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救命恩人要被处决，周恩来忙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必须枪毙

蒋介石麾下的军统可谓是恶名远扬，其由前身复兴社衍生而来。

而复兴社以蒋介石黄埔出身的亲信们为主，其中尤以“十三太保”声名狼藉。

一九二七年，惨绝人寰的“四一二”政变爆发，上海驻军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在那血色旋涡，周恩来几经辗转，不幸落于国军之手，囚于闸北宝兴里的庙宇。

然而，十三太保中的一人，出人意料地救下周恩来。

文夕大火余烬未熄时，此人竟面临蒋介石的枪决。

周恩来闻讯赶往求情，却遭蒋冷言拒绝：必须枪毙。

救过周总理，救过华克之

一九三八年底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曾是一片繁华，然而国民党军警以蒋介石的名令，狂纵火焰，借口“焦土抗战”，竟将城市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11月13日凌晨二时许，平静的长沙被一声急促的警钟撕裂夜幕，紧接着便是火光冲天，烈焰如洪水猛兽，一夜之间便将全城吞噬。

街道成了火海，居民们慌不择路地逃命，哀嚎声、爆炸声此起彼伏，一时间长沙化为人间炼狱。

灾难过后，长沙80%的房屋化为灰烬，包括北正街、坡子街在内的五百九十余条街巷俱为废墟。

连湖南省的重要政府机构、学校、银行无一幸免，仅有数栋洋行和教会医院独立于火海之外。

此灾，人员伤亡逾三千。

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此火，史称“文夕大火”。

大火后，国内舆论大咤，重庆当局被推向风口浪尖。

蒋介石在舆论汹涌中不得已亲下批示，急于平息民愤。

当年12月8日，蒋介石将怒火指向三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山昆、长江市公安局长文重孚，令以枪决处之。

然而，谁不知此乃蒋介石亲手策划之事？正是他，于同年12月9日密令张治中，将长沙付之一炬。

张治中得命后，不得已传令于酆悌等，不料此三人竟成替罪羊。

酆悌之死，可谓冤枉。早在一年前，蒋介石便对其心生不满，盘算着将其除去，但因抗日形势紧迫，多方考虑，未曾动手。

此次“长沙纵火案”恰逢其时，成了蒋介石斩除异己的绝佳借口。

酆悌，湖南湘阴的子弟，生于一九零三年，家境尚可，早年在湘阴师范受教。

岁月荏苒至一九二四年春，他南下广州，闯入黄埔军校之门，与陈赓、左权、曾扩情等同窗共学。在宋希濂的引荐下，酆悌入了国民党之列。

从黄埔毕业之后，他凭借严重的推荐，涉足军队政治工作，以其文才和机敏，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记得蒋曾亲召他一见，且赠以签名的戎装照，意在笼络其心。

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酆悌年仅二十三，便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的代政治部主任，薛岳是他的上司。

六月，他又担任黄埔同学会的干部委员，与康泽、贺衷寒等人关系密切。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酆悌所在的第一军一师、二师及第三十三军纷纷卷入这场屠杀。

酆悌虽忠于蒋及国民党，却对蒋的残暴手段心存疑惑。

正值“四一二”政变之际，不幸的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被捕，被关押在闸北宝兴里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此处临时作为团部。

师部内部对如何处置周恩来议论纷纷，副师长提议暂时拘押，待师长薛岳病愈后决断。

酆悌整场争议中只是沉默。

他与周恩来在黄埔时有师生之谊，深知周的卓越才华，内心极度钦佩。

他实在难以忍受眼看着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被害，心中万分纠结。

个人的力量似乎渺小，但他也明白，历史的见证者并非只有英雄，还有那些在关键时刻作出抉择的普通人。

酆悌，面对着一次艰难的选择。

酆悌终于在黄昏时分踏上前往宝兴里天主教堂的路，心中满是纠结与忧虑。

他思绪万千，终决定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此保全对方性命。

这个计划固然不尽人意，但在当前紧急局势下，似乎也只能作为权宜之计。

抵达那被士兵戒备森严的教堂时，天色已晚，灯光昏黄。

鲍靖中等几位军官见酆悌来到，脸上的表情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

原来，鲍靖中与其他几位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对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尊敬。

事实上，他们已秘密商议，打算以押送周恩来至师部的名义，途中找机会将其安全释放。

鲍靖中见酆悌突然出现，心中惶恐，以为计划泄露。

酆悌察觉到这些同学的紧张，内心不免也是一阵猜疑。

但他大度地决定装作浑然不知，只是随意询问了一些关于团里“清共”情况的琐事，然后告辞离开。

他的离去仿佛给了鲍靖中他们一线生机。

不久后，周恩来便被他们秘密释放，从那危机四伏的境地中脱身而出。

到了一九二八年春，事态又有新的发展。

中统特工居然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并秘密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中。

酆悌得知此事后，情同手足的义愤填膺，他决不允许朋友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于是，他不惜与CC系闹翻，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人脉，暗中策划并成功地将华克之从牢狱中保释出来。

