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175名将军复出遇尴尬，各大军区都不要，周总理亲自做工作

1972年，在毛主席中南海的书房里，主席和周总理盘点手头工作时，感受到了有一个比较迫切的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当时，有多达175名将军复出都遇到了难题，全国基本上没有军区想要收留他们，如何帮他们找到好的出路，毛主席授意周总理牵头组织落实，为此总理想了很多办法，也做了很多工作。

由上到下，由易到难

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有两个基本原则，即“由上到下，由易到难”。

这是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他的解释是，怎么做上面的解放工作，可以形成政策和标杆，下面按着做起来就简单了。

做工作，难度总是有难有易的，难度大的，就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就不怕难的了。

做干部工作，总理还是分层级规划的，中组部负责的是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政策，总理办公室负责的是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政策，总政治部则负责正军级的干部政策。

为保证工作不出纰漏，他还要求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要送到政治局做最后的讨论，再定夺，确保万无一失。

在当时的干部工作中，军以上的干部数量比较多，级别最高的则是彭德怀和贺龙元帅两位。

根据总理提出的原则，他们两位的问题也应当最先解决，形成样板，给后面提供参照。

当时，干部工作做得很不容易，两位元帅就算身居高位，复出过程也颇多周折。

以贺龙元帅举例，总政治部拿到任务后，便派人到了专案组拿材料，但负责人这边却多有推脱，让他一直迟迟拿不到材料。

专案组那边讲，贺龙同志虽然是要复出的，但主席和总理都没说让总政治部来做，所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蒋润观。

贺龙元帅的身份确实特殊，除了是元帅，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按照军以上干部来处理，很有些说不过去。

蒋润观就这样白跑了一趟，他回去之后，将问题向上面做了反映，大家感慨就算毛主席说了，工作还是这么难做下去，贺龙元帅都不行，下面的又该怎么办呢。

事情就这样拖到了1974年的9月份，直到毛主席亲自做了批准，才终于恢复贺龙元帅的名誉。

在做陈再道和钟汉华工作的时候，周总理特意找了田维新和魏伯亭谈话，给他们选定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回去之后，便写了报告交到了政治局讨论。陈再道本来是在武汉军区做司令员的，因为职位比较高，复出之后要官复原职就比较困难了，他们就想着给他找一个和原来职位相当的去处。

一番考察下来，发现各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只有一人，实在不能将陈再道再安插进去了，他们便去请示了周总理，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

职务是定下来了，只是具体去哪个军区又叫人犯了难。

有一位军区司令员曾是陈再道的下属，听到要让老上级回来给他当副手，觉得工作不好开展，便马上推辞了。

还有一位司令员说得更直接，甩下一句：“老田，千万别让他来。”

几个军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韩先楚不怕困难，先行揽下了这块“烫手山芋”。他的表态非常爽朗，说道：“欢迎陈正道来福州”。

就这样，陈正道复出之后还做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本来是中将，后来做了广州军区的副政委、装甲兵政委以及成都军区的政委。

王建安与陈再道一样，也是一位老资格。他本来在济南军区做副司令员，复出后没人愿意接收，最后也是被安排到了福州韩先楚那里。

一开始，田维新找韩先楚商量时，还吃了一个小小的“闭门羹”。韩先楚觉得，他已经收了一员老将，就应该让其他军区也想办法安排安排。

田维新便和他拉扯起来，说自己是找他来征求意见的，这里面也有总理的意思。

田维新还说，，上一次他表现得那么开明，这次却不同了，似乎他的开明是有限度的。后来，还是总理亲自出面，才让韩先楚心悦诚服地同意了。

那时，周总理找韩先楚去北京开会，田维新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迎接。

看见韩先楚来了，田维新还和他打招呼，说：“老韩，你不给我面子，这次可是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韩先楚则还是一副推辞的样子，说王建安本来是他的上级，他手底下的老同志多了，自己也不好开展工作。困难是既定的，见了总理，他也还是有困难。

总理的领导艺术

做干部复出工作，总理将自己的领导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下面的人布置任务，他总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

比如，在做杨勇和廖汉生这两个人工作时，他就让田维新和李德生两人去查查看他们当初具体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他只布置任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由具体负责的人自己去得出。

杨勇当初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一些“欲加之罪”的，复出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定的周折，好在有总理亲自点将，这才保证了其后来的顺利复出。

杨勇是田维新以前的首长，总理于是专程派了田维新去和杨勇谈话，问他对结论的意见。

杨勇的回答很大度，说总政的结论自己并没有什么意见。田维新怕他有什么顾虑，特地将总理的批示拿来了出来。

总理做完工作还会经常性地反思，考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也会特别体谅和关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

比如，他后来回看给杨勇做的结论，觉得口径有些严了，便又给田维新做了一次批示，上面写着：“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这里用了我们两个字，可见主席是要将责任主动揽过来的，他并不对田维新有过多的苛责，还用了“似乎”这样一个表示不确定的用语，来稍稍缓和语气，让田维新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主席似乎把事情说得轻巧，但是田维新领到任务后是相当重视的。

