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钱穆的《国史大纲》水平很高，但我有点消极评价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有一些学者个人撰著的、真正的通史性著述的。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的，首先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部书内容简明扼要，著述的水平也很高，现在有新印本，是很容易找到的。

钱穆先生学问很好，用现在学术“市井”流行的话讲，当然是“大师”级的学者。这部书写得很好，主要好在书中充满了钱先生个人的学术见解，处处透露出他的学识和智慧，而且这些见解大多还都很深刻，眼光相当通贯，非徒纂录排比史事者可比，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不过在向各位积极推荐这部佳作的同时，我也在这里谈一点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供各位朋友参考。

所谓“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当然不是指它成书已久，无法体现学术界后来的新进展，特别是考古学的新发现，我是指钱穆先生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当时，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上很多人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与崇尚，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后来也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卫道士的面目，著书立说，讲学布道。

他的著作，近年在我的国大多都已重印发售，追捧的人很多，甚至可以用“风行于世”这句成语来形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钱穆先生这种观点和态度，一定是很认同的。

我在这里想向各位谈一下我的看法，也正基于这一情况；是因为钱穆先生这种观点和态度时下在中国很受欢迎，所以才觉得有必要和各位谈谈我的看法。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五四运动奠定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这就是大力阐扬来自西欧北美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这就是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

理性的思考，应该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些传统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既然近代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诸以往的传统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形态的主体内容，也必然要有与之匹配。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不管是先秦的孔孟儒学，还是宋明时期朱熹、王阳明的理学和心学，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非但不能成为救世、治世的良方，还早已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梏。

我们大家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一个整体，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无法剥离开的，不能只挑一项享用而把另一项扔到路边的垃圾堆里。

钱穆先生这样的历史观，当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必须性，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很多珍贵内容，让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矫正西方文明的很多弊病。

但是钱穆先生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不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只能是众多文化构成要素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

我们学习历史知识，除了丰富文化生活，使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姿多彩之外，还会通过了解历史，来更好地体会生活的意义，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向。历史合理的发展方向，总是向前的，就像前朝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样的趋势，既不能以国家机器的暴力来阻止，更不能用落伍的传统文化来拦截。这样的潮流，即使暂时被某种强力堰塞，终究也是要一溃千里的。因此，我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受到钱穆先生这些观念太多的影响，以便在阅读他的《国史大纲》等著作时能够得到更多积极的收获。

另外各位朋友在阅读这部通史时还要适当注意，钱穆先生这部书的高明，就高明在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在这样的通史中讲一讲虽然很好，若是作为比较确定的学术观点，往往还需要做很多具体的论证，而在具体、深入的论证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需要订正的地方。

尽管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但钱穆先生的这部《国史大纲》，这一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钱穆先生其他一些著述，除了早年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这方面的特点也都比较突出。因为现在他的书在中国大陆比较通行，所以我建议大家适当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