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出走的决心，遇见整个世界

◎章旭

《出走的决心》这个片名，显然与经典的“娜拉出走”形成了互文——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中，讲述女主角娜拉因看到婚姻虚伪的真相，而凛然出走。多年以后，鲁迅先生发问：“娜拉走后怎样？”他在演讲稿里写下了那个时代的回答：“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电影则给出了这个时代的回答：娜拉出走后，遇见整个世界，不必再回来。

《出走的决心》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女主角的原型叫苏敏。苏敏的出走，将很多中国传统女性看似安澜的婚姻生活，狠狠撕开了一道口子。于是，这不仅是苏敏的故事，还映照出中国许多女性的一生。影片中，女主角的生活，是在与丈夫、父亲等男性角色，与女儿、母亲等女性角色，以及与自己的复调式的“对话”中展开的。

压抑，“天经地义”被预置进人生

影片开场，便是李红（咏梅饰）婚姻日常中最平常又最不堪的一隅：丈夫（姜武饰）叱责她把本该煨汤的鱼红烧了，而她沉默着。这种沉寂和喧嚣的对峙，几乎贯穿了影片中她与丈夫相处的全部片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中，丈夫会因为妻子买了不实用的花瓶而冷嘲热讽，会因为妻子不愿意陪亲戚喝酒而横眉立目，会因为妻子偶尔的反驳抗争而暴跳如雷……他似乎永远居高临下，有一种不知所起的权威感与宰制欲。于是，镜头间所涌动的紧张与压抑渐渐将观众吞噬，而这种窒息感又让不少人或多或少地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或者男性长辈。

与膨胀的“存在感”相对的，是丈夫在某些领域的彻底退避，比如照料孩子，比如做家务。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发现了这些领域的“压榨”本质：“对于女性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影片中，厨房与阳台几乎成为李红的专属空间，她被封锁在那里，正是那两道门隔开了她与丈夫的世界。在外部更开放性的客厅、餐厅空间里，丈夫吃饭、聊天、玩乒乓球，还时不时大声地对处于另一空间的妻子发号施令。丈夫常说：“谁家女人不生孩子不做饭啊，你比人多干了啥，你告诉我！”是的，在丈夫的意识深处，妻子作为女性已然先验地被摆置进了某种处境抑或命运之中，生儿育女、洗衣调羹是妻子的天职，而任何质疑、抵牾都是一种僭越。

丈夫之外的其他男性角色，同样默认着这种女性被预先设定的处境。于是，为了弟弟，父亲让李红放弃高考、走入工厂；中年之后，李红在弟弟工厂打工，弟弟拖欠工资却认为姐姐找自己讨要工钱就是薄情寡义。那一句被时常提及的“你是长姐”犹如咒语，驯化着也改变着李红的一生。

同盟，女性意识的流动与生长

与丈夫面对李红困顿苦闷时的不屑与缺席不同，女儿在李红陷入生活的泥淖时是常常“在场”的。她清楚地“看见”母亲的痛苦、压抑、挣扎、绝望。于是，她劝母亲离婚，会警告父亲“别这么和我妈说话”，会鼓励母亲买下心仪已久的红色长裙并支持她“云游四海”......在李红几乎被周遭男性恣意释放的压迫性“噪声”湮没时，女儿为她带来氧气，使她不至溺亡。

影片中的母亲和女儿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共同体。女性的境遇天然地具有某种可通约性，从来不是孤绝的，而是可复刻、可传递的。于是，代际间命运的暗合，为女儿真正“懂得”母亲提供了可能——李红在下岗期间沦为丈夫口中带娃的“家庭妇女”，而女儿失业了，女婿亦云淡风轻地安慰她“正好也在家歇一歇，带带娃挺好的”，这种相似的遭际，让女儿对李红生出更加切身的理解与悲悯。

同时，当女性共有的命运绵延融汇着将女儿笼罩，也会催生女儿更加强烈的反抗意志。当女婿轻飘飘地说出那句：“妈妈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女儿会反击：“你们男的咋不伟大伟大呢？”她抗拒着母职神圣外壳下的道德绑架，抗拒着女性被规定的存在样态。而李红亦把对于更加自由、更加独立的渴望投射到了女儿身上，“我的女儿一定得比我过得好”“以后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至此，母亲与女儿完成了双向的庇护与支撑。

但李红作为女儿，与自己母亲的双向支撑与共同反抗却是断裂的。当她为了买车向弟弟追要欠款时，母亲劝她：“你是他亲姐。”她反诘母亲：“你也是女人，你也当过姐，也当过女儿，这公平不？”母亲只是呢喃道：“记得小时候，我娘给我弟蒸白面馒头，我就吃窝头，我从来没意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母亲彻底被固有观念束缚，于是她与李红之间无法结为“同盟”。

通过将母亲和李红，李红和女儿这两对“母女”进行对读，影片叙写了女性代际间性别权利意识的流动与生长。李红的母亲作为传统的一代，成为性别不公的受害者与顺从者。李红的女儿作为现代的一代，呈现出女性独立的抗争姿态。而李红作为过渡的一代，则处于顺从与叛离的撕扯之中，她的复杂性与自反性也是一种时代症候。

出走，去享受“为自己而活”的时光

李红的前半生有过两个梦想：一次是十八岁时梦想考上大学，走向外面的世界；另一次是遇见丈夫，梦想通过婚姻，逃脱原生家庭，获得幸福。而这两个梦想，都没能实现。

过了天命之年，李红有了自己的第三个梦想：出走。她第一次有“出走”的念头，是在得了抑郁症后一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游荡时，在那段短暂而恍惚的“为自己而存在”的时光里，她偶然知晓了自驾游这个新事物。冥暗的生活骤然间有了一个出口——或许可以走出去，“看看日子还有没有别的过法”。

于是，李红开始学车、买车。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讲道：“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讲道：“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也就是说，女性要抗争，首要的便是实现经济独立。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红的汽车，就是那“自己的房间”，是对“阳台”这一表征着“无偿劳动”的客体性空间的倾覆，是一名女性走向自由与解放的勇气的具象化。

但她“出走”的决心，却因女儿请求她照顾外孙而受阻。她又一次妥协了——一如她此前人生中的无数次妥协一样。之后又是日复一日的等待与忍耐，然而这份生活的消磨已经超出了她承受的极限。终于在那个家人多喜临门、把酒言欢，只有她困于家务和照料外孙的夜晚，李红身体里埋没在“女儿”“妻子”“母亲”身份之下的绝对本我彻底绽出。她对全家人喊出“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她下定了“出走的决心”，撞碎了母职的观念枷锁，人物也因此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感。

决心“出走”，因为“总会有路”。是的，此后自驾的路，带着她向所有被别人规定好的生活告别，带着她冲出重重桎梏去寻找生命的本真，并终将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主体性的“人”。娜拉对丈夫说：“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当作为“人”的娜拉决定出走，她遇见的，会是整个世界。

影片最后，李红穿上红色长裙，来到十八岁时曾心驰神往的“远方”。红裙的李红，和十八岁的自己遥遥相望，那是影片最明媚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