他又亲自去了杨勇下榻的京西宾馆，让他再看看结论，杨勇的态度还是和之前一样，说没有问题。

田维新怕他有什么顾虑，便说把结论先放在他那里，等到第二天又带了一位总政干部部的处长过来。

有了这样一天的过渡，杨勇这才说，结论里将原来一位科长的问题也算在了他头上，不过要真说起来，他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

田维新便根据杨勇的这条意见将结论再做了修改，之后杨勇看都没看，便在上面签了字。

做其他一百多位干部的复出工作时，总理也都是秉持着这样的领导艺术，前后花费了很多的功夫。最终，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总计175名将军才悉数得以复出。

特殊的救援

在复出的将军中，吴克华可谓是命运遭际最曲折的一位。

他在1929年就加入了红军和共产党，资历很老，本来担任的是炮兵司令员的职务，出事后便神秘失踪了，只有少数知情人才知道，其实他是被关押在了地下室里。

如何将他安全地接出来，成了工作小组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困难当前，还是李德生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写下了一条手令，说要提审吴克华，当天晚上就让总政保卫部去提人了。

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看了来人的手令，以为李德生和他们是站在一个阵营的，没有多加怀疑，相当爽快地就将人交了出去，没有浪费组织耗费了那么多精力将他援救出来，也证明了他的工作能力并没有退步。

见到李德生和田维新以后，吴克华的样子明显是被折腾怕了，不仅不敢坐，还俯手弯腰地，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有罪。

李德生看他这个样子可怜，赶紧解释说自己是周总理派来的，说提审不过是装装样子，好将他从“魔窟”中带出来。

只是，吴克华这些年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一时间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李德生也只好顺着他的习惯，改到第二天再谈了。

幸运的是，吴克华复出之后工作做得很好，担任了铁道兵、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和广州军区的司令员等多个职务。

回看吴克华的履历，会为他后来的遭遇感叹，也不难理解他后来职业发展的回春。

他带兵打仗的时候很是勇猛，总是身先士卒，曾经两次受伤，但都扛了下来，顽强指挥战斗，那种逆境求生、宁死不屈的精神在他心里面深深地扎了根，所以就算后来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他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

在吴克华参加过的诸多战斗中，要属塔山狙击战最为出名。这场胜利的战役为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锦州，以及取得辽西会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也强势扭转了东北战场的战况。

罗荣恒元帅后来还称赞说，四纵打得好，像这样的狙击战范例，在红军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最后，吴克华是在1987年的2月份去世的，病危之际他还说自己记得当年的塔山狙击战，同时也牵挂着当时牺牲的战友。

他留下的遗愿便是希望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塔山，想要和当年牺牲的战士们作伴。

与吴克华有类似遭遇的还有秦基伟。他在出事之后一直被关押在湖南，看管的事情由广州军区负责，总理知道他的下落后，便说要把他调回来。

秦基伟就这样被接到了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解放的将军们大都住在这间招待所的后楼。

总理对秦基伟有特殊待遇，他是尚没有做出结论，就得到总理召见的唯一一位将军。

要召见的消息，是田维新打电话给后楼的服务员，让其代为转达的。

秦基伟接到消息后，马上回了电话，问田维新自己应当穿什么衣服去好。田维新便对他说，穿军装，还让他把领章也戴上。

问穿衣的问题，秦基伟是有自己的顾虑的，他在复出之前等于说是有7年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

现在，他刚刚复出，又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很难不有此一问。

这次的召见，总理是将秦基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和他做了一次单独的长谈，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

后来，秦基伟恢复了工作，先后担任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北京军区的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和司令员，最后还成了国防部长，足见他的能力，以及总理当初为何会对他有有别于其他将军的特殊对待。

秦基伟戎马一生，最出名的就是敢打硬仗和恶仗。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1932年的一次作战中，他就有传出一个故事很是出名。

当时他受了重伤，组织上两次安排他好好养伤，但是他却说自己死也不要离开红军，不要担架抬，也不要牲口驮，就靠着顽强的毅力翻越了崇山峻岭，走了三千里的路到了四川。

因为没有做好治疗工作，最后他的右小臂有半条都烂掉了。

1937年，他在临泽担任城防总指挥，遇到了高台失守、临泽孤危的艰险情况。

他的部队要面对5个团，还有堪称自己十倍数量的部队，手头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妇女独立团，还有一些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堪称腹背受敌，手足无措，难以应战。

在如此实力悬殊、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秦基伟就靠着自己临危不乱的精神头，专注研究地形，看怎么做防御，排兵布阵，还自己拿着一把轻机枪在城里面换着地方打，一边做指挥，一边迷惑对手，很快制造了城里面有多挺机枪的假象。

就这样，他在临泽城守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带着部队在雪夜顺利突围了。

从贺龙到秦基伟，当初总理为了这175位将军的复出无不是忙前忙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一位位将军每位都不同凡响，立下过显赫的战功，为我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他们的故事不应当成为历史，被轻易忘记。