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邓颖超立下遗嘱，嘱咐侄女：用周恩来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

前言

1982年11月，邓颖超委托工作人员和所在党支部，办理自己身后的一些安排：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书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另外，邓颖超还对侄女周秉德嘱咐道：“我死后，你一定要保证给我穿上平时穿过的那套旧衣服，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

图|周秉德（左一）

初次见面，叫邓颖超“亲妈”

1949年上半年，在北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周恩寿，与哥哥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大女儿周秉德小学毕业在即。周恩来当场就说：“把她接到北平念中学吧！”

周恩来知晓他这个弟弟在北平学习，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所。就这样，12岁的周秉德跟随父亲，从天津出发，前往北平。在火车上，周秉德靠在爸爸的身上，仿佛看见了微笑的伯父伯母，正从一座宽大的白色小洋楼里走出来迎接她。

“兜兜，想什么心事呢？”周恩寿看着发呆的女儿问道。

“爸爸，我已经12岁了，到北京该上中学了。你别叫我兜兜了，叫我大名秉德，不然伯父和伯母会笑话我的。”周秉德一本正经地说。

从此，“兜兜”这个名字就留在了天津。

图|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

当天，在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的带领下，周秉德来到了中南海。

为了让周秉徳熟悉环境，成元功边走边向她介绍：“中南海过去是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和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为‘中南海’。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是丰泽园，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南边就是周总理的住所了。”

听到这话，周秉德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毛主席她是有印象的，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主席的像，而且毛主席是共产党最大的官，能和毛主席当邻居，怎能不兴奋呢？想到这里，周秉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伯父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他一见到周秉德，亲热地把她拉到身边，笑着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

“大爷好！”周秉德按照天津的叫法称呼周恩来。听到这声“大爷”，卫士长又学了一声，周恩来被逗笑了，周围的人也跟着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来接着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替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毛主席伯伯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图|周恩来和周秉德的合照

令周秉德感到惊讶的是，周恩来伯伯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给人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8月28日，周秉德跟随伯父周恩来到北京站去接伯母。

“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邓颖超笑盈盈地说。

周秉德说：“是呀，大妈你好。”她按照天津人的习惯，第一次见到伯父叫“大爷”，看到伯母自然叫了一声“大妈”。邓颖超跟周秉德说叫她“七妈”就可以了。为何叫“七妈”？是因为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可周秉德却听成了“亲妈”，后来就那么叫，连弟弟妹妹也跟着叫。邓颖超起初没在意，直到有一次周秉德给邓颖超写信，抬头是“亲妈”。邓颖超回信说：“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

周恩来、邓颖超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都倾注到了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他们自然疼爱万分，把周秉德看成女儿一样。

图|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左一）姐弟的合影

9月份开学季，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师大女附中，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随着天气转凉，周秉德从天津来带的两身花衣裙显得很单薄。卫士长成元功骑着自行车带着周秉德去王府井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

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小西套完工了，周秉德穿上很合身。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成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上另一套黄色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了便皱了眉头：“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

邓颖超在旁解释说：“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起了自己上学时的经历，当时他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洗干净晾干。周恩来教育侄女，现在国家还困难，还是以节省为主。周秉德听后使劲儿点点头，她知道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图|邓颖超旧照

就这样，在伯父伯母的照顾下，周秉德从学校毕业走向了社会工作。为了补充师资力量，周秉德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北京东郊区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婚礼上，伯父伯母的贺礼

周秉德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邓颖超提醒她：“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

周恩来则现身说法启发她。周恩来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周恩来没讲侄女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周秉德发现，伯父不仅仅是长辈，更像是一个知心友人。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照

在周秉德的婚姻问题上，周恩来和邓颖超没少操心。1958年夏天，周秉德的妈妈给她说了一个对象，人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周秉德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伯母的意见，周恩来说：“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周秉德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经到了25岁了，该是时候考虑婚事了。有一次，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从苏联回国了，她给周秉德介绍苏联的同学认识。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提醒周秉德：“现在是非常时期，苏联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丰泽园，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

邓颖超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周秉德已经从话中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所以，这一次恋情又以失败告终。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一次，周恩来无意间谈起了一位青年军官——沈人骅，人30出头了还没对象，便决议为侄女牵线。两人见面后，互生情愫。邓颖超也赞同婚事，她说：“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图|周秉德和沈人骅

就这样，周秉德和沈人骅在第二年走到了一块。周恩来欣喜地送了两人一件礼物——一张邓颖超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周秉德很喜欢，把它代替结婚照一直挂在床头。而伯母邓颖超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有缎子被面、毛毯、枕套、成对的茶杯……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登门道喜。