逐生间隙，借刀杀人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酆悌已晋升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少将组长。

可却未曾预见，他当年在上海“清共”时期知情不报、纵容下属将周恩来释放的行为，竟被一位姓刘的挚友密报至军统掌门人戴笠手中。

此事一经蒋介石耳闻，使他震惊不已，对酆悌的忠诚产生了剧烈的怀疑，心想此人虽才华出众，却不宜再授以重任。

考虑到酆悌手握不少党内机密，蒋介石暂时按兵不动，待机行事。

过了不久，酆悌便被从侍从室调离，转任军委会第六部总务厅厅长。

酆悌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工作调整，毕竟总务厅长亦是个不错的职位，未曾察觉到戴笠早已命军统特务对他展开了秘密监视。

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酆悌被派往德国大使馆担任陆军武官，三月初，他荣获少将军衔。

对此，他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写下一封满载忠心的信件，誓言“反共到底，为委座分忧”。

同年夏季，酆悌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军委会侍从室政工组长。

但他卷入了复兴社与政学系的权力争斗，对杨永泰、张群心生不满，竟雇用杀手意图除掉二人。

此事一败露，加之戴笠等人向蒋介石密报其纵容下属放走周恩来、暗中保释华克之等事迹，蒋介石闻听后大为光火，从此不再将酆悌视为亲信，而是将他从侍从室调离，并曾一度考虑将其除去。

但由于抗日战争的激烈，蒋介石分身乏术，这才未能立刻采取行动。

蒋介石对酆悌的不信任已成定局，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酆悌被调往湖南省第二区，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坐镇常德。

此地虽重要，但对于酆悌的过往履历来说，与被发配边疆没有多大区别。

酆悌作为一位军人，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办事勤勉且果敢，对打击汉奸、维护地方安宁不遗余力，确曾有过一些功绩。

在生活中，酆悌却有着另一面的洒脱，他偏爱平常便装，驾车外出时，车上总会有一位身着阴丹士林蓝旗袍的美貌小姐相伴。

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年代自是颇为引人侧目，议论纷纷，然而他似乎习以为常，继续我行我素。

一九三八年九月，酆悌身兼数职，一时成为省府委员，随后又担任长沙警备司令。

这一年，长沙的大火令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据抗战时期陈诚部情报处长张振国将军上世纪末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曾担任处决酆悌等三人的监斩官。

在执行前，他曾单独提审酆悌。

酆悌坦陈，当大火兴起之时，他正沉睡于家中，是被急促的叫唤声惊醒，对于突如其来的大火感到困惑与惊疑不已。

在特别审判委员会的审判中，酆悌面露难色，频频叹息，但未将责任推卸给其他人，甚至在口供中书写“一切责任由我全负”以示承担。

在他被判决后，张治中曾与他单独会面，究竟谈论了何事，张振国无从知晓。

最初，审判只判给了酆悌十年徒刑，文徐二人亦各受判刑。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当蒋介石来长沙视察，并接到判决报告后，他立刻提笔，在判决书上冷冽地加上了“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八个大字。

此时，周恩来得知酆悌即将面临枪决的命运，急忙向蒋介石说情，希望他能够宽大为怀，宽赦酆悌的罪行。

然而，蒋介石的心意已决，无论周恩来如何恳求，都未能撼动他的决心。

蒋介石本就对酆悌不再信任，有了杀心，此次大火不过只是顺水推舟，借刀杀人罢了。

他有自己的坚持

在湘北农家出身的酆悌，因缘际会及其自身才智，跻身于蒋介石早年的得力干将，成为国民党内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那才情横溢，胸怀器识，令人刮目相看，但心机城府不足，于是在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中渐渐失宠。

酆悌的命运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逐步展开。

相比于国共两党的杰出人物如张群、张治中、周恩来等，他显得更为单纯，更加直率。

这种本性，使他在政治斗争的千丝万缕中显得不够机敏，也成为他人生悲剧的导火索。

1949年，张振国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才有机会揭开了一段酆悌生命中的谜团。

他得知，那位一直陪伴在酆悌身旁、在他临终时悲痛哀哭不已的美貌少女，其实是酆悌的侄女儿。

这一发现使得酆悌生平的面貌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酆悌，虽身为国民党的将领，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但在国共两党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他的理解始终停留在表面，未曾深究其根源与实质。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党争不休，朝合夕分成为常态。

然而，酆悌的人性某些时候却超越了党性，他情重义深，常在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彰显其人的本色与操守。

酆悌作为长沙警备司令，面对长沙大火的责任追究，他没有选择推诿躲闪，而是展现了罕见的勇气与担当，坚持“绝不推诿”的态度，毅然承担起了惨痛后果的全部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他35岁的年纪，为他的生命划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如世人所评价的那样，他确实不失为一条好汉，一位真正的男儿。

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酆悌坚持守土有责，积极投身于抗战，展示了不凡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的行为与选择，虽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束，却也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矛盾与挑战。

历史的评价应当全面，对于酆悌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记其忠诚与牺牲，而不仅仅是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