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春天，与罗竹风、刘锡诚拉家常的那个中午

□许志杰

一直感觉刘锡诚先生比我年长不了多少，因而总有刘先生还年轻的印象。得知刘先生8月22日在北京去世，看生平才知其实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家。想起认识刘先生的机缘巧合，掐指一算，可不是吗，竟也超过了31年。那年刘先生58岁，各项事业进入丰收季，路途平整，人也充满朝气，看上去很是年轻。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而意气风发的刘先生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年轻的刘先生成为我对他不变的记忆。

记得那是1993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山东文联等单位在济南举办“田仲济杂文研讨会”。田仲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学术界、杂文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任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40多年，曾担纲副校长等职，桃李满天下，影响深远。在田先生86岁时为他举办个人杂文研讨会，自是学术界一大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杂文家60多人参会，往来无白丁，一时名流聚泉城，整个城市星光灿烂。

因工作关系，我有幸忝列山东杂文行中，受田先生等大家关照，亦步亦趋，滋润成长。研讨会前，田先生亲自打电话让我到家里拿会议通知。当得知参会者有罗竹风等大学者时，向田先生提出可否引见于我，获得当面讨教的机会。田先生说外地来宾都住山师招待所，又取了一张外地来宾住宿房间安排表给我看，让我见了罗先生就说是他推荐的。

研讨会正式开会的时间是20日至22日，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每个人都是带着一肚子要说的话来的，发言的人滔滔不绝，听者聚精会神，不知不觉就拖堂过了吃饭的点。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有的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有的是闻其名未见其面的心仪之人，会上言犹未尽，会后接着谈，我这等小人物根本插不上话。

眼看时间飞逝，日程过半，有点来不及的紧迫感，于是，第二天瞅着午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我轻轻敲响了罗竹风先生的房门。未等我说话，开门的先生却先开了口：请问小伙子找谁？

虽然之前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罗竹风先生，但1981年秋天山东大学校庆，作为校友，罗先生到济南参加了相关活动。那时我正在山大历史系读书，很激动地参加了庆祝大会，当吴富恒校长介绍罗先生的时候，看到他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微胖的身材，花白的头发，气场很足，年龄在70岁上下。可是眼前这位给我开门的先生，瘦挑挺拔的高个儿，黑色头发，比记忆中的罗竹风先生年轻不少。

我说，我找罗竹风先生。

话音未落，只听见房间里传出“我在这里，请进”的声音。

进了房间，坐在椅子上的罗竹风先生起身迎接，我快步上前，首先亮出田仲济先生给我的“尚方宝剑”：“我是齐鲁晚报副刊编辑，田仲济先生介绍来的……”情急之下竟忘了自己叫什么了。

罗先生问：是田先生的学生吗？

我脱口而出：不是，是您的学生。

上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罗竹风担任教务长，他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参与创办著名学术杂志《文史哲》，文史不分家，我说是他的学生有点攀附之嫌，却并不为过。

罗先生笑着表示认可，接着给我介绍开门的先生：那是刘锡诚，山东昌乐人，我们北大校友，读外语系的俄语专业，以及《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书记、著名作家、评论家等。

这时候我也想起自己姓甚名谁了，并自报祖籍山东潍县，罗先生接着说，我们三个都是老昌潍地区人，我祖籍在平度，属于昌潍地区，1983年才划到青岛市。罗竹风先生还开玩笑说“这叫骨肉分离，但我们感情还在”，说完自己笑了起来。这句话我记忆很深，至今不忘。

三个老乡凑在一起，拉家常似的，话题自然就多了，从家乡的风俗习惯到这些年的变化，再从离开家乡时的记忆片段到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可说的实在太多。

刘先生说他老家的村子离齐国建都的营陵也就几十里路，离胶济铁路和县城昌乐十多里地。

罗先生讲他老家在著名的大泽山下，属于丘陵地带，虽然他年纪不大就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但是后来回乡参加抗日战争，并被选为平度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打游击，跑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每个村几乎都能叫上名字，现在还记着很多。

