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我来谈谈卞仲耘有没有在土改中害人杀人——由宋彬彬去世引起的话题

当年负责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事务的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告诉笔者，人民日报编辑部成员没有参加1947年下半年在当地的土改，报社领导对当地土改中“滥杀滥打”的做法也明确表示“不赞成”，要求编辑部成员不参与。

9月16日，“红8月戴袖章人”宋彬彬走完了77岁的人生之路。她的离世又一次引发人们对1966年“红8月暴行”的记忆和讨论。这年8月5日，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云被该校女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8月”中第一个殉难的中学校长，而且死于一群女学生之手，当年该校学生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宋彬彬与此有关联。

在宋彬彬离去导出的网络文字中却又一次出现“回旋镖”描述，说卞仲耘在1947-1948年间的土改中迫害甚至参与打死多名地主，因此暴力“回旋镖19年后伤及自身“云云。

友人王明远先生就此与我交流后推出文章，旨在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卞仲耘在土改中曾有事如此。他的“阜成门六号院”公号发文后，不少朋友和读者向我继续求证。为此，我愿意进一步加以阐述，统一回复，毕竟我和卞仲耘、王晶垚前辈有比较接近的关系，但主要在于曾对他们的历史做过专题研究。

（1946年5月，河北邯郸，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工作场面，照片中间的年轻女编辑就是卞仲耘。 高帆摄、张磐石收藏、张志钢提供）

1.人民日报编辑卞仲耘处于这张照片中心

卞仲耘（1916-1966），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1月加入中共，1946年5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参加了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今天的《人民日报》的前身。

这张照片，可能是她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始工作后的第一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的，是当时的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干部、后来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高帆。

可以从这张照片开始来认识卞仲耘。

2.你和卞仲耘有直接接触吗

回答是：没有。但我和卞仲耘前辈的丈夫王晶垚多年交往，有专题访问，撰写了专文发表。

我的父亲钱辛波，和王晶垚、卞仲耘前辈夫妇（本文所述进入历史范畴，因此直接书写他们的名字），是1942-1945年间燕京大学同学，在校时就认识，建国以后重逢于北京。

我没有见过卞仲耘。上世纪80年代之初来到北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父亲慨叹，劫后重逢，许多燕大同学阴阳两隔，其中就有卞仲耘。

90年代后期，我着手专题研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由父亲介绍拜访了王晶垚，他和卞仲耘一起，参加了1946年5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办。

在访问王晶垚过程中，逐渐知晓了卞仲耘的经历，撰写了《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发表在2006年某期《炎黄春秋》杂志上。

在此期间，我多次到河北武安市，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作当事人采访和田野调查，对卞仲耘、王晶垚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有所了解。

3.卞仲耘参加过武安当地的土改吗

回答是：短期地参加过，是在当年的驻地河北武安县河西村。正式参加土改的时间是1948年1月至2月，可由卞仲耘1948年1月至3月间写给王晶垚的信中得到证实。

她在当年1月18日的信中说，土改学习“今天结束”，“我被派在河西（女同志都在河西），郭渭同志为村长（原文如此，疑为“队长”的笔误——本书作者注），明天开始工作，一面学习《土地法大纲》及毛主席的报告一面工作。”

她又在2月22日的信中说：“我们阴历正月十六（公历2月25日）就要换班了，我恐怕要上班（指回编辑部工作——本文作者注），现尚未决定。”但随后就确定了，卞仲耘离开土改工作队回编辑部。

（1948年5月，在河西村的两位人民日报女编辑，左起宋琤、予晓林 ）

她参加土改的时间不足40天。还要说明的是，卞仲耘于1946年8月生下第一个孩子，丈夫王晶垚在1947年3月调往在涉县的“临时新华总社”，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这段时期基本上都在编辑部驻地河西村生活和工作。

4.卞仲耘是否在土改中迫害他人乃至致死

回答是：检索过去20多年积累的历史资料，我没有发现卞仲耘参与此种行为的任何信息。从所有已知资料和文献中，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她没有。

那么应该反问，网络文字中出现这样污名化卞仲耘的骇人听闻的致罪情节，哪一个是有证据的？有哪一点是出自历史文献的？如果没有，那么是不是恶意捏造？

5.卞仲耘有没有经历过土改中的“滥杀滥打”

回答是：亲身经历过（但是她没有参与或者亲自旁观这些行为——编者注）。其依据是她的当年同事、人民日报资深编辑宋琤受访时的口述回忆。

宋琤说，卞仲耘分娩后来到河西村，请当地一位老太太帮助带了一段时间孩子。后来，头一天老太太来了，第二天没有来，一打听，说村子里土改，说她是“地主婆”，一阵乱打，把她打死了。

这件事惊吓了卞仲耘。宋琤说，卞仲耘的家庭出身就是“工商地主”，父亲是安徽无为县第二号富户，商会会长。卞仲耘还面临一个问题，她于1941年1月入党后，即发生“皖南事变”，党组织联系人要她立即离开陕西。卞仲耘到成都后和单线联系的入党介绍人失去联系，也就失去了组织关系。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她要求恢复组织生活，却一直在审查之中，原因之一就是“家庭出身”。

宋琤回忆，卞仲耘和丈夫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有较高文化修养，英语程度较高，编辑部同事打趣说，“来了两个小洋人”。 从他们的品行来说，是厌恶打人骂人的。我的父亲钱辛波也曾回忆，卞仲耘是燕大校园中性格温和、开朗的女同学。

6.卞仲耘对土改的态度很大程度受报社领导人影响

回答：卞仲耘对土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思想认识。当年负责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事务的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告诉笔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成员没有参加1947年下半年在当地开展的土改，但报社领导对当地土改中“滥杀滥打”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要求编辑部成员不参与。

1947年1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土地会议”，决定开展“土改复查（纠偏）”，人民日报编辑部积极贯彻，组成了3个工作队参加1948年2-4月在河西村、赵庄、十里店村的“复查纠偏”，纠正前段土改中过左的做法，更是禁止“滥杀滥打”的。

有这样的制约，卞仲耘要在“土改”中出现激烈态度是难以想象的。

（20世纪50年代初，身在北京的卞仲耘 ）

7.你的记述会被认作是一面之词吗

回能是：完全可能，是可以想见的。“我这一面”提出上述看法是依据过去20多年间积累的获知。我还将继续保持关注并希望看到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文献记载或实证，我愿意随时根据实证依据修正过去的观点。

这样说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能够做到逐月了解卞仲耘在土改中的活动，在论据密度上存在不足。希望看到有志于此者作出努力获得更多成果。

8.如何看待对卞仲耘历史的恶意捏造

回答是：不管卞仲耘有什么样的经历，都不能成为突然将她殴打致死的理由。她死在一群女学生手下或脚下，表明文革一经发动就显示出的疯狂和恐怖。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企图为这场浩劫“洗地”，将一些“正当化”理由添加到这场大劫难身上，以减轻它甚至是自己的责任。无中生有地将“回旋镖”情节捏造到卞仲耘身上，正属于这样的做法，是企图用捏造来抵消实证、来淡化历史罪证。这同样表明，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遭受“文革”劫难，既有深刻的动因，也有广厚的土壤，还必须警惕再一次遭受其苦难的威胁。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其拥戴者和“洗地”人，是“回旋镖”情节制造者得以产生的根源。

“回旋镖”说的产生，是一种企图转移人们审视目光，借以掩盖事情真相，或多或少地开脱劣迹的行径。它的出现是为了否认：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