但白天并未出现在接受军衔的队伍中。彭德怀最初以为是毛主席忘记了白天,然而在询问明白后,才了解到是白天自己拒绝了。彭德怀气愤难平,立刻前往白天的住所进行“说服”。
彭老总一到白天的家,怒气冲冲地抽出皮带,似乎要亲自教训白天一番。面对彭德怀挥舞的皮带,白天被迫围着桌子逃跑,一边逃跑一边解释:“老总,真的不是我不尊重主席的意愿,而是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到配得上这样的军衔。
经过一番混乱后,彭德怀放下皮带,与白天进行了长谈。在彭德怀不懈的劝说和白天深刻的自我剖析后,白天最终同意接受一个较低的少将军衔,这在当时许多渴望更高军衔的将领中显得尤为异乎寻常,反映出白天的深厚谦逊与自知之明。
即便在1956年的授衔时,他依旧坚持相同的理由推辞,致使军委不得不将此事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亲自与白天进行了谈话,尽管毛主席极力劝说,白天依然坚持己见,态度坚定不移。彭德怀得知此事后,半开玩笑地与白天展开了一场“战斗”,两位老将虽未真格的动手,但也算是过了一番招。
最终在1957年的授衔仪式上,白天接受了少将军衔,虽然仍有不甘,但也算是对毛主席和彭德怀的一种尊重与妥协。此后,白天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的服务中,经常因工作繁忙而忘了用餐。
1973年,白天因病去世。生前他始终保持着低调谦虚的作风,甚至在最后一刻仍然叮嘱家人不要打扰乡亲,低调处理自己的后事。白天的逝世,尽管在他的家乡鲜为人知,但他的贡献和牺牲却为国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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