罗先生说，平度的很多人过去出行坐火车都是到坊子或潍县（今潍坊站）火车站。忘记是哪一年了，他曾经到坊子火车站坐火车去济南，还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夜。当时的坊子小镇很热闹，有很多洋房。

我说我曾经在坊子读过五年书，那里的小街小巷不知走了多少遍。

刘锡诚先生说，他坐火车也曾经路过坊子站，站房很好看，可惜没有下车到里边看看，但在月台的售货车买了两个肉火烧，味道非常鲜美，想起来还想吃。

说话间，其实我几次想打断关于家乡这个话题，留一下通讯地址为以后联系约稿方便之用，好留一些时间来让两位先生休息会儿。可是，说到家乡这个话题太让人牵肠挂肚，又是三个居家不远的老乡聚在一起，两位先生兴致盎然，实在无法阻断，只能继续下去。

这时候，吕家乡先生推门进来。吕老师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相识多年，他也是我做编辑的报纸副刊作者，他还是罗竹风在山大任教务长时的学生，相知相熟已有多年。原来，下午开会的时间快要到了，吕老师是来喊着两位先生去开会的。

我几次表达歉意，两位先生却说，老乡见老乡，想说的话太多，不用休息。

我赶紧抄下先生的通讯地址，又拿出相机，麻烦吕先生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也成为我珍藏的老相片中最为宝贵的纪念。

本文作者与罗竹风先生（右）、刘锡诚先生（中）合影。

出了房间才知道，原来这间看上去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客房，竟然拥挤地住着两位先生，且都是学术界大佬。罗先生任职《辞海》常务副主编、上海市社联主席，刘锡诚先生负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日常工作，按身份与地位当然可以安排单间。但看不出两位先生有什么不悦，可能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单间、豪华的概念，住得下、睡得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个与罗竹风、刘锡诚两位先生拉家常的中午，让我难忘。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两位先生，但我们之间的老少情谊，通过书信的来往更加密切。

不幸的是，就在这次“田仲济杂文研讨会”结束后，罗竹风先生从济南乘火车去青岛小住几天，感觉身体不适，匆匆赶回上海查体，发现已是癌变晚期，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三年后，罗先生逝世，享年85岁。

2018年，在与罗先生相识25年、罗先生去世12年之际，我有幸成为由柳斌杰先生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家·罗竹风》一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当年与罗先生、刘先生拉家常的情景时时出现在眼前。

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几十年来究竟留下多少脚印呢？从幼小、少壮到老迈，脚印即使是凌乱歪斜的，其中也必有轨迹可寻。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不妨从他所写的文章中加以探索，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说法，都还是有点道理的。”

读到这里，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作为全书的结束：“淡淡几笔，犹如一片云，轻飘而去，消失在苍茫的天穹——这就是罗竹风。”

该书出版后得到业内人士尤其是罗先生后人的赞许，使我一直悬着的心有了着落，感觉没有愧对罗先生对自己终生事业的执念与追求。

离开济南之后，刘锡诚先生就不断给我所在职的报纸提供好读的稿子，前几天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仅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就发表了七八篇散文随笔，其中就有《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我的本命年》等这样深受读者喜爱的佳作。

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发生变化，不能再为刘先生做编辑，分享“第一读者”的快乐与幸福。但我始终关注着刘先生的动态，尤其是学术动态，每有新作问世，总是千方百计淘到，先睹为快。《刘锡诚序跋书话集》《刘锡诚口述：我与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刘锡诚散文集：芳草萋萋》《编辑手记：在文坛的边缘上》以及《中国民俗文化丛书：灶王爷传说》，都是我的案边书，顺手翻几页，总有一些启迪入脑入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源泉。

想起那个春天里阳光明媚的中午，两位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好似又看到先生和风宜人的笑容，听到他们沁人心脾的笑声。想起那间狭小的客房，大师风范，尽在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

（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