侄女眼中，周恩来邓颖超的爱

在日常生活中，周秉德和伯母邓颖超走得很近，她们两人闲暇时间，就会和平常母女一样聊天，倾诉。据周秉德回忆说，伯母和她说过，1927年，邓颖超难产，儿子未能成活，赶上“四一二”白色恐怖，中央决定让她从广州赶往上海。她一路劳碌奔波，产后没有休息，医生诊断她不能再生产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老同志跟农村的夫人离婚，再找大学生、文工团员。邓颖超也跟周恩来说过：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还是再找一个。周恩来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在周秉德的眼中，伯父和伯母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年轻时期的合照

周恩来和邓颖超除了革命战友外，生活中也少不了寻常夫妻的“吐槽”。比如说，一次，中共元老级人物过生日，周恩来吩咐秘书：给寿星送一个花篮，以周恩来的名义。邓颖超知晓后，很不开心，她说：怎么就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周恩来赶紧说：对对对，还有大姐，一块儿。

邓颖超一辈子不管钱，周恩来更是不管。有时，周恩来问秘书：我现在有多少钱？邓颖超听后，非常生气地说：他连‘我们’都不说，只说‘我’。在这之后，邓颖超交代秘书，把她和周恩来的帐分开记，到月底了周恩来只剩下了两毛六分钱。不过，这个做法只短暂地实行过。

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颖超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恩来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恩来也尽量“压低”邓颖超，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颖超和侄女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到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花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周秉德与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她看到了除了伯父“压低”伯母外，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那份真挚的爱。

据周秉德回忆称：

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跑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吃惊不已。

与伯父最后一次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膀胱癌住院。邓颖超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可也十分看重亲情。周恩来住院时，她坚持按照中央规定，不让亲属去探视，也从来没有向侄女透露一点点伯父病情的严重程度。直到1974年5月份，周秉德才知道实情。不过，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其他人都需要上报批准。这种情况下，周秉德给伯父打了一个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订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一起住吗？你爸爸妈妈好吗？”

这一连串问题，饱含着伯父对侄女的关心。这些话出自一个重病的老人口中，足以说明他对亲人们有太多的牵挂了。

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周秉德担心伯父太累了。于是，她忙说：“伯伯休息吧，我谈的时间太久了，您累了。”

接着，她又说：“七妈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让她快来，好，再见。”周恩来语气很微弱说完后，挂掉了电话。

在与伯父通电话后，周秉德仍然对邓颖超要求去医院探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一个星期，1975年5月，邓颖超给周秉德打了一个电话，说道：“伯父今天有事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下午可回家里坐一坐，你不是想看他嘛！你也来吧！”

周秉德立即请了假，骑车赶去伯父家。周恩来见侄女来了，和她说了一会儿话，问道：“你没把孩子带来吗？”听到这话，周秉德很自责，她心里埋怨自己太拘谨，也很后悔没把两个儿子带来，让伯父享受当爷爷的乐趣。

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该回医院了。周秉德俯下身子在伯父的耳边小声道：“伯伯，我跟你照张相，行吗？”

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周秉德听话地点点头。回想往事，周秉德只在1964年结婚以前与伯父合过影。这些年，竟然没有多少在一起时可回忆的物件。

后来，周恩来去世了，周秉德和伯母要了伯父一件破旧的衣服作为留念。于是，邓颖超就把周恩来穿过的非常破旧的睡衣拿给了周秉德。周秉德发现，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

看着这件破旧的睡衣，周秉德仿佛又看到了伯父。她感叹道：“伯父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入中南海，跟着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生活，直到1964年结婚离开。她此后也是伯伯家的常客。伯伯曾和周秉德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由此可见，周恩来对亲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周恩来患病期间，他曾立下遗嘱，和爱人邓颖超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概括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离开。”

图|邓颖超晚年照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按照邓颖超生前所立下的遗嘱，周秉德取出了保存了16年的一套旧西装，和同志们一起，流着眼泪，把西装缝补好。

然后仔细擦拭了精心保存了16年的伯父周恩来的骨灰盒。邓颖超就是穿着这套旧西装，用总理的骨灰盒而去的。7月18日，按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他们夫妻二人，信仰、观念完全一致，难怪两人能白头走下去呢！

两位长辈去世后，周秉德带着全家人，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给老家人鞠躬悼念。周秉德曾说：“伯父和伯母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周秉德和家人后代将伯父伯母的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